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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新中国成立的贡献

2019-09-23 10:26:04来源:重庆日报


【编者按】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与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管理中心和重庆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纪念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现特刊发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所作主题报告如下。


李忠杰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把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很有意义。一个是庆祝,一个是纪念。一个是全局性的大事,一个是事关大局的事件。两者时间相隔10年,但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深入挖掘这种联系,既可以深化对南方局的研究和认识,更可以深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和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南方局已经撤销,怎么还会有贡献呢?其实不然。新中国不是哪一天突然成立的。它有一个准备条件的过程,也有一个具体筹划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与南方局密切相关。南方局为新中国的成立实际上准备了很多条件,也开始了筹划的过程。我把南方局的这种贡献,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南方局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和要求,为未来新政权的建设勾画了最初的方向和蓝图

抗战后期,国民党一方面许诺在战争结束后实行宪政,一方面坚持独裁统治。对此,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指出:“国民党不愿放弃他一党专政,我们既然反对一党专政,自然便要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要求董必武与张澜、左舜生等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问题。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报告中公开提出了“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实施联合政府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之后,国共两党围绕着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谈判。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对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七大政治报告,将题目和主题定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很多言论和文章,阐发了我们党对于未来新政权的一系列构想和要求,特别强调了如何建设民主政治、维护人民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等重要思想,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也为未来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新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双十协定》,同时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本质,为推动中国争取人民民主的光明前途创造了思想、政治和舆论条件。

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全突破了国民党所谓训政约法的框架,开辟了实现民主的新途径。虽然这一要求被国民党拒绝,但联合政府的构想是在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在国家层面建设一个新政权的意见,是为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作的重大努力,也是随后中国共产党着力与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筹建新中国的基本方向。

二、南方局帮助和促成了多个民主党派的建立,为通过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统一战线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多党合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和筹备建立的。这些党派,多数是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成立或奠定基础的。

南方局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推进和发展统一战线。南方局坚持“勤交友”的方针,以各种方式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展开不同形式的合作,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5月,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成立(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1949年解散);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后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积极加强与这些党派的交流、协商、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动了多党合作的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民主党派的成立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民主党派在1948年至1949年间,都参与了创建新中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由此正式形成。南方局对此功不可没。

三、南方局推动创造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为从旧政协走向新政协、以政协形式筹建新中国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重庆谈判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及其任务正式确定下来。根据《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协商,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协议。这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但是,国民党政权不愿接受任何对它一党专政不利的民主改革,不仅挑起内战,而且违反政协决议,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政协遂宣告解体。

随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当局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政协会议的工作。毛泽东采纳民主党派建议将“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协”。周恩来对此说明:“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精心筹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手续,宣告了一个新型政权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四、南方局领导和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执政条件下实施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战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从国民党统治区实际出发,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南方局创造性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始终保持党的组织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局面临各种困难、诱惑、挑战,特别需要经受住灯红酒绿的考验。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率先垂范,从高层领导到工作人员,都坚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出淤泥而不染,培育形成了红岩精神,走出了一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子。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系列精神中,是独树一帜的一种精神。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要求警惕糖衣炮弹的侵袭。对于南方局来说,这个要求不是对未来的预警,而是已实际经历的考验。因此,南方局党的建设的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启迪和引领作用。

五、南方局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形成了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不仅赢得了国际同情,而且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础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

南方局的重大外事活动都由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周恩来对外事工作提出“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亢不卑、平等待人、礼贤下士”的要求。在他的带领下,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此过程中,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陈家康、龚澎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重要干部和骨干。周恩来在南方局外事工作中形成的风格,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

南方局的外事工作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准外交”。特别是1944年,南方局先后促成中外记者考察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而且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正式接触和合作的历史;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

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当今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南方局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南方局所作的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和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南方局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治国理政的骨干和人才,他们所具有的品格和风格成为新中国成长过程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辖下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以及港澳地区等,领导的南方地区共有10万党员。南方局下辖的党组织也曾遭到过严重破坏,干部和党员中也曾出现过叛徒和变节者。但是总体上,广大党员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对此,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南方局工作后说,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特别指出,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

南方局的工作环境和任务与根据地有很大不同。他们主要不是用枪杆子进行斗争,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国民党,而是要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他们要做人的工作,还要与很多人交朋友,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他们既要靠勇气,更要靠知识、本领、智慧和人格;他们既要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要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独立思考和决策,灵活机动地应对很多复杂的局面;他们的工作既有政治、经济、文化,又有军事、外事、统战、教育,既要面向国内,又要面向国外;他们主要不是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依靠扎扎实实的具体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他们不能有任何的空想和浮夸,而必须始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作出决策;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阔的视野,更了解和熟悉人类文明包括城市文明,具有良好的文明素质。

正由于有这样很多特点,所以,他们培养形成了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工作风格。这种方式和风格更适合治国理政的特点和需要,在建设和治理新中国的过程中更具有长处和优势。所以,他们都是新中国治国理政急需的高层次的骨干和人才,有的还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因此,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总结说,南方局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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