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愚生，四川泸州人。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初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9年7月1日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副主任、主任，《少年中国》月刊经理。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进步社团，荟萃了众多时代精英，会员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都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活跃人物。
陈愚生以愚公自许，他对社会改造有着“种树期成荫，移山任笑愚”的胸怀。1920年底，受川东道尹叶炳臣推荐，陈愚生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他在1921年重庆联中自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不是马克思才有这种理想，何以今马克思独享盛名，读道社会主义，莫不是推为鼻祖呢？这就因为前此倡社会主义的，只是一种理想，到了马克思才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才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故。”应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认同，并贯穿于他在重庆的一系列社会实践中。
因为闭塞的关系，虽然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已经绿了大江南北，但在僻处西南的重庆，仍然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时节。新文化运动很大程度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展开的，而以这两者为载体的重庆教育界犹如一池死水，学校多被守旧顽固势力把持，学款常被军阀挪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仍是老一套。
陈愚生来渝后，迅速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以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胆识，大刀阔斧地撤换了重庆主要几所学校的校长，把具有新思想的熊俊、张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别委派到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任校长。同时，还引进一批深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从京、津、沪、宁及国外回到重庆，进入教育界，这批人到来后，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训育方法，改变了国文、伦理、修身等课程的内容，并允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有择师的自由等。在陈愚生等一干新人物的带领和倡导下，重庆教育界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中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领域。
1921年2月1日，陈愚生在鲜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新蜀报》，目的是给重庆“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陈愚生自任社长，刘泗英任主笔。开办后仅三个月，因《新蜀报》不顾当局禁令，支持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被勒令停刊改组。经多方斡旋，始得复刊。1922年，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陈毅、周钦岳到该报任编辑。1923年夏，共产党员肖楚女到《新蜀报》任主笔，以报纸为阵地，系统地向广大青年介绍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新蜀报》的发行量由原来500份猛增到10000份。在陈愚生、肖楚女、周钦岳等人的先后努力下，《新蜀报》成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正当陈愚生意气风发，准备在重庆做一番事业时，他的妻子金绮留下不足两周岁的女儿，撒手人寰。1921年5月，陈愚生怀着悲痛之心，前往北京奔丧。随他同行的，还有一名叫秦德君的十六岁少女，她想到北京经由陈愚生的好友李大钊介绍去俄国。李大钊与陈愚生是留日同学，私交极厚，陈愚生在北京的住宅就与李大钊相邻。7月20日，李大钊参加了陈愚生夫人金绮的葬礼。
这期间，在重庆和北京，还分别发生了两件与陈愚生有关的事。
一件是在重庆举行了暑期讲演会。这年暑假，在陈愚生、刘泗英的提议下，由川东道尹叶炳臣出面，聘请了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同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黄日葵等人在暑假期间来重庆讲学，分两处进行学术演讲。“暑期讲学会”持续了近一个月，在重庆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映，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一件是李大钊为党寻找活动地点。陶然亭偏僻清幽，历来是文人雅士聚会之所。李大钊看中此处安全，商请陈愚生以为夫人守墓为名，在陶然亭旁的慈悲庵内租用了两间南房，作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北京地方组织秘密工作场所。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中共早期革命领袖都曾来此开过会。这两间房现辟为“李大钊纪念室”。
这一南一北两件事，虽然彼此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都对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陈愚生居中斡旋之功，实不可没。
回川后，陈愚生又参与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那时，四川军阀由于长年内战，军队数目恶性膨胀。陈愚生认为，对于军阀，民众虽然不能“强去虎豹之爪牙”，但是应当有勇气集众人之力“设法去虎豹之爪牙”，必要时，甚至可以抗粮抗税为最后手段。鉴于此，陈愚生与蒙裁成、周钦岳等人发起了重庆裁兵运动。1922年10月26日，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重庆各界群众5600余人举行集会，宣告“重庆裁兵促进会”正式成立。陈愚生在会上发表演讲，激励大家“坚持今日此志彻底实现！”。会后，与会全体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刚刚成立的重庆团地委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以学生、工人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重庆裁兵运动，标志着重庆人民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陈愚生对社会改造的兴趣转到“开发大西北”，担任了新创办的富川储蓄银行的协理，着手为实现“开发大西北”的计划积蓄力量。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出现不同的选择甚至于反复，都是丝毫不足奇怪的。遗憾的是，这年6月，伤寒病夺去了陈愚生的生命，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实业救国”收到了多大的效果，也不能推知他是否终将回归马克思主义。
从陈愚生1920年底返川推进四川的新文化运动，到他病逝的近三年时间里，他在重庆的一系列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肖楚女、恽代英、邓中夏等对重庆马克思主义运动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都是由他直接或者间接介绍入川。在重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上，陈愚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
撰写人：简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