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一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思想，其鲜明特征是将社会公共利益挺在前面，个人利益或者小集团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和全局利益。以此而论，当一个人选择了革命道路，真正接受了党的理论和章程，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必然要写上“奉献”和“忘我”。

在写这行字时，脑子里浮现的是一位已故本市“老革命”的身影。

他叫易文斐，一生坎坷。14岁秘密加入青年团，15岁转为共产党员，在1929年一次地下党领导的兵变中，被任命为团党代表、团党委书记兼代团长，那年他18岁。后因叛徒出卖，他遭特务逮捕，锒铛入狱，与组织失去联系。1933年出狱，到1949年，十多年间，他坚守信念，一直在找党。

易文斐的“找党”之路困难重重。罗世文、车耀先、程子健等四川和川东地下党著名人物都曾是他的老领导，他并不缺找党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曾三次短暂恢复组织关系，旋即又因联系人出事与组织失去联系。车耀先被抓时，他刚好应约去车家，幸好得到车的女儿机智暗示，及时转移，否则又将落入敌手。做地下工作，基本没有活动经费，易文斐即便找到党，组织也给不了钱和势，但他矢志不渝，从青年找到中年，耗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顺着他的“找党”经历丝丝缕缕往下捋，知情者都感叹：“革命真的相当不容易！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很难坚持长久。”

本期介绍的一位本市党史前辈胡康民的故事，也深刻诠释了同一个道理。胡康民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中辛勤耕耘，其驱动力是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大量承载党优良传统作风的史实中受到了影响，升华了境界，从而转化为责任和担当。他多次面对同事感叹：“这些老革命太了不起了。如果被历史烟尘掩蔽，太对不起他们了。”

熟悉的人都知道，凭胡康民的革命经历，本可以办离休，但他给不少当年的战友写了证明材料，就是不写自己的申请，甘愿办理退休。但退休并不停止工作，还天天整理材料，审阅稿件，甚至比在职时更忙。他干起事来，不分白天黑夜，更不顾及身体是否超负荷，并且从不计较报酬。他整理“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案” 史料，前后一年多，带着药瓶东跑西颠，耗费不少心血，最后成书却坚决不署名。许多单位请他作报告，讲“红岩精神”和川东地下斗争，他坚决不要对方派车接，说“那个地方我找得到，自己坐公交车来”。他在生活上要求极低，偶尔单位同事小聚，一碟卤猪耳朵或一份青豆蒸肉就十分满足。这些事虽小，但感人至深。

著名的“狱中八条”，经胡康民整理并公布发表，为后来者留下一份珍贵的醒世教材。文尾有几句话，是胡康民及同事加的，其曰：“地下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执政以后，“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色情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也过不了这几关。他们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振聋发聩呀！每一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员当以此殷鉴。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