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治德

诗画交往增情谊

谭祖尧（1902-1927），字述尼，重庆江津高占乡（今江津白沙镇）人。8岁入私塾，13岁考入白沙镇高等小学，对中国画颇感兴趣。他进行了三年的临摹和创作，少年即名播乡里。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一年后转学到重庆联中。在亲朋的资助下，谭祖尧于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李大钊是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左派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兼任这两处的秘书，成为李大钊的助手。后来，谭祖尧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在北京建立了“新军社”，并创办《新军杂志》，这本刊物时人誉为《新青年》杂志再现。

谭祖尧年轻英俊，才华横溢，具有出色的组织与宣传能力，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领袖人物。

一次，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前去观看。他在一幅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旁芭蕉立，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不仅对诗画颇为欣赏，而且对此画的作者李婉玉十分钦佩。他知道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文章犀利，文风泼辣，但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谭祖尧观赏良久，对陪伴他的江津老乡、中画系同学朱近之感叹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此时，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正站在他身后。李婉玉听闻后，莞尔一笑，悄然离去。

几天后，李婉玉来到西画系主动拜会谭祖尧。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的父亲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供职。其间，李婉玉拿出一把折扇递给谭祖尧，说道：“谭先生，我曾多次听过你的演讲，对你是久仰在心。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谭祖尧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内容一般无二。他略一思忖，挥毫写道：

休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逞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仇。

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李婉玉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家庭的有利条件作掩护，担任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与谭祖尧成为了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献身革命赴刑场

1926年春，因日本垂涎中国东北已久，遂以帮助张作霖为诱饵，怂恿张驱逐冯玉祥，占据北平，廓清华北，从而趁机吞并东三省。

日本的阴谋激起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北平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谭祖尧是本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会后，游行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议，不准干涉中国内政，并制止张作霖发动内战。不料，段祺瑞执政府竟然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被迫下台。张作霖在日本军舰的配合下，入据北平，冯玉祥退驻南口。

日本人和张作霖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坚决铲除。在白色恐怖之下，众多党员被捕杀。生死关头，李大钊带领谭祖尧等三名得力助手，避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在这里，他们通过李婉玉和外界保持联系，继续领导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作斗争。

1927年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的革命者下毒手，便火速让李婉玉通知谭祖尧离开北平去广州。李婉玉表示愿和谭祖尧共赴广州，但谭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已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4月6日，张作霖悍然派出大量军警，封锁了东交民巷使领馆区。他们在苏联大使馆苏军营房内强行逮捕了李大钊，又在使馆楼上抓捕了谭祖尧、路友于、范鸿吉三人，躲藏在四川会馆的吴平地（别号吴雷，重庆江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被抓。

4月7日，反动军阀对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进行开庭询问。敌人宣布：“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在党的站在左边，不在党的站在右边。”李大钊等人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左边。不久，他们被移送到军事法庭。

4月28日上午，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20人在京师第一监狱刑场被绞杀。北京《晨报》《世界日报》等各大报纸登载了这一消息。其中，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4月29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处以绞刑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

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离家出走。第二天，人们发现，她已被冻死在张作霖官邸旁的雪地里。装敛时，家人发现她的腰间还别着一把匕首。

凶手落网终伏法

李大钊、谭祖尧等牺牲22年后，由李大钊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实现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八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朱文刚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朱文刚随即匆匆赶往北平市公安局汇报此事。公安局长谭政文听完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市委书记彭真。彭真指示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

杀害李大钊、谭祖尧等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有关方面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之后，杀害李大钊、谭祖尧等人的主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万安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1983年10月，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邓小平为李大钊烈士纪念碑题词。丰碑上，也镌刻着谭祖尧、吴平地烈士的英名。

（作者单位：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杨洋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