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３日  重庆市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于２２日结束。

１月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革命领导小组成立，由军代表任组长参与审批案件。法院的军管会、革命领导小组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撤销，恢复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建制。

２月１０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成立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代行永川地委职权，耿忠贤任组长（核心小组与地革委同设一套办事机构）。

２月１２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蔬菜工作会议，决定在原有菜地８１万亩的基础上，增加菜地１０万亩，以解决城镇居民吃菜难的问题。同时组织支农船队，解决两江沿岸蔬菜生产队的蔬菜、肥料的运输问题。

２月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１９７０〕３、５、６号文件精神和“一二二五”批示，在全市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市各级部门和单位都成立了“一打三反”的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

３月６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方运孚，因公开为刘少奇喊冤，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处决。１９８０年获平反昭雪。１９８３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为烈士。

３月７日  黄鹤寿任中共涪陵地革委核心小组组长。

３月中旬  经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批准，中共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建立，李晓泉任组长，兼任地革委主任。

４月２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知识青年被害情况向省革委报告：重庆已有１６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突出的问题是不断发生下乡知识青年被打死打伤事件，到目前为止，共被杀害７２人（另外自杀５人，淹死、车祸致死３１人不包括在内）。这些事件，多数发生在去年传达贯彻“九大”精神的５月份和在“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下达前后，性质和情节非常严重，影响了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和未下乡知识青年的动员工作。报告分析了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请求省革委责成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革命委员会，对杀害下乡知识青年的事件，组织力量，尽快查清案情，按照党的政策，严肃处理。

４月１９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区县及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上研究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解决四川问题的指示精神，会议于２０日结束。本月初，全市广泛传达和学习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即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对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简称《一二二五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希望坚决贯彻执行。为了加速解决四川问题，加强三线建设，中央决定：一、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谢家祥、刘结挺、张西挺、胡继成、谢正荣、段思英、何云锋、顾永武、郑志士、孙洪道、鲁大东等１５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任副组长。二、增补谢家祥、谢正荣为省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胡继成、余潜、何云峰为省革委常委。增补邓经伟、顾永武为省革委委员。免去王英军省革委常委、梁善计省革委委员职务。三、梁兴初、张国华、谢家祥、王诚汉、胡继成、王东保、谢正荣、段思英、茹夫一等９人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梁兴初为组长、王成汉、谢家祥为副组长。四、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胡继成、茹夫一、唐兴盛、何辉燕、李安华、蒋崇瞡、鲁大东、顾秀、钱敏、丁剑、丁先国、冀绍凯等１７人，组成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任副组长。中央要求四川迅速把三线建设搞上去，对刘结挺（省革委副主任）、张西挺（省革委委员）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严重错误进行揭发批判。

５月１７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办公会议决定，从重庆市１９６６年以来家居城镇的高小毕业超龄生中招收部分进厂当工人，主要充实重点建设，保证军工、三线建设等生产的跃进。

６月１６日  市革委、重庆警备区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的通告》，“坚决取缔城市自由市场，限制农村集市贸易的范围”。

７月  重庆机床厂在重庆率先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所招学员由单位根据本人政治表现推荐，不受学历限制，首批学员２８人，大多为小学文化程度。继后，建设、空压、长安、江陵等大型工厂均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

８月１２日  国家冶金部通知中共四川省委：重庆钢铁公司下放交四川省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

８月  重庆市计划局编制的《重庆市“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１９７１—１９７５）》，要求全市工业总产值在１９７５年达到１００亿元，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２倍，年均递增达23.4％，高于同期全国年均增长１３％的水平；钢产量增长3.7倍，达到２００万吨；粮食产量增长１倍，达到３３亿斤；还提出“四五”末全市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５０％～６０％。这种“跃进”式的纲要显然缺乏实现的基础条件。

９月１８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紧急战备会议提出要求：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必须立即做好“三防”（防空袭、防原子弹、防破坏），保证做到“三抢”（抢救、抢修、抢运），切实保障交通运输在战时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这种要求是基于当时中央对国际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而提出的。

９月  “文革”开始后，高校停止招生。本月，重庆市高等院校开始招收新生。按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年全市１０所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２４８８人，但工农兵学员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１０月１日  重庆电视转播台在浮图关建成，使用二频道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

１０月１３日至２７日  重庆市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召开。

１０月底  重庆市“一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运动采取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由于运动是在“左”的方针指导下进行，政策不明，界限不清，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以后陆续得到纠正。

１１月９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下放一批企事业单位交区、县领导的通知》。下放工交企业３９３家，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３７家。下放财贸口企业３１５家，下放农业口企业１４家。

１１月１０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决定组建重庆市革委会计划委员会和基本建设委员会。两委直属市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分别作为市革委在经济计划和基本建设方面的领导机构，统管全市的工、农、财、文等系统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和基本建设工作。

１２月  重庆市电子仪表工业局成立，对中央、省、市及区属电子仪表企、事业单位进行统一归口管理，以利于电子仪表行业的发展。

△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重庆市再度取缔自由市场，并大砍合作商业和个体商店，采取“三统一、三不变”的改造政策，使之实际上变成了国营商业的分店。这种对所有制形式的单一追求，对经营者与消费者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本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9.96亿元，比上年增长20.7％；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5.96亿元，比上年增长2.6％；第二产业总产值17.41亿元，比上年增长38.9％；第三产业6.59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2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6亿元，比上年增长7.3％。（以下数据为当时行政区划口径）人口总数559.41万，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０年，人口数量连续３年以年均３０‰的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