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1949年10月1日下午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为了做好新中国的奠基性工作，在短 短的几个月里，朝乾夕惕，忠于厥职。

组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已经做着“内阁总理”的工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他就初步确定了“内阁”的基本框架，陆续把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李富春、高岗、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先念、习仲勋等调来，担任重要职务。

在政务院及所属部门中如何安排民主人士的工作，周恩来煞费苦心。他根据长期与民主人士的交往和社会各界的反映，草拟了一份民主人士任职名单。为了合理安排民主人士任职，他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功不可没。鉴于傅作义有兴修河套水利工程的经验，周恩来提名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周恩来还叮嘱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李葆华，在水利部人员配置上，“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因此，傅作义向政务院推荐的两名人员：张含英（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刘瑶章（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都加入了水利部的领导班子。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谁来担任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呢？周恩来推荐了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来介绍道，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参加过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其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尽管大家对李书城不太熟悉，但还是接受了周恩来的推荐。

关于政务院的组建，毛泽东与周恩来都认为新“内阁”不能缺少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为表诚意，亲自登门拜访了黄炎培。

当周恩来说明来意后，黄炎培面有难色地说：“1946年68岁时，就觉得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1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耐心地劝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黄炎培听后默然。次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黄炎培欣然同意了。

新中国第一届“内阁”的组成，得到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好评。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孙晓村说：“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任人唯贤的楷模。”

10月21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他在会上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委员会和三十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补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从此，政务院在他的领导下，有声有色地运作起来。

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在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听取关于物价问题的汇报后，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并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

周恩来强调，解决目前困难的方法是：（一）恢复生产。今天的工作中心是恢复生产，凡对生产有利的都要尽量发展。要想恢复生产就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它是可靠的基础。在城市，重点在恢复工业生产。生产增加了，税收就增加了。（二）开源节流。首先，农村的负担还不能减少。第二，新解放区的城市在安定后，就应收税，要适当，不能少了，不可以使农村负担太重，城市负担太轻。第三，发行公债，将公债变成储蓄手段，使游资不动，我们用折实公债保证其信用。第四，借外债。总之，源开得越多，源与流的比重就会好起来。（三）正确运用金融物价政策。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个崭新的课题，周恩来把它归纳为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为处理好这些关系，他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

正是贯彻执行了这些原则方针，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才度过了最为严峻的时期，经受住了考验。对此，周恩来十分自信地说：“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救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到1950年底，政务院的工作卓有成效，周恩来把它总结为：“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过来了，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定。”这样的胜利来之不易，这是不失时机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

治水

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频发，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一亿亩，灾民4000万人。11月18日，在政务院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周恩来便主持召集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专门听取水利部长傅作义关于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汇报。三天后，他听取了水利专家、教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并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为人民除害兴利。他说：“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关系，必须搞好，否则全盘计划都会受到影响。”

全国大面积的水灾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还是靠天吃饭的情景下，兴修水利是农业恢复与发展的关键。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

治水工作刚刚起步，老天爷就变脸作难了。1950年六七月间，河南与安徽交界地区连降暴雨，史、洪、淮、淠四条河流洪水并涨，一片汪洋，造成豫皖境内受灾面积4000万亩，灾民1300万人。华东防汛指挥部立即向中央防汛指挥部发送特急电报，称淮河中游水势猛涨，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

毛泽东读到电报后心急如焚，当即将电报批给了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等开会，专门讨论导淮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由水利部与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负责草拟导淮根本方针和1951年度水利计划。

治理淮河是周恩来领导的第一个大的治水工程。水利部根据他的指示，于9月制订出治淮工程的动员和勘察计划。苏、皖、豫三省同时于10月动工，预计工程以三年为期，从根本上消除淮水之患。

在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并对淮河上中下游的危险水位及最大流量等具体分析后，周恩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总方针——蓄泄兼筹，上中下游兼顾，以达根治之目的。9月22日，他给薄一波、李富春、傅作义等写信，提出了贯彻治淮计划的要求：“在公布前，此计划已付之实施，昨已面告傅、李两同志督促执行。昨晚毛主席又批告，治淮工程不宜延搁。故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办。至华东、中南届时如有修正意见，必关系于勘察后的工程，对于目前紧急工程谅无变更，因此类事业经各方多次商讨，均认为无需等待。”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10月14日，周恩来签发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反映了周恩来的治水理念和智慧。

外交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10月10日，周恩来同董必武、郭沫若、聂荣臻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首都群众300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致电这些国家外交部长，欢迎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我们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认真整理我们在抗战以来的对外斗争经验，“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而是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他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

周恩来还叮嘱出席成立大会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们：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一切从学习开始，不要骄傲，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队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1947年以来，毛泽东曾五次要求访问苏联，可都被斯大林以种种理由婉拒。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恰值斯大林诞辰，毛泽东再提此议，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积极回应。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电报，告知毛泽东拟于12月初访问苏联。

毛泽东出访前与周恩来商定，他先给斯大林祝寿，然后谈签订新条约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确定了，周恩来再前往莫斯科，具体商谈条约细节。12月6日，毛泽东乘火车启程，经过10天的长途旅行，于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

半个月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最近两天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由北京启程，于20日下午到达莫斯科。中苏立即就新约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谈了中方的立场和原则。可在苏方整理的草案文本中，却没有这些内容，周恩来很不满意。随团翻译师哲回忆说：“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

在重新拟订条约草案时，周恩来提出应在条约名称上加上“互助”两字，以表明中苏两国互惠互利，既是同盟，又各有独立性的关系。毛泽东表示认同，让师哲立即将条约翻译成俄文。1月24日，周恩来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师哲回忆说：“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

从1月24日开始，周恩来等又着手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订仪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签字仪式，周恩来与维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签字。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圆满结束了这次外交活动。新中国从这一天开始，迈开了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

编辑/杨洋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