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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西南局成立70周年︱邓小平贺龙联手改造国民党旧军队

2019-07-31 11:32:47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艾新全


邓小平与贺龙神交已久。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是120师师长,邓小平是129师政委。1940年百团大战后,贺龙所在的晋绥军区相当困难。中央号召各战略区支援,刘伯承、邓小平所在的晋冀鲁豫军区勒紧腰带,节衣缩食,向晋绥军区支援了不少物资和弹药。

邓小平与贺龙的直接交往,是从解放大西南开始的,在建设大西南中更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建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抽调干部到起义部队任军事代表

在改造国民党旧军队中,邓小平与贺龙高度契合,高效地完成了这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90万人。其中起义的就有56万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解放军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情况十分复杂。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挑拨煽动下,与当地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叛乱。

根据毛泽东“包下来”的指示,邓小平提出“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处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1950年2月,邓小平与贺龙联名签署了《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邓小平和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邓小平强调:“国民党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的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重庆或成都由军区处理;对暗藏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处理解决。”

贺龙进一步强调:“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要在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三,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

西南军区抽调了几千名政治和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到各起义部队任军事代表。他们牢记邓小平和贺龙的指示,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是宣传政策,安定情绪,联络感情,了解情况;二是开展民主运动与诉苦运动;三是进行整编。

在起义部队改造的过程中,正值西南地区进行紧张的征粮剿匪斗争。这一斗争迅速在起义部队引起反应。有些军官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抗拒征粮,并造谣说:“土匪问题即征粮问题。”他们与反动地主、土匪合伙向政府进攻。有的起义部队经匪特拉拢,相继叛变为匪。从1950年1月到6月,起义部队中共有27个单位、39万多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100多人。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一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80多人;在贵州的起义部队中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原国民党第20军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302师等部分别于1月至3月叛变,逃入深山。

邓小平、贺龙接到报告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亲自做起义将领工作安稳人心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邓小平和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们把起义将领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

原国民党302师叛乱后,邓小平、贺龙等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十六兵团副司令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劝说叛逃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去什邡,派人上山说服302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邓小平、贺龙命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三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中将司令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的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照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

刘文辉的第20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级。”

邓小平、贺龙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邓政委对我们信任理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交往。”

邓小平、贺龙分别接见并宴请了起义将领。他们还亲自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将领的工作,向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征求他们对西南工作的意见,关心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当刘文辉卧病在床时,贺龙亲自登门探视,到他卧室问候,见面就说:“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我们王老(指王少春)在你那里八年,这个风险多大啊!”刘文辉、邓锡侯等在重庆开会期间,贺龙指示给他们开特灶伙食,并亲自下厨房查看做的饭菜,还向交际科长赵力群说:“刘、邓两老的生活要多加照顾。”贺龙、王维舟等同志每天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方法得当,加之剿匪斗争进展迅速,当地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对起义部队加强监督,对90万人的旧军队改造工作,至1950年9月全部结束。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将绝大部分士兵补入人民解放军,其他人员进行复员,资遣或释放。这当中还按中央军委指示,把经过初步改造的10多万起义部队,转送友邻军区处理。

1952年7月,邓小平上调中央工作,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8月,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副主席刘少奇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党中央同意共青团中央的建议,并决定由邓小平征求贺龙的意见。

邓小平在电话中对贺龙说:“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11月15日,政务院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11月,他辞别战斗和工作了五年的西南,同夫人薛明携子女到北京上任,并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

(来源:红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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