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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1948年

2019-02-20 09:25:00来源:重庆党史网


17  云(阳)奉(节)两巫(巫溪、巫山)武装起义发动,卢光特、王庸率领奉大巫支队巫溪中队在巫溪西宁桥打响第一枪,战斗打响后,奉大巫支队先后取得西宁桥、南溪、铜钱垭等战斗的胜利。云奉两巫的武装暴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关注,急忙派出正规部队和当地的保安团对奉大巫支队进行“围剿”。116日,彭咏梧率基干队转移到鞍子山,遭敌人包围,彭咏梧等突围时牺牲,蒋仁风等被俘,余部转移。

117  上川东一工委在达县虎南区开会,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出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加紧巩固梁山、达县、大竹边境的虎城、南岳、大树地区和大竹后山区,以及开县境内的游击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根据王璞的指示,上川东一工委先后在虎(城寨)南(岳)大(树坝)黄(庭坳)和大竹县山后区展开武装暴动,夺取乡政权。虎南大和山后区的武装暴动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从22日开始,国民党迅速调集2个正规团和5个地方保安大队对虎南大和山后区的武装暴动进行“围剿”。面对敌强我弱、力量过分悬殊的情况,上川东一工委研究决定主动撤退、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游击队员分别撤离到广安、大竹石桥和垫江县境内。3月底,一工委部分干部撤到重庆。经过一个多月迂回游击,上川东一工委的武装暴动也以失败告终。撤退的部分人员先后组建了梁山大竹山区武装工作队(19482月)和广安邻水大竹山区游击队(19489月),一直坚持斗争。

29  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总结奉大巫支队武装暴动失败的经验,要求暂缓大规模的公开起义,已上山的采取隐蔽活动,未上山的暂缓上山;撤出奉大巫地区人员,保存力量;建立平行组织,安排新的未暴露的干部下去工作,不与原组织打通关系。他本人到下川东就近领导,杨虞裳到赵唯处代表地工委领导纵队司令部和汤溪工委,卢光特负责奉大巫工委,江竹筠负责云奉南岸工委与地工委的联系。在下川东地工委的领导下,开县支队在开县临东乡凉水井、巴北支队在云阳农坝乡后槽子、七南支队在七曜山区先后展开战斗。巴北支队取得对云阳农坝团总、开县河堰口保安中队战斗的胜利。但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这几个支队的斗争也相继失败。后根据上级指示,这几支队伍将武装力量化整为零,在云阳、湖北利川、奉节、开县境内分散做群众工作,坚持战斗到解放。

213  川东临委在重庆举行会议,王璞传达从川康特委转来的上海局钱瑛的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对能起特殊作用的对象,可以发展为特别党员;开展对敌攻心,强化敌人的危机感;发展农村两面政权。会议分析局势,回顾检查前一时期工作,总结奉大巫起义失败和梁达大地区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暂不发动全面起义,而着重于准备工作。根据加强对敌攻心的需要,决定改变《挺进报》的发行方针,从以对内发行为主改为主要寄给敌方人员,报纸内容亦作相应改变。因当时重庆市委支援农村搞武装斗争,工作量大、头绪多,为避免重庆市委暴露,决定把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分开,由萧泽宽驻重庆任川东临委秘书长并代管北区工委。

4  因《挺进报》暴露,重庆市委负责人叛变,引起重庆和川东党组织连续发生重大破坏。年初《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多次将报纸寄给重庆国民党要人,引起震动。特务从《挺进报》着手,加强侦捕工作。41日,工运干部任达哉被捕叛变,带领特务逮捕市委委员许建业。许坚贞不屈,但欲说服看守特务为其带信出狱,被特务出卖。特务守候许建业工作单位志成公司,于4月6日逮捕欲与许接头的市委书记刘国定。刘隐瞒市委书记身份,但出卖梁达大地区起义失败后转来重庆的邓兴酆和李忠良,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破坏。416日,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后叛变,供出在押的刘国定身份。刘进一步叛变。刘、冉先后出卖了他们所知道的川东临委、重庆市委工委、上川东地工委、下川东地工委、川康特委,以及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并带领特务到万县、广安、上海、成都等地破坏党组织。在这一事件中,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133人,其中重庆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除宁沪8人外的125人中,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牺牲)35人,获释、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4人,叛变投敌的8人,造成川东、川康和重庆地区党组织极为重大的损失。

4月底至5月初  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和秘书长萧泽宽先后在璧山、铜梁开会,研究刘、冉叛变及重庆市党组织被破坏的善后事宜,决定由梁达大地区撤回重庆的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留在重庆,处理善后,清理组织。6月中旬,王璞和萧泽宽在合川碰面,继续研究如何应对党组织被破坏的事宜,以及如何向上海局汇报及广安、华蓥山地区要不要发动武装起义等情形。

7月上旬  王璞在岳池罗渡召开上川东七、八两工委负责人紧急会议。鉴于刘、冉叛变和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被捕(随后叛变),大量组织遭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等危机,乃决定背水一战,提前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大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的逮捕和“围剿”。会议决定打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的旗号,以王维舟名义为司令员,王璞任政委,由曾霖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各起义地区按党的工委编号成立支队。根据这一决定,上川东地区党组织先后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第五支队、第六支队、第七支队、第八支队,以及南(充)蓬(溪)边区武装工作队、川南一工委直属武装工作队、华蓥山武装工作队。

7  川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派四川大学川东籍学生饶顺照、何懋金、蒋开萍、郝耀卿、崔干平、唐万宇(女)和余泽民(女)等7人,组成川东工作队,到下川东开展党的工作,并建立支部,支书饶顺照、副支书何懋金。他们分别在忠县、万县河口、五桥、复兴等地,发展党员,开展农运,组织农民抗丁、抗粮、抗捐税。

810  重庆高等特种刑事法庭成立。这是根据国民党政府于本年3月公布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成立的,目的是为更强力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活动。810月,重庆特刑庭先后逮捕、传讯和通缉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十人,且将《挺进报》事件中被捕的部分共产党员干部亦交特刑庭审判。至次年初,随着国民党向中共请和,特刑庭撤销,被捕者一部分得到保释,有的直至解放时才脱险出狱。

819  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饬令各县成立民众自卫总队,专门配合正规军“清剿”游击队,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8月至9  根据罗渡会议决定,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相继发动。从810日至920日,在广安戴市和观音阁、武胜三溪、岳池伏龙、合川金子沱和武胜真静、渠县龙潭等地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参与者共有2000多人,随后,分别宣布成立了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五、八、七、三、四、六支队。华蓥山起义在重庆、成都等地引起巨大震动,国民党重庆行辕和四川省政府立即调动重兵前往围剿。起义部队在战斗和突围时,王璞和五支队司令员杨玉枢、三支队政委杨奚勤等人不幸牺牲,各处起义相继失败。突围后部队多数人员分散隐蔽,少数人被捕。华蓥山起义失败后,在起义地区的大竹、广安、邻水、岳池等地还保留下来几支小型武工队,开展以自卫为主的游击活动,有的一直坚持到解放。

9  因重庆、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上海局钱瑛从北平、上海的川籍党员中调出一批干部到重庆开展工作。到年底以前,这批干部中少数与川东党组织接上头,大部分的关系交给川康特委领导。同时,川康特委亦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重庆,并将川康党组织在重庆的干部建立为四个平行的工作组:学运工作组,川西第二先遣组,交通工作组,工商工作组。四个工作组大都从开展青年工作入手,迅速发展组织,建立据点,与川东党组织平行开展活动,在以后开展学生运动、职工运动、统战策反、社会调查、护厂护校、迎接重庆解放及川东地区的解放中作出了贡献。

11月初  邓照明由重庆到铜梁与萧泽宽接上头,交换情况,总结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川东临委所属组织在大破坏期间,除川南、南涪两工委和铜梁、长寿、荣昌、石柱等县以及重庆个别组织保持完整外,大部遭受巨大破坏。此时经过清理,又逐步恢复起来,但与上级尚未取得联系。9月底,邓照明曾到上海找上级组织,因上海局分管西南工作的负责人钱瑛已去香港,未得结果,只留下一封信通过上海党组织转给钱瑛,向领导报告川东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

12月上旬  在大破坏中保持组织完整未受损失的城区中心和南岸学运特支,积极寻找关系与在香港的上海局钱瑛取得联系,特支书记赵隆侃到香港,返渝后通知邓照明。邓于12月下旬到香港与上级取得了联系。

12  根据上海局领导指示,重庆党组织在“六一社”基础上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此前后,川康党组织在重庆亦分别发展了“民主青年同盟”(后改为“民主青年联合会”)和“民主青年协会”。随后又建立“重庆青年学生联合会”、“重庆市职业青年联合会”、“中华青年学习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几个平行的外围组织。19494月,川东党组织系统还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到解放时各外围组织共有成员约千余人。这些组织在各项斗争中,特别是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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