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1920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一户普通农家。其父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漂泊、流浪，一年两载才回家一趟。母亲出身城市平民、不会种地，独自带着一双儿女，在农村勉强度日。江竹筠8岁那年夏季，家乡发生大旱。眼看母子三人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当时已在重庆的三舅李义铭来信，让她们到重庆渡过难关。

对江竹筠来说，到重庆的最大好处就是有了读书的机会。10岁时，母亲想方设法省下钱，把她和弟弟送到了重庆道门口的一所教会小学。江竹筠对第一次上学刻骨铭心，她多年后总是对人说，她和弟弟跨入校门时，回头一望，母亲正在后面笑着抹泪。然而，这次令母亲流泪的上学生涯只持续了一个学期，父亲因供职的蜀通轮船公司破产，又撇下她们回老家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江竹筠辍学进袜厂当童工，个头还没有机器高，只好站在特制的高脚凳上操作。好在这样咬牙坚持的日子不算太长，在三舅帮助下，12岁时她又重新走进小学校园。

父亲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母亲的刚强与辛苦，以及逃过荒、当过童工的苦难经历，都给她年幼的心灵划下了深刻的痕迹，养成她踏实、独立、倔强、敏感的性格。她决心努力读书，早日工作养活母亲。

从12岁到21岁的九年里，她先后到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读小学、中学，最后考入黄炎培开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直至1941年夏毕业。这九年的学校生涯，江竹筠过得有声有色，小学一年级一学期便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四年级，成绩仍是全年级第一。

抗战爆发的时候，江竹筠正上中学。“要做斗士，不做装饰！”这是那个年代知识女性中流行的一句话，江竹筠非常喜欢，奉为圭臬。江竹筠骨子里属于“地胡辣”的辣性被彻底激发了。她和同学们一起，成群结队走出教室，涌向田间、街头，组成歌咏队、演讲队、壁报队、募捐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1939年夏，经与她同班的党员同学戴克宇介绍，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开始不断在国统区镇压进步运动，抓捕共产党人，环境越来越恶劣。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大后方党员隐蔽起来，转入地下。在突如其来的时局改变中，许多习惯了轰轰烈烈公开工作方式的党员茫然无措，举止失当，而江竹筠却适应良好。她踏实、稳重，遇事冷静、沉着，善于联系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但在地下工作中很快就崭露头角。1940年秋，江竹筠任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由于环境恶化，她所在的江北县党组织，几次发生党组织被破坏、党员被捕的事件，连续三任县委书记被川东特委、重庆市委紧急疏散，但是，她领导的党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而且还有所发展，显露了她作为优秀地下工作者的能力。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诬蔑为“叛军”，所有报纸、媒体都不得发表为之辩白的报道，普通人根本不知事变真相。周恩来为此在《新华日报》被开“天窗”的空白处愤然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传单，江竹筠所领导的党组织也接到这个任务。那时到处都在抓人捕人，江竹筠为避免暴露，就和何理立商议着深夜将传单放到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可是江竹筠和何理立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动众人怎么办？恰好那时很流行交谊舞，两人便商定临睡觉前教大家跳舞。一干女生劲头十足，最后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睡着了。夜半时分，二人轻手轻脚地下楼散发传单。教室的门锁着，就用石块把传单压在门口和走道上。第二天早晨，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们看到传单，全校大哗，纷纷同情新四军，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发动内战的不义之举。

随着环境不断恶化，江竹筠按照上级指示，先后转移到綦江铁矿、重庆郊区赖家桥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合作社任会计。1943年5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江竹筠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助手，并与之假扮夫妻，以掩护彭咏梧的工作。1944年春，由于江竹筠去《新华日报》营业部购买苏联小说《虹》出来后被特务跟踪，虽想尽办法甩掉了“尾巴”，但仍有暴露可能。为保障重庆市委机关安全，1944年5月，党组织将江竹筠转移至成都。由于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江竹筠在6月初决心考进四川大学。短短两个多月，江竹筠复习、补习全部高中功课，在9月顺利考入四川大学。1945年，组织上批准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1946年，江竹筠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在完成第二年的学业后，江竹筠于暑假回到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3月，四川省委、新华日报被迫撤往延安。江竹筠受重庆市委指派继续负责联系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地党组织的发展工作和学生运动。

1947年春夏，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10月，重庆市委改组，成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璞任书记，彭咏梧为临委委员兼下川东临委副书记，直接领导下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江竹筠以临委联络员身份一同前往。她沿途细心地设点布线，先在民生轮船公司某轮找了个姓何的同志，协助渝万之间的运输；又把万县和成银行李承林、云阳城内柳特因、云安盐场刘子俊作为她在云万两县的交通站。她还为过往的同志在各地选择了一些便于掩护的茶馆旅社，如云阳的长发栈、万县的滴成茶社，对他们的老板和服务人员的历史、思想情况、社会关系及敌人查号的规律，都通过当地同志做了详细调查。

下川东地区虽有少数骨干，但知识分子干部很少，尤其是奉大巫工委又特别缺乏。彭咏梧和工委商量后决定派江竹筠回重庆，向川东临委要干部，并尽快输送下来。江竹筠走后不久，1948年1月，丈夫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为了安全，组织上劝江竹筠留在重庆。但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

重庆行辕二处处长、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为了搞清楚下川东暴动的组织及活动，亲自审讯江竹筠。江竹筠对徐的审问一概答以“不认识”“不知道”，随后干脆不予回答。徐远举遂下令用刑。穷凶极恶的刽子手马上拿出一把四楞新筷子，用力夹她的手指。她痛晕了，又用凉水喷醒，继续施刑。徐远举见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又下令加刑。酷刑给江竹筠带来巨大的疼痛，也在她的心底滋长着更深的仇恨。

徐远举审了半天，气急败坏，无可奈何。过了几天，徐远举又令二处法官张界和二处侦讯组长陆坚如审讯江竹筠。他们施用更加残酷的刑法，江竹筠痛昏过去，又醒过来……。江竹筠深知敌人急欲破坏暴动地区的党组织，绝不会放过她。她牢记入党时的誓言和党的教育，下定决心，誓死保护党的组织。她在老虎凳、辣椒水面前，视死如归，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江竹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保卫了党的地下组织和大批同志。

重庆解放前夕，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等制订了杀害狱中革命者的秘密计划。1949年11月14日，特务们叫江竹筠出牢房，声称“准备转移”。江竹筠对敌人最后可能下毒手早有思想准备，她脱去囚衣，换上自己的旗袍，向难友们依依告别。傍晚，她与其他难友共30人被分批押赴电台岚垭。途经荒凉小径时，江竹筠完全明白为革命献身的时刻到来，她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同行难友也齐声高呼。刽子手们惊慌失措，立即开枪，年仅29岁的江竹筠与其他难友英勇就义。

江竹筠在牺牲前，曾托人带了一封信给谭竹安。她在信中表达了迎接解放的热切期望，也作了牺牲的准备。她说：“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