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在牺牲前用血的教训提出了‘狱中八条’”。2019年4月17日，在重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他再次讲到“狱中八条”。能够让总书记反复提起，“狱中八条”到底写了什么？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滓洞。从1949年9月初到11月27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这两座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进行了大屠杀，共计300多人遇难。在牺牲的革命者中，大多数都是在1948年因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等的叛变和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而被捕的。这血的教训无比沉痛、无比深刻！在屠杀开始前，这些被捕的革命者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从内部寻找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并相互叮嘱：谁能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转达这血与泪的嘱托。而最终，罗广斌成为了完成这一嘱托的人。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与曾直接领导过他的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张国维一同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七室。张国维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有特殊背景的权贵之家。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官，手握重兵，驻扎四川，是当时四川境内最大的武装集团首领，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的任务，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也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尽力提供情况和意见。1949年1月17日，是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 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围绕这几点先后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关在楼下二室。在白公馆监狱，实际存在一个没有名称的党的秘密领导小组，成员有许晓轩、谭沈明、周从化、刘国鋕。主要领导同志许晓轩、谭沈明已坐牢十年，从贵州息烽监狱到渣滓洞再到白公馆，多次与罗世文、车耀先关在一起。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刻苦学习，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这里，罗广斌与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的刘国鋕、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的王朴、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的陈然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带领十多位难友成功脱险。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后的第25 天，他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了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即为“狱中意见”，共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些意见，都有所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中第一、第三、第六条主要是针对当时几个重要领导干部叛变而发出的沉痛呼声。狱中同志们最感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同志在酷刑下、在刑场上都能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而少数几个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叛变。同志们认为，在长期的地下环境里，隐蔽埋伏，相对平静安全，这是必要的，但少数领导同志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腐化开始，走向了政治上的腐化。元凶祸首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就是其中的典型。
刘国定，1938 年入党，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后便开始私欲膨胀。据狱中同志揭发，他平时收入有限却好追求享受。他想扎姘头养情妇做生意，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忠发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璞经过调查了解，才发现其实是刘的问题。后来何忠发因刘出卖而被捕。何忠发被捕后，刘国定又硬咬定何手中存有黄金多少，逼何交出来。他还在参加特务组织时，与特务头子徐远举讨价还价，说自己是“省委兼市委”，要少将，要做处长。在特务机关，刘国定也是趾高气扬，除了对徐远举毕恭毕敬以外，对其他特务分子全不放在眼里，自以为有“本钱”，还可以继续出卖原先的同志，出卖共产党，为特务立功。刘国定平时要两个老妈子(保姆)服侍，吃饭非鸡鸭不上桌。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毫无原则、见利忘义、骄横跋扈的腐化分子，他的背叛是迟早的事，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作为城区区委书记的李文祥坐牢八个月，却过不了感情关，最后叛变。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并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最后，特务威胁他说：“这是最后一面了。”他听后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后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位同志(三人被捕牺牲) ，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他宣布叛变的“三条理由”中的一条就是：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
在地下斗争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他们被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在狱中，同志们结合自己的思想讨论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姐（江竹筠）早先就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
第四条主要是针对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的惨败和《挺进报》被破坏而说。1948年初至8月，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很快失败。狱中同志有的直接参加过起义，有的参加过为起义服务的有关工作。他们大都认为，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根据上级指示，发生了“过左的盲动倾向”，领导武装起义的几位同志，忠实积极，英勇战斗，但对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准备而又急于求成。例如，有的同志说，刘伯承已经过黄河了，不久一定要进四川，我们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有的领导同志到工作较好的地区巡视一趟，就认为“好极了！简直像解放区”。有的领导同志偏听偏信浮夸汇报，屡次表扬“一个同志两个月发展三个县的组织，很快拉起武装”，轻信只要起义旗帜一举起，农民都会跟着来。实际结果却并不是这样。敌人大军围剿，敌众我寡，几处起义均很快失败，造成了重大损失。
《挺进报》是当时重庆地下市委机关的发行刊物，最初只在内部发行，但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开展对敌攻心斗争，从第十五期起，即改变发行方针，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大小头目，报纸的内容也做相应的改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在特务密布的敌人统治区域里，创办发行这样大规模的地下报纸，本身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如今公开寄发，无疑是火上浇油，强烈地刺激敌人，硬捅马蜂窝，在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第五条与第四条问题相似：麻痹轻敌。一方面，从领导层来说，表现出来的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本应更好地隐蔽自己，麻痹敌人，深入发动群众，伺机地侧重地开展群众性的合法斗争，但我们却大肆张扬，突出公开斗争，向敌人投寄《挺进报》，公开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具体到人，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认为“特务算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而我们还蒙在鼓里。有的同志被捕前，在被告知已被特务监视的情况下，还不以为意。有的同志的信件长时间被捡扣、被偷看而未发觉。有的同志明知有危险，却图侥幸不走，程谦谋就是这样被捕牺牲的，他生前说：“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第二条和第七条都是讲党内教育。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 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狱中同志热切希望在他们身后，能切实加强党内教育，最重要的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提高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陈然烈士说：“矿砂只有经过提炼，才能生产出金子。”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他们要求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洗刷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不让任何病毒细菌侵蚀党的组织。坐牢10年、组织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同志许晓轩烈士陈述了他对党的“唯一意见”：希望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允许非党的思想在党内蔓延滋长。
最后，第八条，是狱中志士们一致的强烈要求。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 ，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
地下工作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执政以后，如今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美色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也过不了几关。他们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叛徒。因此，我们今天仍然要按照烈士的遗愿“严惩叛徒”！
八条意见，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斗争经验总结，每一条都是发自肺腑；八条意见，是狱中共产党员的深刻思考，字里行间浸透着血与泪；八条意见，是狱中共产党员的衷心希望，今天的人，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不能忘记！
“狱中八条”是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狱中八条”警示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思想从严、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