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新全

重庆自古便是西南商业和军事重镇，清末开埠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庆经济地位超过成都，逐渐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抗战期间，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政治地位达到顶峰，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指挥中心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和计划体制的变动直接影响着重庆的发展。解放初期，重庆作为西南地区惟一的中央直辖市和西南大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发展时期。西南局撤销后，重庆从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变成省辖市，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重庆重新焕发异彩，被党中央赋予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三峡移民的历史重任，行政体制也实现了由省辖市到单列市再到直辖市的跨越，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强化。

主政西南，有益探索

西南局成立之初，面对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邓小平（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人迅速制定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强调“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他要求党和政府“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所谓对人民有利的事，就是这些事，如过去盐一元一斤，现在只要九角九分；过去只能吃一斤盐，现在能吃一斤一两；以前过年过节没有肉吃，现在可以买肉吃，这些哪怕是极小的经济问题，都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使人民对政府和干部更加拥护。”“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他高度重视和善于解决关于群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总是从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出发点作出决策。

解放初期，一些同志以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为由，一味要求提高私营企业工人的工资。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到底怎样才符合工人利益的大问题。他指出：“在目前全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忍受暂时的困难，我们就不能巩固政权。如果我们只讲眼前利益，这就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了。”他反复告诫党内同志：“我们这样做，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确定应给的就得给，不应给的就不能给的原则，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阶级利益。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拆房子分砖，那是没有前途的，如果现在还要这样做，我们就将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

西南地区解放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执政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50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指出：“中国要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把城市搞好。没有城市，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统一的……譬如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

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归纳了城市工作的五个方面，并强调这五个方面，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对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坚持中央制订的“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根本方针。他教育党员干部：“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私营经济事业在考虑自己的业务时，也应兼顾到公的方面，除了有利可图之外，还要设法使自己的事业有利于国计民生。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面对西南地区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力陈修建成渝铁路的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农副产品，互通有无；三是修建成渝铁路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刺激生产，加快工业发展。在邓小平力主下，中央毅然决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立即兴建成渝铁路。

1952年7月成渝铁路顺利通车，全线长505公里，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的铁路。成渝铁路作为西南地区城市大动脉，对于改善四川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单列户头”，推动改革

1983年，在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尚未全面铺开的背景下，重庆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为了搞好这次试点，发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作用，从1984年起，党中央对重庆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这一历史性的决策，与邓小平有着密切关系。

1978年2月，邓小平视察四川，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工作报告时，了解到重庆这个特大城市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全市财政收入在全川占三分之一，支出占十分之一，整个城市破破烂烂，老工业基地改造欠账非常严重。相关负责同志向邓小平表达了对重庆恢复计划单列的要求，邓小平当即表态：“重庆计划单列户头符合实际，这个要求不难，请省里写个报告上来。”由于改革开放尚未揭开序幕，重庆单列计划没有马上得到实施。

12月，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统一的方案还没有拿出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这个讲话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其中支持地方先行先试的改革思想，更成为重庆改革试点的思想武器。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试点。为配合这次改革，中央对重庆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单列，在不改变省辖市行政关系和条件下，给重庆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限。至此，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最前沿。

重庆成为改革开放后的计划单列，是由邓小平点题，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实施，对重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有力带动和促进了全市各方面的改革，并为重庆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使重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直接进入了全国综合平衡，进一步直接得到在产品定点、技改贷款、外汇额度、专用物资等方面的支持；增强了企业和城市的活力，使重庆有了稳定的财源，可供自主安排的财力、物力相对增加，促进了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减少了重庆经济内部的部门分割、城乡分割、军民分割，使重庆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与经济体制极不相称的状况有所改善，有利于重庆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组织、管理经济的作用。

军民融合，工业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走军民结合道路的战略思想。他指出：“国防工业要搞军民结合，以民养军；总的方针是，至少拿出一半的人搞民用，将来自动化了，可以三分之二的人搞民用。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1982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

重庆工业诞生于19世纪末，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工业的精华，凡是能搬走的，几乎都搬到了重庆，其中包括“洋务运动”时兴办的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工厂，它们是至今仍起着重要作用的长安、建设、重钢的前身。

三线建设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与其配套还新建扩建了机械、电子、冶金、化工、航天和核工业等一批企业，沿江还布置了船舶工业。西南铝加工厂、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厂、四川仪表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即是三线建设时期兴建的重点项目。同时，特殊背景下建成的重庆工业基地存在明显缺陷：一是建设仓促，生产生活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工业经济正常运转的障碍。二是重要工业企业按临战部署建设，按照国家指令运转，产业间不平衡、轻重工业不平衡、产品结构不平衡等问题尤为突出。三是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工业企业一般散点式布置在两江河谷、“靠山近水扎大营”，历史形成的布局妨碍社会化分工，也妨碍城市化进程。

邓小平提出的军民结合的思想，促动和激发了重庆军转民改革，走出了军民结合的新路子。

重庆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完全利用军工技术和军品工艺生产名牌产品。如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运动枪和弹、猎枪和弹、防雹火箭弹、打雨炮和弹等产品。二是按“技术相通，工艺相近”的原则，生产国家正式定点的重要产品。如摩托车、自行车、缝纫机、电扇、时钟、液压支架等，创立了山城手表、合川火柴、红岩墨水、三峡电风扇、将军牌电冰箱、金雀电视机等重庆著名工业品牌。三是根据重庆军工企业的技术装备、工艺条件开发新产品。如军民两用载重越野汽车、微型汽车、集装箱、空调器等。四是为轻纺工业技术改造服务的产品。如望江机器厂、空压机器厂等七个军工企业，为地方轻纺工业技术改造研制成功了制烟机、制革机、预硫化机、双色圆印机、搅拌机、真空脱气机等110多个品种。

随着重庆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军工企业“军转民”已成为重庆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1991年初，邓小平评价：“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这是对军民结合思想的肯定，更是对重庆军转民实践的肯定。

决策三线，川渝分治

三峡工程承载了几代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到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志豪情，无不表达了修建三峡工程治理水患、改善长江航运和发电的巨大希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持续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大规模论证工作重新展开。1980年7月，邓小平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发表了结论性意见：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从此，三峡工程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与部署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开始全面运作。

1982年10月，由国务院牵头的三峡地区考察团，在实地考察和论证基础上，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即三峡大坝正常水位150米，搬迁移民30万人，只淹没万县等。建成后，三峡电站发电能力达到1000万千瓦。按照这个方案，水库蓄水不能让万吨轮船到达重庆港埠，对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是个巨大的浪费。鉴于此，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航运要求，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的中坝方案。

1985年1月，在听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后，邓小平指出：“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三峡工程最终被确定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

三峡坝高确定以后，三峡移民作为三峡工程的最重要任务摆在了邓小平面前。1985年1月，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时，提出为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置库区移民，“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邓小平关于川渝分治的建议，成为重庆建立直辖市的指导思想。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动工，中央开始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

1997年2月19日，国务院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提交议案，申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强调：重庆市是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领域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设立重庆直辖市，有利于发挥重庆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安排、管理，同时解决四川省由于人口过多和所辖行政区域过大、不便管理的问题。这正是对邓小平关于重庆中心城市地位和川渝分治思想的论述。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诞生。

编辑/韩西芹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