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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南局成立70周年︱西南局时期的宋任穷

2019-07-31 11:34:42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田 姝


1952年7月至1954年底,宋任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担任第一副书记,同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在这期间,他协助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关心培养青年干部、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妥善处理民族问题、重视加强党的工作、积极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为西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给西南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9年7月是宋任穷诞辰1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关心青年干部

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对进军西南作出周密部署。为了进一步解决西南解放后的干部来源问题,二野在上海、南京、苏南、皖南等地大量招收进步学生和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

作为西南服务团总团长的宋任穷,面对热情高涨、踊跃报名的年轻人,心里十分高兴。他多次给学员们讲解革命道理,热切期望这些刚走出学校的知识分子能够顺利成长。在进军西南之前,他特别强调了西南地区的艰苦条件,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地区;云南历史上曾是充军的地方,大家要充分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到了那里全部实现供给制,要钱没钱,要官没官,只有真心愿意献身革命,干一番事业,不怕吃苦的,我们才热烈欢迎。

在行军路上,宋任穷基本上随队而行,并时常与队员们拉家常,鼓励行走困难的同志。一位姓林的队员在行军日记中写道:“总团首长宋任穷,宿营民房又相逢,漫话不拘一条凳,文韬武略长春风。”生动地描绘了宋任穷对队员们的关爱及其平易近人的风范。

在宋任穷的教导和鼓励下,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到西南各省后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工作,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责任感扎根当地,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克服种种困难,投身革命事业。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由贺龙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并任命宋任穷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在西南局工作期间,宋任穷仍然十分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尤其注重青年干部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在10月6日召开的西南及重庆机关干部开学典礼大会的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为“业务工作必须有政治理论的指导,才能明确方向、端正态度,发挥出创造性来”,提倡“将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结合起来”的学习方法。在10月19日举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团校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青年人及青年团的根本任务是学习,……一方面是政治学习,另一方面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只有这两方面都学好了,才能担负起建设祖国的任务”。

主抓经济建设

1952年底,在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党中央着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根据中央部署,西南局把经济建设作为这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集中主要力量来抓。

针对厂矿企业普遍存在产品质量差、设备利用率低、财务管理混乱、流动资金周转慢、成本高与事故多等一系列问题,西南局多次召开会议,从实际情况出发商讨对策。

11月下旬,西南局召开厂矿工作会议。宋任穷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当前西南地区厂矿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管理与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不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进行生产改革。他明确提出,保证生产改革任务顺利完成的四个主要环节是切实加强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工人安全保障与福利工作和基层工会工作。其中,谈到关于生产改革中的领导问题时,他强调“必须加强党委会对生产改革的领导”。

根据会上宋任穷和西南局的部署,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负责人在《关于厂矿生产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报告中提出,生产改革的目标是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逐步达到实行经济核算制和施行计划管理;生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核查资产,确定定额,提高产品质量,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加强成本管理。

1953年4月,宋任穷在西南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西南地方工业会议上特别强调,随着国家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目前西南地方工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根据这样的改革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西南地区的厂矿企业面貌明显改观,工业生产有了极大提高,基本扭转了数年来“投资年年用不完,任务年年完不成”的局面。

在抓紧进行工业建设的同时,农村工作也逐步展开。解放后,西南局在广大农村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使农业生产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发展。

面对农村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宋任穷认为应该作客观正确的估计。1952年12月召开的西南局农村工作会议上,宋任穷提出,“不应把工作成绩很大和工作基础雄厚混为一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时,我们可以勉强跟上,但困难很多,还必须努力克服。如果我们把工作基础估计高了,就容易要求过高,超出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会犯急躁冒进强迫命令的错误;相反,如果低估了我们的成绩和工作基础,就会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容易犯放任自流、尾巴主义的错误”。在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宋任穷进一步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其方向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把农民组织起来逐步走向集体化道路”。而在互助组的问题上,“必须贯彻自愿、互利、民主的三大原则,这是一个方针,也是一个政策”。

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早于1951年在部分地区开始建立。解放后,由于在农村中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随着土改的推进,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获得土地后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但长期的贫困却造成了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尝试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农业互助合作是个新生事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发展后,领导骨干缺乏和劳动力不够等诸多问题日益突出,但得不到妥善处理。有些甚至是赶潮流办起来的,影响了互助组的巩固提高,许多地方的互助运动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

为纠正这种倾向,西南各地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在具体工作中,西南局注意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并用各种办法切实解决贫苦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提倡组织起来,使个体农民逐步懂得互助合作比单干更具优越性,启发他们由个体经济逐步过渡到集体经济。一时间,西南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升温,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直线上升。到1953年,全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673万余户,农业生产合作社有60个。

此后,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又大大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从而提高了农村生产力和购买力,为城乡物资交流和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护民族团结

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西南局始终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谨慎妥善地处理好民族问题,维护西南地区的稳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宋任穷早在云南省任第一书记时,就对民族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到西南局工作后,他认为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主要倾向,同云南省一样,也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如在一部分干部中有所谓两不通,即“团结上层不通,不土改不通”,因而对有些可能团结的上层没有团结好,已经安排职务的上层人士有职无权。又如对民族内部的旧制度急于进行改革,对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够尊重。为此,西南局一方面向各民族地区调配得力干部,加强各级民委机构;另一方面加强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指导。要求各级干部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克服急躁冒进情绪,认真执行团结民族上层的政策,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尊重民族风俗等各项政策。并下大力气积极帮助少数民族扩大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在处理涉及到民族问题的具体工作时,宋任穷等西南局领导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凡是涉及到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不论事情大小,都向中央报告请示。如1953年,组织西藏青年参观团赴京时,是组织西藏、昌都两个团,还是合并为一个团,以及西藏青年代表团副团长的次序如何排列的问题,都是由西南局请示中央后决定的。

由于有中央及时和具体的指导,各级党委的重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仅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还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政权建设方面,到1954年全区已经建立了22个相当于专区、县的民族自治区和326个区乡级的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普遍推行,大大发挥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在经济方面,政府大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事业的发展,修建康藏、成阿、昆洛等公路,在收购与推销中,掌握了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和低税免税的优待办法。在文化教育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保护其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其风俗习惯。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县区级卫生院共300多所,培养了民族卫生工作人员3000余人。此外,为了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还开办了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学校及干部训练班。

西南局及各省委通过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推动了民族工作的健康发展,使西南地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气象。

重视党的工作

宋任穷历来重视党的工作。在西南地区厂矿企业的生产改革中,他曾明确指出“生产工作中更必须加强党的工作”。针对当时“厂矿中党的基础组织比较薄弱,有的厂矿虽有了党的基础组织,但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在生产上的领导作用”的情况,他提倡“应该在生产改革中积极慎重的吸收一批生产积极、联系群众好、作风正派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每个车间和生产小组都有党员,并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车间”,“这是搞好生产极为重要的政治保证”。在农村工作中,他强调“建党是我们领导农民由个体经济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政治保证”,“我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领导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的但又稳健的,有领导、有步骤、有计划的完成建党工作”。

由于党委的高度重视,全党动员,西南地区的建党工作逐渐展开。从1952年6月至10月底,全区共发展新党员49300人,其中产业工人5070人,店员427人,其他工人1397人,机关14647人,大专学校学生273人,大中小学教职员360人,农民27126人。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西南干部缺乏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工矿部门骨干缺乏更为严重。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各项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以贺龙、宋任穷为首的西南局把“大胆放手、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干部”作为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务必认真推进。他们指出,提拔干部的关键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正确贯彻“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同时防止提拔中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西南局作出决定,在全区“已抽调县书160人,地书及相当于地书干部47人,省委一级干部10人”的基础上,再抽调一批优秀的地、县委书记和军队转业干部加强厂矿企业的工作,并作了具体部署。

在做好党员干部组织工作的同时,贺龙、宋任穷等西南局领导非常重视作风问题。他们多次对机关、学校、部队占用群众耕地的行为进行纠正处理。西南局一再指示,“征用农民田地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问题。修建营房、公路、工厂而占用农民土地,虽然是巩固国防与国家工业化所必需,也应尽量少占农田,占用的应妥善处理”。

1953年,解放军某部为修建射击场,不利用荒地和附近暂不使用的飞机场,却占用大量可耕土地,还平毁了一部分坟地,涉及到十几个自然村,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将此事电报中央和军委,同时转发至西南各省委和各军区,指出这种做法“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脱离了群众”,并要求“各省委、军区派出得力干部进行切实检查处理,……今后所有机关、部队占用耕地时,须绝对遵守中央指示,必须经西南局批准才行”。

类似的还有贵州省民族学院圈占农民土地、贵州省总工会疗养院修游泳池占用农民土地等事件。西南局在得知这些情况后,都及时派人进行了妥善处理,将占用的耕地全部退还群众,并按实赔偿,挽回了不良影响。

此外,对于少数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西南局也是严惩不贷。

宣传总路线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总路线公布后,西南局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广泛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努力做到家喻户晓,并要求各行各业都在总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

宋任穷在宣传总路线的过程中尤其注意联系实际。他在1954年1月召开的纪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报告上指出,“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总路线的实际根据;另一方面要研究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总路线的理论根据”。“学习总路线,必须联系实际”,“一方面要防止就文件学文件,脱离工作和思想的实际,不解决思想问题,进行空谈或者清谈的偏向;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丢开文件单纯检查工作与检查思想,把理论学习变成工作漫谈或思想检讨,甚至纠缠于一些生活细节或日常琐事,妨碍提高思想水平与觉悟程度的偏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学习,西南地区各级干部大多增强了对于前进道路的判别能力,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各项实际工作。

宋任穷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及时的,内容也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指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仍写道: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工业、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这个提法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防止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含义。只是在后来的贯彻执行过程中,由于头脑发热,一再加快速度,工作也做得比较粗,最终导致了急于求成和冒进的问题。这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不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身的问题。

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32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

撤销大区的决定公布后,宋任穷参与组织了动员工作,并召开西南行政委员会全体会员扩大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在安排好撤销机构的各项工作后,宋任穷和贺龙、李达等同志于1954年底一起离开重庆到北京工作。

(来源: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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