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校特意请出80岁的老校长吴玉章观看演出。演到“哭坟”一场时，工作人员不安起来，他们发现前排正中一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长神情变了，只见他微微低下头，眼睛闪出泪花，进而泣不成声！吴老为什么哭呢？

原来，吴老触景生情，想到了已孤苦伶仃去世10多年的妻子——自始至终深爱的爱人游丙莲！

1946年，游丙莲重病已久，一再传书带信盼正在重庆的吴玉章回家一探。老妻已经70岁高龄，这一病，怕是要不好了。

可是这时中国内战阴云正浓，国共对峙一触即发，办事处工作人员正在安排紧急撤退，减少人员。吴玉章作为公开了身份的四川省委书记，正是需要坐镇指挥、应对一切的时候，又怎么能走得开呢？

为此，他一边命儿子回乡侍母，一面等待转机。

这一等，就等来老妻去世的噩耗。这让吴玉章极其痛苦。

在吴玉章看来，老妻对他恩义深重。

他18岁那年，娶了20岁的寒门女子游丙莲，一个旧式农家女儿，裹过脚，几乎不识字，但是两人却能互敬互爱，婚后三年多，育有一女一子，正合一个“好”字。

可是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6年多。为了谋求国家的出路，吴玉章不顾“妻贤子幼”，于1903年东渡日本，从此，他与妻子游丙莲开始了长达44年的分居生活。新媳妇变成了晚辈口中的 “幺婆”（吴玉章排行最小，被称为幺公），少妇变成了老妪。

而吴玉章自己呢，虽说将妻子留在家乡，自己革命在外，但是他的身边始终未有他人，多年来颠沛流离，形同单身。所以他说：“我是对得住我的妻子的。”

吴玉章之所以视游丙莲为婚姻的最后归宿，做到平生不二娶，他曾在《六十自述》中谈及三点理由：

“第一，是因为我既从事革命，不能顾及家庭。我有一儿一女，家里又穷，全仗她为我教养儿女。我在日本留学时，家曾断炊数日，终赖她勤俭得以使儿女长成。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何忍负之？！”吴玉章几十年奔走革命，很少能顾及家庭，家中全赖游丙莲在家含辛茹苦，勤俭度日，免去了后顾之忧。因而，妻子对他，不仅夫妻情重，而且恩义难负。

在四川荣县的旧居里，至今仍然挂着两张游丙莲的照片。第一张全家合影，吴玉章正站她身后，西装革履，风华正茂，而她面对镜头略略侧坐，姿态娴雅，是吴玉章从日本归国返乡所照，时间约在1911年左右。在第二张照片里两人凭几而坐，他犹是壮年，她却微微佝偻，发式后梳，脸窄而长，再无当年饱满。小鞋尖尖地与吴玉章坐在一起，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吴玉章回乡所照。在外人眼中并不般配的衰老，也许在吴玉章的眼中，妻子的衰老正是她为家庭辛苦付出的证明，值得他尊重爱护。

而他的第二点原因是：“乡里贫贱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则狂嫖烂赌，抛弃妻子，另纳新人，往往使可怜的原配孤苦伶仃或饮恨而死，为世诟病。我为挽救此种恶风气，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碍而不让其远行，故以身作则，以塞顽固者之藉口。到了我相信共产主义，并听到以共妻来诬蔑共产党以后，我更以共产党的道德，坚强我的操守，以打破敌人无稽的谰言。”这是多么质朴和真切的理由啊，正说明他的婚姻道德源于自觉的养成。

而第三点原因更令人感佩。“真正要以共产主义打破人压迫人的制度，除了消灭财产私有而外，还有男子压迫女子、欺负女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数千年习惯的问题，不是空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转移风气，必须有一种坚忍不变、人所难能的毅力以移风易俗才会有效。我觉得我生在这新旧过渡时代，以我个人的苦痛来结束旧的道德，过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至再受这种苦痛，就要建立共产主义的婚姻道德如马克思、列宁的婚姻道德一样，以解放今后世界的女子。”这是何等的道德教化意识！后辈女子读到此处，当为之叹服，继而起立鞠躬，深深感谢这位为妇女解放以身实践的老人。

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婚姻是幸福的。自己的幸福，不在于世人所羡慕的“富贵双双到白头”，而是他和游丙莲尚健在，等到革命成功，可以家园团聚，乐享太平，“贫贱双双到白头”。他还很朴素地想：“不敢妄自比拟马克思、列宁两大伟人的夫妇于万一，而夫妇同偕到老这一点是堪与同庆的。”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还在，妻子已撒手人寰，夫妻却再不能偕老，他怎么不为之一哭，哭自己老年失侣，哭她付出的牺牲！

吴玉章的哭妻祭文中写道：“四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今别我而长逝，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这话是说游丙莲，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区别仅在于，他更自觉、更甘愿付出牺牲。鲁迅说，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而吴玉章，让游丙莲活成了她想要的贤妻良母，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终生受人尊敬。

作为父亲，他还为痛失爱母的女儿而哭。长女吴春兰，1898年出生，中年失夫，一个人抚育二儿四女，使六个孙辈得以成长，都参加了革命。所以他说她“受人欺凌，艰苦奋斗，不愧贤能”。更可贵的是这个女儿还常伴母亲左右，帮助操持家务，既慰母亲之孤苦伶仃，又安自己天涯海角之牵挂。而现在女儿失去了形影相依的母亲，怎能不为她一哭！

还有儿子吴震寰，这是吴玉章最看重的孩子，秉承了夫妻俩“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这个孩子生于1900年，17岁就离开母亲身边，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930年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要用自己的水电技术为人民服务。现在，儿子因为忙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未能及早侍奉病弱之身的母亲，这怎能不使他抱憾！

他还为吴家失去一位宽和忠厚的长辈而哭。“我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为倒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犹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侄辈，使家庭和顺、生齿繁荣。你待人忠厚、做事谨慎，使亲友称誉，得到人人的欢心。你不愧为贤妻良母的典型。”在他的眼中，贤妻良母一般的她，正是革命家庭的基石，她个人的奉献，因此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吴玉章自己就是一个讲奉献的人，常常乐于出来收拾残局，干脏活累活。对于跟他有同样禀性的妻子，他怎能不敬之爱之，珍之重之呢？！

然而，艰危的时局，紧张的局势，让他没有时间沉溺于失偶之痛。翻翻《吴玉章年谱》就知道，那段时间吴玉章要面临的工作是多么繁重，要应对的局面是多么复杂。在国共和谈已经破裂的时候，他要率领已经公开的四川省委在重庆坚持战斗，一边要安排撤退，一边要坚持工作，还要应付特务不时的干扰，而他在同志们的眼中，是一面革命的旗帜、一面党的旗帜，只要有他在，大家就能安心。所以他说：“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于是，10月24日这天，在同志们眼中，他像往常一样忙着各种事务，没有人知道，他于怎样的心情中，无人处独自写下的哭妻书。

时过10年，这位失去伴侣的老人家终于当众大哭，流出了他当年不愿哭、不能哭的泪水。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家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良好家风是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今天，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学习和传承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家风，注重家风建设，涵养家庭美德，修身律己，廉洁齐家，以良好家风促党风政风，带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