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重庆《傍徨》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气节》，文中写道：

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什么是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致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红岩英烈陈然，他用自己的生命对“气节”二字的深刻内涵作出了最透彻最有力的诠释。

陈然，原名陈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28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父亲是海关小职员，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工作，陈然也随父辗转各地生活、求学。1938年，陈然在湖北宜昌参加“抗战剧团”，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经过实际工作锻炼，1939年在“抗战剧团”加入共产党。1940年，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剧团内党组织撤离，陈然也因父亲工作调动，随家迁居重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2年因躲避特务抓捕又与组织失去联系。失去组织联系后，陈然仍然自觉地履行一个党员的职责，通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领会党指示的斗争方向，主动深入到工厂、码头去与工人群众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国社会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转折关口，相当多青年的思想状况也因政治局势的复杂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显得苦闷与彷徨。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积极健康的，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为杂志和读者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1947年2月，新华日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重庆撤回延安。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入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政策，断绝了进步人士了解革命进程的渠道；这一突发事件更是打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情况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却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这让几位同志欣喜若狂——“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这无疑是为他们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带来了一盏指路明灯。从此以后，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收到我党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人民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他们认为应该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可是该怎么办呢？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并将该报定名为《挺进报》！陈然他们还希望中共地下党组织能看到这份小报，使他们能尽快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

果然，《挺进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派彭咏梧同志和他们接上关系，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地下党市委的机关报，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就这样，《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它又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

后来，地下党为了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他把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训斥道：“你徐处长说的，南方局已撤离了，《新华日报》查封了，重庆的共产党销声匿迹了，那为什么共产党的《挺进报》寄到我的办公桌上来了。你怎么解释？”朱绍良命令徐远举限期破获地下党的《挺进报》。

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他在解放后被关押于战犯管理所，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血手染红岩》的交待材料，材料中对破坏《挺进报》的过程有这样的交代：限期破案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当时特务机关的情报虽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乱抓一些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捏造栽赃又怕暴露出来更麻烦。我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既感到愤恨恼怒，又感到束手无策，但在无形战线上就此败下阵来，又不甘心。

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就是把经过培训的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自己进步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当时重庆有个民盟办的文城书店，是地下党用来发行《挺进报》的一个联络点。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后，地下党安排店员陈柏林到社会大学学习。在“社大”，“红旗特务”曾纪纲，伪装成进步学生，表示要帮助陈柏林恢复书店，并且希望陈柏林能够提供一些进步的书刊资料给他学习。曾纪纲的假象骗取了地下党员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向他的上级任达哉提出，要求发展曾纪纲，以便协助他开展工作。当任达哉决定与曾纪纲面谈时，曾纪纲立即向他的上级特务李克昌汇报，于是徐远举当即指派特务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陈柏林虽然年幼无知，被特务假象所麻痹，但被捕后，在敌人酷刑面前却表现得十分坚强。而任达哉被捕后，经受不住酷刑折磨，投降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由此引发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一连串的大破坏。

地下党出现叛徒，党组织遭到破坏。组织上迅速作出反应，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机修厂的管理员，家住南岸野猫溪，他收到了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云”。“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左右的小孩。陈然收到此信，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他却并没有立即转移。首先是因为他无法确定该信是否真实，更重要的是他深深明白在情况不明之时贸然行事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回想起抗战期间，为躲特务追捕，上级叫他到江津去隐蔽待命，以后由组织来找他。后来，陈然在江津身患疾病，就违背纪律自行跑回重庆接头，结果接不上而脱党好几年，直到成立《挺进报》特支才重新入党。陈然曾经痛悔地说过，当初就是死在江津也不应离开。所以，他决定，哪怕出现最恶劣的情况，没有确切的消息，也决不撤离！

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的时候，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到他家。陈然被捕了。当敌人搜查的时候，除了查到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一无所获。

敌人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陈然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怒斥匪徒，最后特务强行把他架起来，拿出纸笔，要他招供，以扩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英勇不屈，坚不吐实，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品质。最后敌人无计可施，只有将他押回牢房。

1949年10月28日，陈然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壮一幕。

在国民党法庭上，法官张界宣读判词：“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他们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原来，《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他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态度深深折服。他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向这位同志表示敬意，考虑到工作纪律，没有署名，由组织转交。几天后，他收到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署名。这位同志其实就是他的老战友成善谋，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遵守党的工作纪律，从不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

两位战友的“表白”使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审判实在无法进行下去，特务只好草草收场，将他们押往刑场。当陈然等十人被押到刑场时，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行刑队不敢开枪，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还是从后面开了枪！陈然在刑场上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潇洒！“面对死亡放声大笑”这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他伟大人格力量的真实写照，是他对生命意义的有力诠释！

气节是人生的灵魂支柱和精神脊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守护初心使命，砥砺政治气节，磨炼政治风骨，党员干部就有力量，我们党就有力量。千千万万个脊梁挺立起来，就能筑起民族复兴最坚强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