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范长江、夏衍、恽逸群、徐迈进、陈同生等文化新闻界人士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青记担负着见证传播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神圣使命，其成员始终活跃在抗战最前线，被誉为“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书写了战时中国新闻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青记总会迁至重庆，进入全盛时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抗战足迹。

重庆社交会堂：一场别开生面的抗战报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企图日益明显，蒋介石以“争取有利阵地”为名，将主力退缩到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部，以保存实力。更有上层阶级沉迷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以致被讥讽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却开展得有声有色，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

配合这一形势，根据地的抗战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报纸对根据地的军事形势和人民生活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报道，同大后方的生活成为鲜明的对比。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报道的封锁，大后方人民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知之甚少。

为了突破这一封锁，将敌后乃至海内外的抗战情况介绍给广大重庆人民，1938年底，刚刚建立的青记驻渝通讯处决定向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发出报纸征集信，在重庆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报纸展览会。征集信一经发出，就得到了积极响应，各抗日根据地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今泰国）、越南、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纷纷将报纸邮寄至重庆。

由于各根据地的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和敌伪政府的层层关卡和封锁线才能到达，一不小心就会被扣留，所以征集工作困难重重。一些地方更是想方设法躲避检查，比如豫鄂根据地把出版的报纸藏在打通的竹竿中，运到重庆。

青记开展的报纸征集工作，也得到了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大力支持，展览会有很多报纸是从新华日报社资料室借来的。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与青记关系密切。除社长潘梓年是青记的名誉理事外，徐迈进任常务理事，其余编辑记者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记，如章汉夫、许涤新、石西民、刘述周、吴全衡、杨慧琳、郭于鸣、于刚、张企程等。 青记在武汉成立时，《新华日报》的张谔专门为青记设计了以笔作枪的徽章，成为青年记者抗战、团结、进步的象征。

1939年1月28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支持下，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报纸展览会在重庆社交会堂正式开幕。由于战时物资匮乏，会场十分简陋。主办方从学校借来许多课桌，把它们拼接起来，报纸就用图钉钉在课桌上，从进口到出口，弯弯曲曲地转了几个圈子。

展览会共展出战时中国20余省市的报纸500多种，新闻照片40多幅。除了在大后方出版发行的报纸之外，还有东南亚地区出版发行的华侨报纸，而更多的是来自敌后根据地出版的小型抗战报纸。其中，有的是铅印，如在山西长治附近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聊城出版的《抗战日报》；有的是石印，如山西岢岚的《西北战报》《抗日自卫报》，山西长治的《战斗日报》；更多的是油印报纸，小小的八开一张。这些报纸 “眉不清、目不秀”，貌不惊人，采用各地出产的土纸，既没有韧性，又厚薄不均，一副又黄又黑的面孔。尤其是敌后根据地出版的油印报纸，面相更差，但内容机动灵活，战斗力强，是军民一心、团结抗战的真实写照。

展览会展出三天，每日参观人数达3000余人。会场出口处放了一本意见簿，供观众提意见。观众留言说，这个展览会使他们大开眼界，懂得了真正抗战的情形，在重庆这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块激起浪花四溅的石子。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展览会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方面扩大了青记在重庆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抗日根据地的消息封锁，让大后方人民真正了解抗战形势和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增强了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作为主办方，青记组织组干事冯英子还在《新华日报》发表《建立地方报纸和敌后报纸》一文，大声呼吁：当前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是把报纸办到敌人后方去，才能武装人民，打击敌人。

国民参政会：促使通过了改进战时新闻政策的提案

1938年，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大后方的新闻控制，各地查封报社、肆意抓捕记者的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署所执行的新闻检查制度，给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和不便。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冯英子联合其他记者起草了一份关于改进战时新闻政策的提案，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

这个提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求确立新闻报道原则，具体表现在：军事方面“应注意于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战局发展的正确认识，同时对于新军的建立，军队的政治工作，及训练壮丁、动员民众，予以积极报导和推动”；政治方面“应注重

于巩固全国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促进政治机构的调整，施政方针的改进，以便配合抗战的需要”；经济建设方面“应注重于财政经济之调整，与生产建设之进行”；外交及国际方面“应注重于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实施，以促进国际间对我的友谊和援助”；教育及民众运动方面“应注重于战时教育之实施，及民众运动之开展”。

第二部分是要求调整新闻宣传机构，具体措施包括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扩充全国通讯广播事业、扶助全国新闻事业、加强国际宣传力量等。

第三部分是要求增进新闻记者的工作效能，具体措施包括由政府设立战时新闻记者训练班，提高新闻记者技能；由新闻界组织或新闻学术团体举办战时记者训练班，充实新闻记者学术技能；政府尽量协助新闻记者工作，给予交通便利；政府对于新闻邮件给予军事邮电递送便利等。

这份提案的重点是第二部分，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然而，正式通过时被改为“改善新闻检查制度”。

提案初稿起草后，为了能够在参政会顺利通过，冯英子和青记成员分别联系、拜访了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博古和沈钧儒、邹韬奋、张伯苓等民主人士，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1938年10月24日，青记驻渝通讯处专门在重庆永年春餐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几十位国民参政员，请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这个提案。

当时参会的有董必武、博古、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张伯苓、许孝炎、刘百闵、卢冀野等，涵盖了各党派人士。经过讨论，在最初提出的“确立战时新闻政策”前，加上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许孝炎又提议，在后面加上“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最后，整个提案的全名就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

10月28日至11月6日，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正式召开。该提案作为当时两件与新闻事业相关的提案之一（另一个是邹韬奋提出的“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由胡景伊、沈钧儒、刘百闵等21位参政员在第六次会议上共同提出并正式通过。

可以说，这是青记通过合法手段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提案通过后，大后方很多地方的文化新闻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对提案内容进行热烈讨论。青记总会专门通电国民参政会，称“此案实切中当前新闻界之急需，尤为全国新闻从业员所祈祷，自中国新闻史言之，此案至少在精神上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各地青记分会通电表示拥护，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采择施行”。

曾家岩50号：青记负责人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

范长江是青记的常务理事之一，也是实际负责人。他是第一位报道红军的国统区记者。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是他在采访中遇到的第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作为战地记者，身先士卒，活跃在各战区的第一线。1938年5月，范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从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周恩来亲自致函慰问：“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

武汉沦陷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在周恩来领导下，很快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国新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闻机构，利用民办新闻团体的名义，既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供稿，同时向国内外150家报纸供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封锁，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业绩，达到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目的。

1939年初，范长江率领东进支队到浙江金华采访，正好遇到赴皖南视察工作的周恩来。范长江向其汇报了当前青记和国新社的工作，并说准备将青记总会设在重庆，以便更广泛地开展新闻界的团结抗战工作；国新社也将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以便联系和发展西南、西北的通讯网；这次东进支队的记者准备进入皖南，分别深入新四军各支队，着重报道敌后军民齐心抗日、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英勇事迹。周恩来对范长江的工作表示赞许。

该年5月，青记迁至重庆。范长江在处理会务之余，多次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并郑重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了范长江的请求后，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并愿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但鉴于范长江当时的社会影响力，需要得到延安党中央的批准。几天后，周恩来高兴地告诉范长江，党中央已有回电，批准入党，向他表示祝贺。范长江听后，激动不已。

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与沈谱（沈钧儒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在重庆良庄举行婚礼。周恩来亲临婚礼现场祝贺，送给这对新人一个精美的苏联乌拉尔山石制成的像架和一块漂亮的红花台布，并提笔写下贺词“同心同德”。周恩来还带来了邓颖超（沈谱的上级联系人，当时因病在乡间休养）的亲笔贺信，祝福二人“今后共同生活，在恋爱与事业交织中，更加活跃与丰富，善处益巩固！坦白真诚，互助、互勉、互信、互谅、互慰，相爱始终”，为婚礼留下一段佳话。

婚后，范长江由重庆赴桂林参加国新社的年会。不久，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手签逮捕范长江的命令。周恩来得知后，连夜通知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协助范长江前去香港，主持《华商报》。

抗战胜利后，范长江又回到周恩来身边，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成为中共对外新闻发言人之一。

张家花园62号：青记进入全盛时期

青记总会迁渝前，冯英子等人已在重庆建立青记驻渝通讯处，位于中营街58号。总会决定迁渝后，直接将青记驻渝通讯处改成总会。

青记驻渝通讯处原本只有两个小房间，远远不能满足总会的日常工作需要。范长江到重庆后，首要任务就是将会址迁至骡马街105号。

1939年5月4日，青记总会刚搬入骡马街，就遇上了日机大轰炸。冯英子后来回忆，“那时我正在骡马街105号，我们学会新的房子里，听到头上敌机嗡嗡而响。炸弹如雨点般的落下，但觉房屋在摇晃，硝烟弥漫，地皮也在震动”，城市陷入一片火海。青记门前也落下一枚炸弹，万幸的是没有爆炸，但打穿了街上的石板，钻进了下水道，四周散落不少硫磺。

经历大轰炸后，范长江意识到骡马街也不适宜办公，又将青记总会迁至张家花园62号樾园，才相对稳定下来。在这里，范长江总揽全局，傅于琛任秘书，徐迈进、庄启东和冯英子负责会务，厉杰夫、沈舟、吴学文等也被邀请加入。青记快速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从创办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2000多人，分会遍及全国各地。

9月1日，范长江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纪念今年记者节》，指出中国新闻界在这一年有了很大变化：一是青记提出的加强战地新闻工作，开辟了中国新闻史上新篇章；二是新闻工作者的英勇斗争已有光辉业绩；三是新闻界团结之风气逐渐增强。这一时期，青记工作也得到很多正义之士的支持。一次，范长江坐人力车经过一条小路时，一个不相识的青年赶上来送给他一个纸包。打开一看，赫然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就的一份新闻界进步人士的黑名单。

随着国民党反共投降、分裂活动加剧，青记也被视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遭到打击和迫害。

首先是削减经费。原先青记在武汉成立时，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批了每月1000元的经费，到重庆后被国民党当局减为500元，后来连500元也是推三阻四，直到彻底不发了。

其次是严密监视。国民党特务密查青记与国新社的活动时提到，“该社网罗名报、名记者、放弃优厚待遇，建立合作社性质之通讯机构，别有用心，于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康泽声称，要给青记、国新社一点颜色。果不其然，范长江等要到东战场去，特务即准备暗杀他们；桂林的印刷机构以人手不足为由，拒印青记会刊；青记南方办事处主任陈同生到衡阳印刷会刊，却被特务劫持，后机智逃脱；青记会员和国新社记者在公开场合采访时，被特务搜身、住处被搜查、日常行动被跟踪，等等。

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青记的许多领导人先后被迫离开重庆，青记会务不断压缩，会址也从张家花园迁到化龙桥嘉陵江对岸的猫儿石。此时，青记理事会正面临重新选举。考虑到会员散落在全国各地，加上战争造成交通阻断，总会拟了一份包含75名理事会候选人的名单投寄到各地会员手中，准备进行通讯选举。不料，这份名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1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宣部以信中有反动内容为由，下令查封青记总会，禁止青记活动。不久，国际新闻社也被查封。青记在重庆的活动由此终止。

尽管青记总会被查封，但在解放区的延安分会、太行分会、吕梁分会却依然活跃。此后，原在国统区工作的许多青记会员也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在不同的岗位进行斗争。

青记总会虽然只生存了短短的三年半时间，但却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为记者服务、为抗战服务、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的新闻记者组织，是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青记的旗帜再度高高飘扬。其成员继续奋战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如范长江、恽逸群、邓拓等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青记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创立日——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确立为中国记者节。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作为“长江韬奋奖”的前身之一，是全国中青年记者评选的最高奖。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