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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吴玉章诞辰140周年︱潮立时代的勇者

2018-12-28 14:24:33来源: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者按】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功绩和地位也许不是最突出和最显著的,但是像他这样,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建党、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节点,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一直坚定地向前行进的,却是很少很少。他一生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永立潮头,永不落伍。他就是吴玉章。今年,是这位革命先辈140周年诞辰,特刊发一组文章,以资纪念。

 

 

潮立时代的勇者

简 奕

 

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功绩和地位也许不是最突出和最显著的,但是像他这样,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建党、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建设等所有重大节点,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一直坚定地向前行的,却是很少很少。他一生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永立潮头,永不落伍。

吴玉章经历的时代特别曲折,而且始终伴随着激剧的变化。

他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这个家族以敦孝悌、睦族邻、严子弟、善读书而闻名乡里,出现过父子祖孙一门三代同赴乡试的盛事。他在宗祠私塾里启蒙,学的是忠孝节义,想的是科举入仕,追求的是人格完美、“内圣外王”。在他年少时,仲兄便已考取秀才,吴家又增加一位有功名的人,四里八乡传为美淡,这对他求学激励更大。

但是,再僻静的乡居,终免不了时代狂涛的拍击。乡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桩(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就闯进中国来了。吴玉章虽年幼不解其意,却也模糊知道,洋人很厉害,是来损害中国的。

13岁那年,他随仲兄到了成都,入读尊经书院。由僻乡而入省会,自然眼界大开,更何况尊经书院又是全川士子仰慕的神圣殿堂,创办人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兴名臣张之洞,当时的山长,又是入过曾国藩幕府的王壬秋(闿运),都是声望显赫、著述闳富的大学者,他们都关切时政,要求学生“通经致用”。在他们的倡导下,四川文风渐盛,这样的氛围,让吴玉章大受启发,开始睁眼看世界。

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当然是让人痛心的现实。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惨败的消息传到乡间,吴玉章正在家里与仲兄一起为母丧守孝,听到如遭雷击,失母之痛又添国恨,让他十分痛苦。不敢相信啊,我泱泱天朝,花了那么多的钱,办“洋务”、制武器、办北洋水师,士兵作战那么英勇,最终还是输给了区区小国,“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后来他曾在回忆录中形容当时的忧心如焚:兄弟俩相对大哭,“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只办洋务,这条路已经证明是行不通了,可是不这样做,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吴玉章“有些茫然”。正当他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全国赴京赶考的1000多名各省举子在康、梁的带领下竟然向皇帝“公车上书”了,这可是朝中多少年来未有过的事情!康、梁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等主张迅速传遍全国,这就不止是办洋务,还要变“祖宗之法”了。

康、梁的主张使吴玉章茅塞顿开,感到无比振奋,他一头扎进各种宣传变法的资料中,贪婪地汲取着最新的信息,很快成为热烈的拥趸。等到变法诏书一道道传来,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旧派阻挠上书言事的时候,他简直要欣喜若狂了。即使不久后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他也并不气馁,反倒因谭嗣同慷慨引刀的英勇就义而更形坚决。当然,这时他并不知道,在大洋彼岸一个名叫孙文的人已经组织起驱除鞑虏的“兴中会”,宣扬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他还处于“对光绪帝的迷信”和对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崇拜之中,内心深处里抱着忠君报国的思想。

受康、梁的影响,他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的路。为此,1903年2月9日,春节还没有过完,他便同仲兄等人一起启程离家,“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无限神奇的江山,一船人都诗兴大发,他也赋诗“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流露出以日本道路拯救国家命运的信心。

船过宜昌,一个叫邓孝可的维新人士加入了这段旅程。吴玉章与他志同道合,两人时作竟日之谈,说起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正避难日本横滨,心情都很激荡,约定到日本一定要去拜访这位名满全国的变法先驱当面求教,表追随之意。若能因此被任公列入门墙,竟日解惑,岂非大幸?

舟行顺畅,一行人很快到达上海,他们要在这里停留十多天,方换轮东渡。上海得中国开风化之先,经济发展远超内陆,更是新思想文化传播的中心,章太炎、邹容已经这里树立起反清的旗帜,正在向保皇的维新改良派发起猛烈的攻击,辉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二文双璧《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即将出现,新的时代大潮正在鼓荡。吴玉章在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崭新世界,“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于是,对皇帝的迷信和康梁的信仰开始一落千丈。等到3月买舟东达日本路过横滨时,心中没有了看望梁启超的念头。不久,他更在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过程中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与过去的忠君思想作了彻底了断。待到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时,他已是其中重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士们一起正在为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而勇猛奋进。

从上海到日本,仅仅一段旅程,就能让一个耕读传家、门风严谨子弟从小的儒家正统教育瓦解动摇,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一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基本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它却切切实实地发生了,这就是时代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当然还有吴玉章本人的锐敏。在这里,他充分体现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对时代脉搏的高度感知力,我们姑且称之为先觉力。

近代知识分子觉醒之日,就是近代进步思想浪潮奔涌翻卷之时。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间,是吴玉章思想的急剧变动期,也是中国进步界思想的急剧变动期,新与旧的碰撞,新与更新的冲突比比皆是。过去,士人科考时在考卷中言必称孔子、孟子;此时,他们动辄使用“登20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体现新观念的新名词。过去,君王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天子”;此时,皇帝被章太炎这样的年轻人动辄指着鼻子斥骂“载湉小丑”“失地之天囚”。吴玉章,正是走在前列者,开风气之先的那一批人。从“忠孝节义”到变法维新,从变法保皇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吴玉章思想变化的轨迹,正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轨迹;吴玉章的道路,正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而未来,他还将走得更远。

1905年8月13日,东京的留日学生们1000多人齐聚富士见楼,不大的地方,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吴玉章也在其中,他正激动地倾听着孙文博士的演讲。孙中山是著名的“孙大炮”,只见他精神勃发,站在场中侃侃而谈两个小时,吸引了全体人的注意。“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

思想已经酝酿到这一步,只差有力者的振臂一呼了。于是,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总理之下,设评议、执行、司法三部,而吴玉章因在留日学生中素有资望,被选为最高权力机关评议员的评议员。同盟会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参加同盟会,宣示着吴玉章的人生正式跨向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努力的新阶段。

自从剪掉辫子,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吴玉章就下定了永不回头,以身许国的决心。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美运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与改良派论战等活动。为宣传革命,他主持创办了《四川》杂志,并联络会党、筹措军火、策划暗杀,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包括广州起义在内的一系列起义都先后失败,党人牺牲惨重,仍前仆后继,喋血奋战,最终吴玉章成功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勇猛前导,迎来了中华民国的呱呱落地,吴玉章心中雀跃欢呼,自不必说。

辛亥革命前,吴玉章以为革命一旦成功,将会出现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孙中山也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但是很快现实的发展就让吴玉章大失所望,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中国民国,但袁世凯不久就逐渐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革命的果实被摘取,而后中国又陷入新一轮的军阀大混战,不但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强国难期,反倒是专制、涣散、受侵略欺凌蚕食和鲸吞的弱国可见。吴玉章虽然没有失去革命的信心,而且不断展开捍卫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不得不对国民党一路走来的救国方案进行反思,他想:“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

真正的勇士,即使最苦闷彷徨的时候,也不会断了绝望中继续觅路的念头。这一时期,他做了一件功在当代的工作,就是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与法国友好进步人士组织了华法教育会,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和组织中国青年到法国留法勤工俭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纷纷赴法,这项活动在五四运动后达到高潮,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众所周知,这些勤工俭学生们来到民主空气较浓、具有大革命光荣传统的法国后,很快被欧洲流行的形形形色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从而使留法勤工俭学生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来源。

先期到法国的吴玉章,当然比这些学生们更早注意到了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社会主义他并不陌生,1903年在日本时曾经很喜欢社会主义,看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此时他的思想更为接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他虽甚感新鲜,却并不很重视,只把它们当做一时的兴趣来了解、研究。40多岁的年纪,经历过人生无数的大风大浪,早已阅尽千帆,不会被任何一种社会主张轻易打动。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可一世的沙皇居然被一个叫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推翻,吴玉章又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开始极度关注俄国。

吴玉章自述,他是通过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的。曾经吸引过他的社会主义境界居然在一个大国开始实现,他感到兴奋和鼓舞,对领导十月革命的“新党”,他迫切希望有进一步的了解。1919年,他资助了几个青年学生留学俄国,希望他们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可惜后来联系中断了。

1919年底,吴玉章得到了一本日文的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书——《过激派》。他抱着无比渴望的心情,“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这本书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北京见到王维舟,了解到许多苏联的近况,心中更增向往。他处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自己始终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思想上不能不因此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虽然这时候他对中国革命还不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震荡,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吴玉章这一次的转变,不再像当初那样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期间,反复探索、推求,才终成定稿。

时间进入1920年,中国的军阀混战越发不堪起来。南与北的对峙之外,更添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各省内战,举国皆战,真是比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尤烈。这时就有了联省自治之议。湖南人勇吃第一只螃蟹,自制省宪,划疆自守,居然颇为有效,于是各地自治一时成风。吴玉章在这波风潮中于年底来到重庆,开始推行四川自治运动。

吴玉章并不认为“自治”就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地方上可以通过“自治”对北洋军阀作一定程度的抵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心中已经燃起了社会主义的热情,觉得可以通过“自治”运动,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宣传教育群众。

他起草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提出“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和十二条纲领。宣言强调平民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此外还有“男女平权”、“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等内容。这些带有彻底的民主革命色彩的主张在报刊上发表后,大受青年学生和工农的欢迎。4月3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时,不但全省一百多个县的代表应邀而来,每天都有许多群众伫立旁听,形成很大的声势。其影响力直逼当时的省议会,被人视之“比省议会完备得多”的准民意机关。

此时川局甚乱,上半年先是属于国民党的省长杨沧白与谢持联合滇军、黔军赶跑了同属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了杨沧白。而后刘湘及杨森又各抱野心,随时企图夺得全省政权,这种情况下全川自治联合会这样的“民意机关”就成为军阀必图夺之的“肥肉”,下了很多力气去收买、控制。5月28日,吴玉章被迫将全川自治联合会移驻成都,不久即宣布解散。他想:“这事又给我一个教训,使我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铁的纪律的政党组织,临时结合的团体是不可靠,而军阀统治下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以实现的。”

自治运动的失败进一步坚定了吴玉章学习苏俄的想法。1922年初,吴玉章在北京会见从苏俄回国的共产党人王维舟时,进一步了解到社会主义在俄国实现的情况,促使他蒙生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遂成立“赤心社”吸收进步青年。8月,吴玉章受邀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到任后,他锐意改革,积极支持校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等进步组织活动,并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来学校担任教师,在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不久,吴玉章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杨闇公在成都相识。经晤谈,两人顿感相见恨晚,引为知己,从此亲密无间,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开始了独立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的探索和实践。1924年1月与杨闇公等人在四川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4月,吴玉章在到北京经赵世炎、童庸生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忠君到变法,从变法而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两个世纪,历经二十多年,如此经历,尤如化茧成蝶,却是脱一层皮又再脱一层皮,不是把国家民族爱到极致的人,不是内心强大、无畏煎熬之人,怎么做得到?吴玉章历经求索,早已破去心中之贼,唯其如此,他才能始终感知世界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面,最终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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