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余

2019年8月3日上午，一个让我无限感触的名字映入眼帘：清华校友总会发布消息，清华大学1936级校友、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陈舜瑶同志，因病于7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我与陈老有过一面之缘。2009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宋平、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应邀出席。当时，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坐在会场一角看着他们抚今追昔、谈笑风生。他们在重庆那段革命斗争历史，平时我只能从档案文献、回忆录、史书、电视、报刊等处知晓。如今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聆听他们的讲话，我内心感觉很幸福、很满足。

这些年来，随着我对南方局历史研究的深入，对老同志们的崇敬与日俱增。如今噩耗传来，悲痛与沉思让我回忆起陈老与红岩的一段不解之缘。

惊心动魄的一堂党课

红岩嘴13号，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在国统区的秘密领导机关南方局所在地。当年，许多党的年轻干部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岩人，陈舜瑶便是其中一员。

陈舜瑶，福建福州人，1917年9月出生在山东济南。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39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陈舜瑶被派往重庆，先后在南方局宣传部、统一战线委员会文化组工作。她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战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贡献了一份智慧和力量。

回顾红岩岁月，最令她刻骨铭心的事，要数周恩来带领他们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坚持斗争的那一幕。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而诬蔑新四军叛变，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通缉项英。对此，周恩来在电话中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晚，周恩来在红岩召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沉痛地讲了皖南事变经过情况，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两党还要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周恩来提出了党在国统区应当采取的应变对策，并作了具体部署。

接着，周恩来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指示应敌之策：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党组织的情况，就说党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

周恩来要求大家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并强调：“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

办事处狭窄楼道里，聚集着百余名共产党员，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恩来讲话。作为学生出身的青年，陈舜瑶虽然见过大刀水龙，但面临这样严酷的斗争还是第一次。她想起了在延安上党课的情景。教员讲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教员反复叮咛，党员在生死关头，必须坚持立场，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严峻的考验摆在面前，陈舜瑶和同志们明白，今天的党更成熟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根据地军民的支持，有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并不孤单。此时，不但先烈的事迹激励着他们，眼前南方局领导同志的经历都是生动的教材。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等人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次出生入死，还有多少次与亲人生离死别！他们个个是千锤百炼、万死千伤幸存的党的精英，他们置生死于度外，作为革命队伍的新兵又有什么个人的问题放不下呢？

在周恩来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激励下，陈舜瑶等人在心里琢磨，在关键时候，应该怎样去对付敌人，使自己不愧做一名共产党员。夜已深，外面夜黑雾重，国民党军警随时可能破门而入。但小楼灯火不熄，南方局机关上上下下，众志成城，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岿然不动。

多年以后，陈舜瑶时常想起这个场景，感叹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正是在红岩，陈舜瑶等人聆听周恩来等同志的教诲，目睹他们的风范，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成长，并受益终身。

为了红岩精神薪火相传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原南方局老同志，深感有责任将当年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史料搜集好整理好，于是积极组织展开南方局史料征集和编纂工作，并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1983年3月，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后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和重庆等原南方局所辖11个省区市党史部门参与工作，先后征集到3000余万字的档案、文献等资料和大量图片、文物，出版了共九期约200多万字的《南方局党史研究资料》（季刊）和一套共六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这些史料的问世，初步梳理和理清了南方局历史的主要脉络和基本问题，为后续南方局党史资料的编撰，以及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打下了坚实基础。

陈舜瑶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她与邓颖超、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南方局老同志一起，长期关心南方局历史以及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工作。除亲自撰写回忆文章外，她还多次听取有关单位的工作汇报，积极参加在重庆、北京等地举行的纪念南方局活动。

1999年5月，重庆市委举办纪念南方局成立60周年活动，特邀陈舜瑶和宋平、童小鹏、杨超等一批南方局老同志返渝参加。活动期间，邀请方专门召开座谈会，就《南方局史稿》初稿征求老同志的意见。他们与编写组成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对《南方局史稿》的修改完善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2000年9月，陈舜瑶和宋平、荣高棠、鲁明、刘昂、郑伯克、邱南章、张颖等27位南方局老同志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同志，在京召开了红岩精神的讨论会。他们不顾年老体弱，严肃认真地开了一天会，每个同志都发了言，有的还准备了书面意见。会议形成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在京老同志座谈红岩精神纪要》，并寄给了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方面十分重视老同志的意见，对他们参与和推动红岩精神的深入研究表示敬仰。10月，重庆市委专门在北京召开工作汇报会，向宋平、荣高棠、陈舜瑶等在京的南方局老同志汇报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宣传工作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对红岩精神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实践主体等进行了精辟概括，为重庆研究宣传好南方局历史，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指明了方向。

2001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邀请宋平、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回到重庆，隆重举行了红岩革命纪念馆新陈列馆落成暨《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开展仪式。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组织撰写并发布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一文，联合召开了红岩精神研讨会。通过发表文章、开展纪念活动和研讨活动，使人们对红岩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主体、丰富内涵、本质特征和现实意义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积极引导和推动了对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工作。

2004年4月，为筹备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活动，召开全国红岩精神研讨会，重庆市委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在北京向南方局老同志汇报筹备工作。陈舜瑶和宋平在家中接见了有关同志。他们详细审看了《千秋红岩——中共南方局历史图集》，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大事记》《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等书稿，对重庆市委高度重视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宣传工作表示肯定，同时希望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办秘书局的指示精神，扎实做好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工作。

2009年7月，重庆市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南方局成立70周年座谈会。宋平、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应邀到会，并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首发仪式剪彩，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取得的新成果表示祝贺。

在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宣传工作在重庆乃至在全国范围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也日益受到重视。

2002年以来，江泽民和胡锦涛先后对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要求重庆运用好这一宝贵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浩然正气。

红岩人，红岩情

红岩，对于当年跟随周恩来坚持虎穴斗争的南方局老同志来说，既是他们锤炼人生信念的“熔炉”，也是一个革命大家庭。他们在红岩工作期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学习，亲如一家，建立起真挚的革命情谊。

离开红岩后，陈舜瑶和同志们各奔新的战斗岗位。岁月如梭，他们对红岩的眷恋和情谊却从未消褪，涤荡在心。

1994年春节，在京南方局老同志相约聚会，陈舜瑶和宋平得知消息后很高兴。聚会当天，大家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畅叙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场暖意浓浓，欢笑声不断。然而，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夫人刘昂却没有来。就在前一天晚上，94岁高龄的钱之光去世了。几位负责联络的同志知道这个噩耗，但暂时保了密，强忍悲痛，故作欢颜，免得影响“姊妹”们的情绪。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得了信，只是出于同一心理，互相隐瞒。

1999年5月，重庆市委特邀宋平、陈舜瑶等南方局同志参加纪念南方局成立60周年活动。在前往重庆的飞机上，宋平、陈舜瑶不时关心着坐在身旁的一位晚辈——红岩老战友许涤新、方卓芬之子许嘉陵。

许嘉陵出生在红岩，在父母为革命忙碌的日子里，加上生活极其艰苦，年幼的嘉陵不幸患上结核病。因医治不及时，致使结核病毒侵入脊椎，落下终身残疾。

众所周知，当年许涤新从事党的经济工作，手中掌管着数额不小的经费，却没有动用过一分钱给儿子治病。虽然身体残疾让许嘉陵经历了人生磨难，却赋予他比常人更多的坚韧与执着。他通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了中国航天工业的高技术人才，为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缘此种种，宋平、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对许嘉陵关爱有加。参加纪念活动期间，他们常常牵着许嘉陵的手一同走。在留影时，也不忘招呼嘉陵：“来，一起照。”宋平、陈舜瑶对许嘉陵的格外关心，并不仅仅因为许嘉陵是红岩后代，更是他们平易近人一贯作风的真实流露。

面对红岩故土，他们感慨道：“世界观、人生观是最根本的。我们当年在红岩受教育最深的，就是这点。”这就是红岩，以及红岩所赋予陈舜瑶等南方局老同志们的精神财富。 

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