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原名陈崇德，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早年随父辗转各地生活、求学。1938年，陈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剧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剧团内党组织撤离，陈然也因父亲工作调动，随家迁居重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重庆。

1946年，在《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下，陈然与一些进步青年创办了《彷徨》杂志，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等为对象，以谈青年切身问题为主要内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内容是健康的，以此联系更广泛的社会群众，发展和聚集革命力量。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后，大量读者来信，倾诉种种不幸遭遇，以及个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闷。陈然担任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答复读者来信和到《新华日报》社报馆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

1947年2月，《新华日报》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查封，报馆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重庆撤回延安。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入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国民党政府实施的白色恐怖和新闻封锁政策，断绝了进步人士了解革命进程的渠道。这一突发事件更是打断了《彷徨》杂志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使陈然他们失去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陈然和《彷徨》杂志的蒋一苇、刘镕铸等同志却于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群众周刊》香港版和《新华社电讯稿》，让几位同志欣喜若狂——“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这无疑是为他们在当时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继续开展工作带来的一盏指路明灯。从此以后，他们每隔几天便会收到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电讯稿》，一个个革命胜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坚定信心。他们认为应该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发出去，可是该怎么办呢？由于《彷徨》杂志是公开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们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并将该报定名为《挺进报》。陈然他们还希望中共地下党组织能看到这份小报，使他们能尽快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挺进报》很快传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那里，市委派彭咏梧和他们接上关系，决定将《挺进报》作为重庆市委的机关报，陈然负责油印，成善谋负责抄收消息，并购买收音机直接收听延安电台，同时成立了电台特支和挺进报特支。《挺进报》犹如一把钢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又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进的道路。后来，地下党负责人认为应该利用《挺进报》对敌人展开“攻心”战，于是作出决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敌人，特别是向国民党军、警、宪、特头目寄送。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收到《挺进报》大发雷霆，他把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叫到办公室狠狠训斥了一番，命令徐远举限期破案。这一棘手的“案子”让徐远举颇为头疼，解放后他在战犯管理所里写下的近十万字的《血手染红岩》交待材料中对破坏《挺进报》有这样的交代：

限期破案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当时特务机关的情报虽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乱抓一些人又解决不了问题，捏造栽赃又怕暴露出来更麻烦。我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既感到愤恨恼怒，又感到束手无策，但在无形战线上就此败下阵来，又不甘心。

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就是把经过培训的一些特务，伪装成进步的学生、工人、失业人员，派遣到社会各单位、团体和群体中，通过进步语言、行为接近其他人，搜寻蛛丝马迹。

当时重庆有个民盟办的文城书店，是地下党用来发行《挺进报》的一个联络点。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后，地下党安排店员陈柏林到社会大学学习。在社大，“红旗特务”曾纪纲，伪装成进步学生，表示要帮助陈柏林恢复书店，并且希望陈柏林能够提供一些进步的书刊资料给他学习。曾纪纲的假象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向他的上级任达哉提出，要求发展曾纪纲，以便协助他开展工作。当任达哉决定与曾纪纲面谈时，曾纪纲立即向他的上级特务李克昌汇报，于是徐远举指派特务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任达哉被捕后，经受不住酷刑折磨，投降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由此引发整个地下党组织遭到一连串大破坏。当时陈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机修厂的管理员，家住南岸野猫溪，他收到了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云”。“彭云”是江姐的儿子，那时不过是个2岁左右的小孩。陈然收到此信后，猜测地下党组织可能出了事，但他却并没有立即转移，决定找相关同志核实情况并坚持把第23期《挺进报》印刷发行出去再转移。

1948年4月22日，当陈然准备将印刷完毕的《挺进报》送出去时，特务按叛徒提供的线索追捕到他家，陈然被捕。敌人搜查时，除了查到第23期《挺进报》和油印工具外，一无所获。

陈然被捕后，囚于军统白公馆监狱。国民党特务对他使用了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怒斥匪徒，最后特务强行把他架起来，拿出纸笔，要他招供。面对敌人的酷刑威逼，面对敌人的穷凶极恶，陈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最坚定的意志品格。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狱中挺进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成善谋等10人在大坪刑场被公开枪杀。这一天，陈然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悲壮一幕。

过去，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在印刷《挺进报》的时候，发现每次从组织上转来收录的电讯稿，字迹工整，一笔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注明原因。陈然被收录员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吸引住了。他想写封信给这位同志，向他表示敬意。他向上级提出这个请求。上级考虑到地下秘密工作纪律，没有同意。后在陈然的多次恳求下，允许他写一两句简单的话，不签名，由组织转交。陈然考虑了很久，想写的话太多，但最后仅写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礼！”几天后，他收到这位同志的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签名。陈然一直不知道，这位回信的同志，就是他的老战友成善谋，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遵守地下党的工作纪律，从不相互打听和谈论工作情况。

在国民党法庭上，法官张界宣读判词：“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陈然，挺进报负责人，印刷挺进报。”听到这些，陈然、成善谋这两位老战友惊喜地四目相对，他们甩开特务的看押，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约而同说出：

“紧紧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礼！”

国民党的法庭顿时秩序大乱，最后，审判无法进行下去，只好草草收场，特务将他们押往刑场。当陈然等十人被押到刑场时，陈然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端枪的刽子手说：“你们有种的，正面开枪。”行刑队不敢开枪，他们强行把陈然扭转过去，从后面开了枪！

“面对死亡放声大笑”这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是陈然伟大人格力量的真实写照，是他对生命意义的高度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