1992年7月18日，邓颖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一位银丝满头的老太太，悲泣着一边挪动自己的身体，一边十分刚强地用左手拄着手杖，慢慢坐上轮椅，由陪同人员推着缓缓前往告别室。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太太，就是周宗琼，邓颖超多次夸奖她是“我们党一位能干的‘老板娘’！”

周宗琼，1910年出生在重庆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31年考入北平女子第一高中，1933年毕业后回到家乡江津教小学，第二年任该校校长。因受爱国进步思想影响，在教学中她常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后因指责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是富人的帮凶而得罪当局，被迫离开心爱的教育事业。

1936年，周宗琼和当时在重庆天成厂工作的任宗德结为夫妇。1938年，天成厂破产。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带着厂里遣散的部分机电设备，入股四川合川胜利酒精厂，负责筹建重庆化龙桥营业处，经过夫妻二人的辛勤努力，两个多月后建成了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

1939年初，周宗琼的一位老同学冉琴舫到化龙桥，对周宗琼说：“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已得到国民党中宣部的批准，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他们现在需要一个门市部，而且由于日机大轰炸，他们希望找一个离市中心远一点的地方。一些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的房主，不敢和他们接近，有房子也不敢租给他们，因此他们找房子比较困难。你能不能把新盖好的房子租给他们？”

周宗琼早就盼望能与共产党有个接触的机会，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第二天，《新华日报》的经理熊瑾汀前来与周宗琼商量，最终确定将周宗琼的底楼作为《新华日报》的营业部。不久，《新华日报》就搬了过来。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周宗琼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抗战要胜利，中华民族要复兴，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从此，周宗琼的思想就倾向共产党了，并迅速成为党能依靠的进步群众。

1939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熊瑾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委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自筹资金开办一家独立的国防动力酒精厂，由周宗琼任厂长，为《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提供资金。

早在1942年，周宗琼就曾向熊瑾汀提出过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熊瑾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劝周宗琼不入党：“你把挣到的钱用来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这个贡献就非常大，党组织一定会记住你，你就发挥了在党内起不到的特殊作用。这样，你留在党外发挥的革命作用也就更大了。”周宗琼明白了更深的革命道理，按捺住当时迫切入党的心情。

1943年秋，周宗琼的酒精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她就在母亲的住地韦家院坝修建了一栋房子作为酒精厂的办事处。韦家院坝地方比较偏僻，表面上只是酒精厂的一个营业点，人员来往很方便，能很好地掩人耳目。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把这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及部分党的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周恩来也经常在韦家院坝向有关人员作形势报告，会见社会各界人士。

在韦家院坝期间，周宗琼还支持创办了以陶行知为发行人、邓初民为总编的《民主周刊》。该刊物从创刊到最后一期，周宗琼支持了四分之三的经费，她还支持100万元帮助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

1944年，由中共地下党员出面，她在大溪沟开办了和泰面粉厂和昆仑锯木厂。两个厂子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共党员，以企业职工的名义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45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部分共产党员因身份暴露，秘密撤退到重庆。国民党特务、宪兵对他们跟踪得很紧，为了保存下这批革命力量，周恩来决定尽快转移他们：有的要撤回延安，有的要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还有的要立即出国。可是，组织上一时拿不出这么多转移经费。当时，周宗琼有一批货还没有出手，而党组织派来拿钱的人就坐在她家客厅里等着。她当机立断，主动降低货价，把到手的货款全部交给了组织，让40多名同志安全从重庆脱险。

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局势瞬息万变。周宗琼又一次找到熊瑾汀，提出自己的入党请求。熊瑾汀还是劝周宗琼不入党：“这里是大后方，是国统区，我们有许多同志在党外时工作得很好，很有成效，一旦入了党，自己身份变了，在工作中就难免有所顾忌，有时反而不如在党外好做工作了。”“现在党组织希望你留在党外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比你入党后还要大，那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抗战胜利后，由中共领导的文艺界左翼人士宋之的、司徒慧敏等准备发展电影事业，动员任宗德、周宗琼夫妇参加。他们出资支持，组建了昆仑影业公司，拍摄进步电影。当时，“大孚”和“昆仑”都是在韦家院坝创建起来的。为了“大孚”和“昆仑”，周宗琼不仅无偿地投入了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巨额资金，也为这两家公司的正常运作费尽了心血。为了帮助“昆仑”渡过难关，她遵照周恩来“一定要支持昆仑，办好昆仑”，“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投资办企业，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支持”的嘱托，处理掉她在重庆的所有不动产，倾囊相助。

1946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的危险，吴克坚在上海领导的地下机关奉命紧急转移，党组织再次请周宗琼给予资金支持。周宗琼二话没说，爽快地拿出了资金，保障了同志们安全离开上海。周宗琼的酒精厂办得很成功，从1941年至1946年，专门负责后方邮车动力酒精的供应，所得收入为《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和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经费。也就是从那时起，周宗琼在党内同志中就有了“老板娘”的称号。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的各行各业冷落了许多，国防动力酒精厂也无奈停业，但留下一笔雄厚的资金。周宗琼作为该厂的创办人，分得了一笔巨款。她把这笔钱全部用来支持陶行知新成立的大孚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

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间，虽然身为党外人士，但周宗琼无数次为《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为革命同志的安全转移，为党的相关活动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资金。

新中国成立后，周宗琼被调到国家水利部工作。她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的列席代表。她在水利战线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终于在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

邓颖超曾意味深长地说：“周宗琼是我党困难时期一位能干的‘老板娘’，从各方面帮助我党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党花了人家很多钱，但人家从不跟我们算账。”

周宗琼后来回忆说：“有人说我们党要欠我周宗琼几千两黄金。离休后没事，我还真的估算过，有还真是有的。但我决不跟党算账，要算就算我周宗琼向党组织交的党费吧。”

周宗琼入党的故事令人敬佩、引人深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今天，我们每一名党员都要像周宗琼同志一样，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入党，时时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境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