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乐

2018年10月，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来到上海市杨浦区，采访了曾在新华日报社印刷厂机器房工作的沈国强老人。

沈国强，1919年11月30日出生，按照传统虚岁的说法已经百岁。他年事已高，但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向我们讲述了80年前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故事。

死里逃生赴重庆

沈国强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今上海市宝山区）一个普通家庭，乳名沈以仁。1935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新闻路甄庆里民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当学徒，学习当时比较热门的印刷技术。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入侵上海。刚刚学成满师的沈国强随厂到广州避难。在广州，他结交了罗仁贵、张裕权等同行。三人中，他是使用机器印刷报纸的好手，罗仁贵会维修机器，张裕权则会浇铸印刷用的铅版。不久，张裕权结识了一位救亡工作者，受其影响，他们决定靠学成的手艺抗日救国。

经人介绍，他们来到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办事处是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公开机构，自成立后，介绍了不少人到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办事处工作。而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此时正缺少专业的印刷工人，熟练掌握印刷技术的沈国强几人就被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介绍和护送至武汉新华日报社工作。

沈国强一行到武汉时，这里形势十分紧张，新华日报社已有部分工作人员向重庆转移。

1938年10月22日，沈国强等人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共52人，在李克农、潘梓年的率领下，乘坐“新升隆”轮，带着印刷物资离开武汉向重庆转移。

为躲避日机轰炸，“新升隆”轮昼停夜航。10月23日，船驶至湖北省洪湖市燕窝镇渡口，一部分人留守船上，一部分人上岸休息。次日下午轮船起航之际，忽然日机飞临上空，投掷燃烧弹轰炸“新升隆”轮头尾数次，继以机枪扫射，使全船燃起大火。19岁的沈国强只得跳江逃命，凭着娴熟的水性，泅过刺骨的江水，躲过密集的流弹，成功逃到岸上。

日机轰炸后，江边宛若人间地狱。千疮百孔、烈火熊熊的“新升隆”轮很快沉入江中，很多不习水性和受伤难以上岸的人等不及救援就被江水吞没。与沈国强一起从广州辗转到武汉的罗仁贵也不幸遇难。这位来自浙江临海、沉默能干的共产党员，是新华日报社机器房的维修工人，时年24岁。此次轰炸造成新华日报社和办事处工作人员25人牺牲，船员和难民达50余人遇难。

死里逃生的沈国强和大家一起救治伤员并埋葬死难同志。随后，李克农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带着伤员去了长沙，沈国强和新华日报社财务科、编辑部等部门的同志继续西行。路途遥远，天寒地冻，物资又毁了大半，他们有时走路有时乘船，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赶到大后方重庆。

轰炸中照常印报

来到重庆后，沈国强最初在西三街新华日报社印刷所印报，这里常因日机轰炸而停电，为了赶工，他们只能人工摇机印报。经过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西三街印刷部被炸成废墟，《新华日报》的印发工作只能暂停。

此后，同情革命的红岩村大有农场女主人饶国模，主动将她在高峰寺（位于今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的房屋借出作为印刷场所。同年7月，董必武带领工人把印刷机器从废墟中搬出，运到高峰寺组装，当月恢复开工。1940年2月，军统局武装包围高峰寺，印刷所便搬至化龙桥虎头岩，直到1947年。

为躲避日机空袭并保证每天按时出报，新华日报社把印刷机搬进了防空洞。报馆最多时有对开平版机8部，这种机器体积较大，依靠压力将图文印到纸上，报纸需要印刷两次，先印正面的一、四版，再印反面的二、三版，印刷效率较高，因此承担主要的印刷任务。

铅印报纸的制作流程，当稿件审好后，首先根据版面排字，然后在排好的字版上覆盖特殊的纸张以制成纸质模型。纸型制成后需放入浇版机，再倒入铅合金溶液，凝固后取出再加工为铅版。一件纸型通常可浇铸十余个铅版，然后交给机器房上机印刷。据《新华日报史新编》统计，新华日报社印刷职工中，除排字工人外，人数最多的是机器房工人，前后达57人。

《新华日报》的印刷量较大。1945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会报秘书处关于该报发行数增加的情报》指出，截至当时，《新华日报》的发行量达到2.2万份。而根据王永恒在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媒体的力量——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及其影响》的考证，当时《新华日报》最高发行量接近5万份。

除了印刷《新华日报》外，新华日报社印刷部还肩负印刷各种进步书刊的任务，工作量很大。当时的印刷部主任汤宝桐，是最早一批到新华日报社从事印刷工作的同志，他在《在困难面前我们决不屈服》中写道：

我们印刷部的工人……做夜班的，白天还要加班，做白天班的晚上也要加一点班。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除了照常出版《新华日报》，还要出版许多丛书，这些丛书，都要求争取时间印出，迅速地发行到读者手里去……机器房的同志从浇版房拿到滚烫的铅版向机器房飞奔而去，过了二分钟第一张报纸就印出来了。

沈国强回忆，当时机器房的职工工作时间较长且不固定，为了及时印出报纸和躲避审查，他们常常起早贪黑地工作。

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重庆，沈国强和张裕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机器房迁到化龙桥后，他们便在深山处和竹林里参加组织生活。他们还参加歌咏队，经常到周公馆唱歌，周恩来、吴克坚等人常常给他们讲时事。张裕权后来成为新华日报社铸字纸型房的领班，他在《浇版房的工作回忆》一文中，讲述了当时为突破敌人封锁，铸字纸型房响应党“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口号，进行劳动竞赛的故事。

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对书刊审查日趋严苛，《新华日报》是重点审查的报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新华日报》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新华日报》只得以“开天窗”的方式进行抗争。周恩来听闻后，在此处题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道破真相并发出抗议。

据沈国强回忆，这些被扣的稿件虽被禁止发表，但仍被机器房的同志秘密用小型印刷机脚踩印刷，再由报丁报童卷在过期刊物中，想方设法交到读者手上。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勒令《新华日报》停刊，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被迫分批迁移。沈国强自告奋勇断后，并与妻子留在了重庆。这年下半年，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沈国强的积蓄很快连吃饭都成问题。迫于生计，他不得不四处求职。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沈国强改名沈茂林，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到《自强报》《扫荡报》《大公报》等报社打短工糊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沈国强在正中书局做印刷工作，1949年后辞职回到老家，在上海英雄金笔厂工作，后又至上海新华印刷厂人事处、技术科工作直至退休。1983年，沈国强参加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刊45周年暨史学会，并与参会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来源：《红岩春秋》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