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胡康民（1932-2007），湖北枝江人，研究员。1948年9月至1951年7月，在重庆清华中学学习。1951年7月参加工作，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0月至1980年7月，任中共江北区科协副主任。1980年8月至1984年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干事。1984年2月至1985年8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研室主任。1985年8月至1990年1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副主任。1990年12月至1993年12月，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9年至1992年，兼任红岩春秋杂志社副主编。1992年至1997年，任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

半路出家，拓荒重庆党史研究工作

胡康民做党史，是半路出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和研究工作得到了重视和加强。在此背景下，1980年4月，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有关精神，重庆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联合向市委上报“关于组织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和收集整理重庆革命斗争史资料的报告”，提出成立领导小组、下拨编制等五项建议。5月，市委批准成立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组，并设立由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友凡任组长，统战部部长刘连波、组织部副部长梁子平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选调三名干部从事此项工作。就在这时，胡康民被调来资料组，同时调来的还有钟修文——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首任领导、唐祖美——川东地下党老同志。三人作为资料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专职干部，在黄友凡的领导下，组成了市委党史研究室最初的雏形，可谓“创业元老”。

1981年6月5日，资料组领导小组改为重庆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征集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党史办”，这就是市委党史研究室被人称作“党史办”的滥觞。

1982年12月6日，经重庆市委同意，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改为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组改为市委党史研究室，两个机构共同设立一个办公室，成为市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由此，确定了党史研究室既是市委主管党史工作的部门，又是党史研究部门的职能职责。而胡康民也由创业元老，一步步走上党史部门的领导岗位。

仔细研究胡康民的工作履历，不难看出，从事党史工作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已然丰富。读中学时，他是地下党领导的重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清华中学学运骨干。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团委系统工作。此外，他曾在农村下放劳动，还在江北区委宣传部、农工部、工交部及科协等多个部门工作，从江北区科协副主任的任上被调到资料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时，他已48岁。这样的年龄再转行做学术，也许有人觉得太晚，但胡康民显然不这样认为。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奋进的年代，人人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拼命工作，以挽回被历次运动耽搁的时光。党史部门的开创者同样如此。当时，党史研究室归口宣传部，市委宣传部部长黄友凡曾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对党史工作非常关心，许多大事亲自过问，是党史研究室的“掌火”人。在党史研究室的具体工作上，钟修文管总，兢兢业业于行政事务和后勤保障；胡康民分管业务，戮力于党史征、编、研领域的拓展和精进。中间有段时间加入一位“后勤部长”——办公室主任胡北淇。当时党史研究室上有“掌火”人，下有“一口钟，一把二胡”，他们用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筚路蓝缕，不辞辛苦，共同开创和奠定了重庆党史研究的良好基业。

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委党史研究室已组织征集到各类史料约10000余件、50000多万字；编辑并出版的各种资料著作共计35种，约721万字、发行295440册，获得省市政府奖4种，获省市学会奖5种。其中编辑出版了两套系列丛书，一是以反映重庆地方党史为主要内容的《重庆党史资料丛书》，共编辑出版了18本；二是编辑出版《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中的《大事记》《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为配合上述两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先后创刊《重庆党史研究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红岩春秋》，三个刊物共出刊111期，约786万字、28940册。此外，还出版了《重庆党史人物》，共收入重庆重要党史人物43人。这些书刊的出版，为积累史料和编写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和重庆党史奠定了基础。

对于胡康民个人而言，能够转行做党史，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胡康民一生手不释卷，涉猎很广，尤其酷爱文史。参加工作后，他自学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又基本通读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而长期的基层工作，不仅使他熟悉农村、工厂、学校、街道和机关等各方面的情况，更赋予他深植现实的研究视角。

此时重庆党史研究尚是一片荒芜，大量史料埋藏在各处档案馆、博物馆的故纸堆中，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当事人的记忆里，有待发掘、征集和整理。因此，资料组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抗战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史料；收集整理重庆、川东地区党的建立、发展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料；收集整理本地区现代革命史上重要历史人物、革命烈士的生平传记和有关史料”。

胡康民正是从征集史料开始，查阅档案，访问当事人、知情人，实地察看……点点滴滴地积累，逐渐完成了对重庆党史的自我架构。短短几年间，他成为“重庆党史的通史专家”“重庆党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

破题川东，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

重庆具有光荣悠久的革命传统，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斗争壮丽多彩，经验丰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8年，更是中共党史上光辉夺目的篇章。随着《红岩》《在烈火中永生》等优秀文艺作品的畅销和传播，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事迹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成长。胡康民破题重庆党史，正是以川东地下党研究为突破口。

曾经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误解、非议，甚至被恶意歪曲、诬蔑。比如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地下党被诬为“红旗党”，中共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逼自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南方局作出的伟大功绩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在中共党史著作中没有得到应有反映，而川东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乃至许多一般党员更是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得不到承认，挨整受压，蒙受冤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相，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党史研究工作。如何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帮助蒙冤不白的老同志恢复历史名誉，弄清楚被混淆的历史，是刚刚组建的党史部门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浩劫刚过，“左”的思想阻力仍比较大，有的职能部门同志不懂得历史的复杂性，落实政策工作遇到不少困难。而许多老同志身心所受伤害尚未痊愈，心有余悸，有的头上还戴着“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处于监督劳动地位，不敢谈、不愿谈过去的革命历史。针对这些情况，胡康民用热情诚恳的态度使他们打消了疑虑，敞开了心扉，抢救下不少难得的党史回忆资料，厘清了从档案里找不到的许多史实脉络及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

胡康民根据史实，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诉，并在市委的大力支持下，为不少同志讨回了公道。据统计，当时全市共复查处理了地下党遗留问题1312件。这庞大的数字里，就包含了胡康民的认真努力和辛苦付出，他也因此得到了市领导和老同志的称赞和认同。

在此过程中，胡康民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和重构重庆党史。他本着还原历史的严谨态度，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写出了《<挺进报>事件的前前后后》《关于川东地下党历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学生运动述略》《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地下党外围青年核心组织简况（初稿）》等重要文章，用大量扎实的史料科学地定义了“川东地下党”的概念，雄辩地说明了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功绩，同时客观地评价了地下党在斗争中的错误做法和受到的重大挫折，在学术上和资政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史学价值。

川东地下党老领导萧泽宽曾评价胡康民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使歪曲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翔实、具体的史实依据。”“为确定重庆地区党的七个外围组织的性质，承认加入者革命工龄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如此种种，使得胡康民当之无愧成为了川东地下党研究第一人。

发掘档案，首倡“狱中八条”研究宣传

此后，胡康民继续以严肃的态度、饱满的感情研究川东地下党历史，并且成果累累。

他收集了大量歌乐山烈士狱中斗争的档案和口述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撰写了多篇反映烈士狱中情况的文章，如《许建业上当事出有因》《重振士气的斗争》等，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对烈士精神的系统研究。他在1991年撰写的《歌乐英烈浩气长存》，集中体现歌乐英烈的狱中斗争和崇高精神，算是重庆最早系统研究烈士精神的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后来脍炙人口的“狱中八条”，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宣传，使其影响迅速漫延。

一位曾在胡康民手下工作的同志回忆，1989年夏，他陪胡康民到北京拜望萧泽宽。谈话中，萧泽宽讲到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初期写过一个材料，向党组织报告了白公馆、渣滓洞狱中的情况，其中第七部分是狱中同志给党组织的八条意见。萧泽宽条理分明地回忆起这八条意见的主要内容，动情地说这是烈士的嘱托，很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希望能找到这份档案好好利用。

此时胡康民已经研究党史多年，对这事却闻所未闻。他感到非常振奋，回到重庆后立即开始寻访。当年这个材料只在重庆市少数领导之间传阅，而罗广斌将报告上交党组织后，遵循保密纪律，对此事绝口不提。时隔几十年，再去寻找这样一份不为人知的材料，无异于大海捞针。

胡康民先是到市档案馆查询无果，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他与市委办公厅文档处原处长李宝山聊天时提到这事。李宝山依稀想起，他在整理组织部交来的干部人事档案的目录里，似乎看到过这条目录。于是，又经过一番查找，最后在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胡康民带着特批的条子，从档案馆取得了这个尘封数十年的档案。

报告共七个部分，2万多字，“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报告的核心内容是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3000多字，分作八条阐述了狱中同志的临终嘱托，是烈士心声的最后吐露。胡康民如获至宝，连续多天对报告进行了仔细研读。他感到，狱中同志的最后意见冷静深沉，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深刻总结了川东地下党的经验教训，十分宝贵，必须向大众公布。

胡康民结合自己对川东地下党的研究，写成《血与泪的嘱托》一文，在当年《红岩春秋》杂志“渣滓洞、白公馆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特刊”中用“石化”笔名发表。文章虽然仅两三千字，但对“狱中意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思路依稀可见日后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的影子。

这篇文章向外界披露了狱中八条意见的主要内容（均出自原文的小标题，只在个别字句上略有调整），计有：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后来改为“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也是“狱中八条”的首次面世。

1996年，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举办《红岩魂》全国巡回展览前，胡康民代表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该展览时，着力表现了“狱中意见”。展览全国巡回展出两年，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1999年，“狱中意见”又放在北京举办的《为了共和国的诞生》展览中，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胡康民没有就此止步。他感到狱中报告的内容实在丰富，还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次年，他撰写出1.6万字的《<狱中意见>警钟长鸣》。文章以详尽的史实，严谨的态度，首度全面反映了“狱中意见”产生的经过，深入挖掘了背后的故事和刻骨的教训。文章夹叙夹议，史料丰富，论述精辟，耐人寻味。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文字水平，都称得上其代表之作，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至今仍然是研究“狱中意见”的重要参考。

文章结尾部分，在深刻总结了“狱中意见”的现实意义后，胡康民振聋发聩地指出：“地下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敌人收买关。叛徒们过不了这几关，出卖的是革命，是党的组织，是党员的人头。”执政以后，“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色情关，权力关。腐败分子们也过不了这几关。他们出卖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是党的形象，是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叛徒”，“人们仿佛听见，烈士们在地下发出长啸。切莫将这血泪的嘱托化作了过眼烟云，随风飘去”。

文章发表后，在普通群众和业内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新一轮宣传、研究“狱中意见”的高潮。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红岩春秋》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