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初，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在城口、万源交界的龙潭河正式成立宣（汉）、达（县）、城（口）、万（源）4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文强（李哲生）、副书记李家俊。行委的任务主要是领导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月至3月  重庆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空前活跃。农历正月初二，铜元局兵工厂、白药厂工人为反对厂方强迫年关上工而举行罢工，以后发展为反对厂方关厂的斗争。2月，油漆工人为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两次包围地方法院，并沿街示威。3月24日，铁机织布工人为摆脱“黄色工会”成立铁机工人联合会，建立党团组织，并通过“赤色工会”纲领。同一时期其它行业的工人斗争先后有10多次。

3月29日  中共彭水县委和驻军（杨森部向时俊师）军支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起义行动方案和日期等问题。会后，军支书记邹隐樵（向时俊师第一团第一营少校副营长）、彭水县委书记向希平、县委军支书记霍恂以及孙瑞华、刘伯容等人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鉴于营长王作之态度不够坚定，而推迟起义。次日，向时俊接王作之告发诱捕起义者。霍恂、向希平、孙瑞华三人在突围中牺牲，刘伯容、邹隐樵等人撤到乡下。彭水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

春  刘湘为了加强反共，着手建立特务组织——21军特务委员会，并制定“反共自首”政策，收买叛徒，组成抓捕共产党人的侦缉队和进行反共宣传的编辑股。随后，又在其防区各县成立“清共”委员会以此威胁引诱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对中共党组织造成长期的严重威胁，使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为应对威胁，党组织组建了以罗南辉等为队长的“特务队”，对怙恶不悛的叛徒特务实行清算。以后又派余鸿文等打入“特委会”侦缉队，从内部掌握敌情，并将一些不甘心附敌的分子分化出来，组成“良心会”，接受党的指示进行活动。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特委会”对党组织的危害。

3月至5月  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一批重要干部相继被捕和牺牲。原在省军委书记李鸣珂领导下从事兵运工作的兵士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警士联合会（中共在重庆警察中建立的秘密外围组织）秘书长易觉先叛党投敌，被刘湘委任为特务侦缉队长。为邀功请赏，易觉先于3月下旬去万县，以省委巡视员名义召集共青团万县县委开会，一举抓获党团干部七人。3月22日，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穆青因叛徒告密而被捕，5月14日牺牲。4月初，省兵委委员龚作新被捕。4月5日，江巴兵委机关及党领导的警士联合会被破坏，党在重庆的地下机关和活动据点“”九七书店”、“南来燕咖啡店”被查封，一批干部和党员被捕。4月7日，重庆中城区委书记陈泽煌被捕。在这前后，共青团重庆中城区委书记饶更之被捕。4月14日，省委秘密联络据点“掘新书店”和“协合寄宿舍”被查封，省委特务队队长任锦时被捕。4月17日，江北特支被破坏，特支书记刘森元被捕。易觉先押着被捕人员返回重庆朝天门时，被不期而遇的李鸣珂当场击毙。第二天，李鸣珂被捕，4月19日，李鸣珂和江巴兵委书记张小灵、邓文书、龚作新英勇就义。5月5日，省委负责人在浩池街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由于叛徒告密，被警察包围，除代理组织部主任游少彬（邵宾）跳窗脱险外，省委书记刘愿庵，常委、工委书记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被捕，5月8日壮烈牺牲。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人员锐减；到6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县委所属党员有117人，其中产业工人9人，手工业工人50人，农民17人，知识分子32人，其他成分9人。

4月7日  原准备参加涪陵兵变的郭汝瑰营赵启民（共产党员）率领的两个排赶到涪陵罗云坝，与尹觐阳的武装会合，打出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旗帜，有300多人。省委曾派出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组织兵变，任游击队总指挥（随即调回重庆，由赵启明接任，后又由省委派王岳生担任），赵启民任前敌指挥，梁歌任前委书记。游击队在涪陵、丰都、武隆、石柱、彭水5县边境建立根据地，武装发展到700多人，建立了13个乡的苏维埃政权。 7月初，涪陵、丰都、石柱三县地方团防联合袭击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主力被迫撤离，游击于彭水、涪陵两县，随后进入湖北利川县。7月中旬，游击队到达石柱鱼池坝，遭到当地团防的“围剿”，突围出来的80多游击队员于8月初转战到忠县、丰都交界的蒲家场一带活动，之后，部分干部加入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

5月6日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游少彬召集省委各部委秘书紧急会议，选举游少彬、罗世文（特生、澈木）、邹璧成（文甫）三人为常委，组成临时省委坚持工作。直至原省委委员程子健（秋霞、蜀才、小山）、项鼎赶到重庆后，于6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省委，程子健、项鼎、游少彬为常委，程子健任书记，游少彬任组织部主任，罗世文任宣传部主任，项鼎任工委书记，邹璧成任秘书长。7月上旬，游少彬在离开江津回渝途中遇害，罗世文增补为省委常委。在此之前的4月中旬，因重庆中城区委书记陈泽煌被捕，由马如龙接任书记。之后，省委将江北和南岸两区委缩小为特支，划归中城区委领导，又调贺静华为中城区委组织部主任，吴谊之为宣传部主任，赖之光任秘书长。

5月21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四川省委秘书长牛正声汇报，提出全国以武汉为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四川党组织应以武汉为中心布置一切工作，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农民武装暴动和兵变，组织红军、扩大红军，集中红军部队向武汉进军，提出开展反右倾的斗争是执行中央制定的策略、路线的先决条件，要求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传达中央路线。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左”倾冒险统治了中央机关。

6月中旬  由中共中央指定任四川省委军委书记的余乃文（石夫）随牛正声到达重庆，任省委常委。余乃文向省委传达中央路线和策略：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组织红军。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在四川贯彻执行。

7月27日至30日  四川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议，军委书记余乃文出席并传达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会议讨论了省委政治报告和军运报告，以及士兵暴动、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等问题。根据早些时候省军委会议的决定，计划将全川分为5个军区，组织17路红军，限各地3个月内先后发动，以配合全国红军集中进攻武汉。

7月29日  按照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党领导的梁山虎城、太平、龙沙三路农民武装1300余人开进到忠县黄钦坝，宣布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李光华，副总指挥王维舟，政治部正副主任覃文、王炎离，前委书记牛大鸣。8月，游击队为配合攻打武汉向湘鄂西进军。过长江后在石柱被围受到重创，李光华被俘遇害，余部将枪支交当地党组织埋藏，部分武装分散回乡。三路游击队失败后，按照省委指示建立了梁（山）达（县）中心县委。在原一路、三路游击队活动的川东北地区，先后有数支游击队坚持斗争，直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成立了红33军。

8月上旬  中共中央长江局再次建立，四川省委归其领导。省委书记程秉渊、常委余乃文分别巡视川南、川西工作，常委苏爱吾、罗世文留守省委。8月26日，牛正声被捕牺牲。

8月20日至9月1日  根据四川省军支联席会议的布置，合川连续发生地方暴动和士兵暴动，均告失败。合川（以及邻近的武胜、铜梁、大足、璧山）为邓锡侯28军3师陈书农部驻防区。大革命时期，刘愿庵、陈毅等曾在该部做政治工作。党在该部和合川地方均有一定基础，在城乡开展了罢工斗争和抗捐斗争。省委把合川作为武装暴动的重点，以使组织红军就近顺嘉陵江而下，夹击重庆。1930年3月，成立合川中心县委，书记李壁澄。为统一领导五县驻军兵变和农民暴动，8月，省行委决定按驻防部队的防区范围，建立以合川为中心的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璧山5县行委（简称合武行委），合武行委主席赵伯先。8月20日，合川狮滩区区委组织300农会会员，举起四川红军第五路合武纵队合川支队狮滩大队的红旗，分两路攻打团防武装和地主庄园，均未成功，被迫撤回。23日，5县行委计划在驻扎云门镇的15混成旅第三团组织士兵暴动，因叛徒告密，团部将士兵武装全部收缴，暴动未成。9月1日，在城内再次点火为号，举行兵变，但因组织不严，联络不畅，最终亦归失败。“合川暴动”，先后20多人牺牲，70多人被捕。省行委认为“合川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5县行委和合川行委领导的右倾取消主义观念所导致，因此处分了两个行委领导人。

8月28日至9月9日  中共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进一步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拟集中力量领导武装暴动。会议选举了省行委成员，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主席程子健，副主席兼工委书记冯吉熙，组织部主任程子健（兼），由饶耿之实际负责，宣传部主任罗世文，军委书记余乃文，青年部主任梁佐华，秘书长邹璧成。江巴中心县委改为江巴市行委，领导重庆、江北、巴县、江津、大足、荣昌、铜梁等县党组织，由史伯康、曾海元负责（12月撤销）。会后，省行委发出通告，要求各地派党团员到军阀部队组织士兵暴动，建立红军；在农村积极发动米荒斗争，实行抢米，没收地主土豪米粮及土地；组织游击队，扩大红军；在市镇多开书店，以转变学生思想等冒进行动。

9月3日  在四川省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江津驻军兵变，刚刚起事即失败。江津为刘文辉24军第一师第二混成旅防区，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为共产党员，党在该部队及江津地方均有一定工作基础。为此，省行委就将江津当作就近夹击重庆、会师武汉的重点起义地区，并委派行委委员项鼎为党代表，于渊（原20军旅长）为总指挥，计划在江津发动起义，成功后成立红军第七路游击队，建立县苏维埃政权。由于张志和认为条件不够，不同意起义，因此起义乘张志和到成都开会之机发动。原定于9月5日起事，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漏，遂提前于9月3日发动。傍晚时机枪连首先乘收操之际，从野外攻打进城，一连、三连、六连起而响应。攻至县政府受阻后，使起义部队腹背受敌，加之主要领导人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起义现场指挥混乱。而地方党事先不知起义确切时间，无法有效支援。至次日黎明，起义部队撤出江津城，除一部分后来辗转到湘西投入贺龙红二军团外，大部失散或为敌人搜捕，被枪杀者达47人，另有70多人头部和手部被刺上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

9月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将各级党团工会合并建立行动委员会”的决定，下川东行动委员会在万县建立。苏爱吾任行委主席。行委辖下川东及川北部分地区的梁山、万县、开江、达县、宣汉、城口、丰都、忠县、石柱、渠县、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和巫溪等17个县的党组织。行委的任务是迅速恢复发展辖区各县党团组织，建立武装，配合鄂西红军“会师武汉”。同时还负责为长江局与四川省委之间传递文件、信函的中转任务。11月，行委改为特委。1931年2月被破坏。

秋  为将抓获的共产党员集中关押，进行“感化”，刘湘开始筹办“新式”监狱重庆反省院。1931年4月起，原在巴县大监和巴县分监关押的“共案犯”被陆续集中到了重庆反省院。 在吴宜之（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工运干部）、贺竞华（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等人领导下，共产党人在反省院里坚持斗争，争取权利，不仅把前来“感化”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转变为党的朋友，还在反省院办起了图书馆，使监狱变成学校。

10月2日  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山防大队部分士兵共300多人在土桥举行暴动，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七路游击队”旗号，中共铜梁县行委的濮文昶（蒲华辅）、万平、雷汝维等参加领导。暴动队伍攻打乡公所，砸毁税卡，将豪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当天，游击队即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暴动失败。

10月底11月初  重庆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叛徒宋毓萍、郝蜀筠、游曼谷等带领21军特委会便衣，日夜出没大街小巷，监视公众场所，先后逮捕了中共四川省行委工委宣传部秘书、江巴市行委秘书、江巴兵委委员及兵委所属的全部军支书记，破坏了江巴兵委机关。10月底，原重庆中城区区委书记陈泽锽，因在狱中组织暴动，被敌人杀害。

11月2日  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省军委书记余乃文从中共中央长江局带回的对四川工作的指示，表示完全接受长江局对四川工作的批评。长江局的主要批评是：四川工作偏重于军事行动；过份估计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忽视职工运动；组织17路红军的计划不切实际。因此，会议认为，四川省党的工作应“加紧反右倾，同时必须反对‘左’倾，不过右倾危险更大”。同时指出，党团合组，在事实上取消了团的工作，故决定党团立即自上而下分开，结束省行委，恢复党省委和团省委。至此，立三“左”倾错误在四川开始得到纠正。

11月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组织，在万县建立中共下川东特委。至年底，川东、重庆和省内其它地区的各级行动委员会陆续被撤销，恢复了党团组织。

12月25日  中共四川省委发出第10号通告。通告接受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总结执行6月政治局决议以来的教训，承认这一时期犯了“左”倾错误，决定停止实行普遍的暴动。同时又指出经过一系列暴动失败后，四川革命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但仍认为全国处于革命高潮，强调四川党在反对“左”倾残余的同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要在主观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立即布置和准备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中心城市发展。通告特别就加强反帝反军阀战争，发动工人日常斗争，准备同盟总罢工，发动农村春荒斗争，发动士兵日常运动，准备兵变、兵暴，加强中心城市中心区域工作等方面，分别提出了要求，作出了规定。由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四川的推行，全省先后发动了多次士兵暴动和地方暴动，这些武装起义由于指导思想错误，不顾主客观条件，均为时很短即告失败，使积蓄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损失尤为严重。全省61个县的特支以上的党组织，有18个遭到破坏，或停止活动而结束，3800名党员减少到1500名。

12月下旬  余乃文、邹璧城赴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请求迅速解决省委组织问题；杨玉忠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汉口，因叛徒告密，余乃文、邹璧城、杨玉忠被捕牺牲。余、邹走后，邓完任省委常委，许仁智任秘书长，军委秘书文强（文莱之）代理军委书记，任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