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京剧《十三妹》。晚八时许，剧情进入高潮之际，一位身材魁梧、形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耳低声报告：下午六时许，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刺杀，送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使周恩来不觉一震！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沉着地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他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
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从侧面看上去，与周恩来颇有几分相似。这件事是否是针对周恩来策划的？有没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否能够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一系列的问号，一下子涌上周恩来的心头。从重庆谈判开始以来，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无不对毛泽东的安危忧心忡忡。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和所有在重庆的同志们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精神状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发生，无疑将同志们的忧虑情绪推向了最高峰……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个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经历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矛盾顿时凸显。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国，这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份电报，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大造声势，在国内要闻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新闻：“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摆出要以“谈判求和平”的姿态，企图抢先占领舆论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毛泽东不温不火地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的问题。
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电报，“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蒙蔽了一些媒体，《大公报》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也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电，继续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这三封电报，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风口浪尖，处于一种进退为难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摆下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如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去，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毛泽东的安全如何保障？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遭遇，即是前车之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表态：“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8月24日，毛泽东即回复蒋介石“ 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批评那种一定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的论调，认为“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这件事如何决策，事关重大。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坚决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8月25日、26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做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十分清楚，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无疑是以防不测，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做了最坏的准备，还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考虑具体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指定龙飞虎、颜太龙、陈龙等三人做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龙飞虎和颜太龙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先后跟随周恩来赴重庆，政治上绝对可靠，熟悉重庆情况，长期从事保卫工作，是最佳警卫人选。
随后，周恩来又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毛泽东在重庆的警卫工作，决定增派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齐吉树照料生活，另派枪法精准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随行。同时，周恩来确定，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安排；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由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负责；谈判期间代表团对外办公地点的保卫，由朱友学负责。
一切俱已安排妥当。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公布后，基层的同志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什么看法？著名作家方纪在散文《挥手之间》中，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述，“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延安数千军民到机场相送，气氛十分凝重。登机后，“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拥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玻璃上。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8月28日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安然着陆。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山城重庆再次沸腾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谈判十分艰难曲折。历经双方代表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署《双十协定》。但是，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就在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宴会的时刻，突然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在这个微妙而敏感的时刻，这不能不引起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立即起身离开晚会现场，当面质问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这究竟是不是有计划的暗杀”，要求他立即彻查此事，并切实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随后，周恩来赶到重庆市民医院，慰问李少石家属。在医院里见到李少石的遗体，周恩来想起了他的岳父廖仲恺先生，不禁悲从中来：“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现场笼罩在悲愤之中。
但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后事，又匆匆赶回宴会现场。他要求宪兵司令张镇，必须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于是，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亲自布置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深夜十一点多把毛泽东安全送回红岩村驻地。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安和震动。第二天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和在渝外籍记者10多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经过国共双方对调查过程和结果的确认，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没有复杂政治背景。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终于安全返回延安。当他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平稳降落时，早就等候在机场的两万多延安军民，拼命鼓掌，热烈欢呼，迎接领袖的胜利归来！
从近些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情真是波澜起伏，他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到：“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经过反复权衡掂量，直到10月6日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证明，当年党内外的同志和朋友担心毛泽东安全问题，绝不是杞人忧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沉吟良久，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更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比如，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重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个字条：“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点点滴滴，可见人心向背。
重庆谈判是人民力量的一次胜利。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广泛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开展多层次的统战工作，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采，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心。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以身犯险，体现了革命领袖始终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现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智大勇。这一切，必将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