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在迷惘中寻求中国的出路

吴玉章（原名吴永珊）经历的时代特别曲折，而且始终伴随着激剧的变化。

他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这个家族以敦孝悌、睦族邻、严子弟、善读书而闻名乡里，出现过父子祖孙一门三代同赴乡试的盛事。他在宗祠私塾里启蒙，学的是忠孝节义，想的是科举入仕，追求的是人格完美、“内圣外王”。在他年少时，仲兄便考取秀才，吴家又增添一位有功名的人，四里八乡传为美谈，这对他求学更增激励。

但是，再僻静的乡居，终免不了时代狂涛的拍击。乡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桩（大概指五口通商），就闯进中国来了。吴玉章年幼不解其意，却也模糊知道，洋人是来损害中国的。

13岁那年，吴玉章随仲兄到了成都，入读尊经书院。由僻乡而入省会，自然眼界大开，更何况尊经书院是全川士子仰慕的殿堂，创办人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中兴名臣张之洞，当时的山长（即院长、校长）又是入过曾国藩幕府的王壬秋（闿运），都是声望显赫、著述闳富的大学者。他们关切时政，要求学生“通经致用”，在他们的倡导下，四川文风渐盛，这样的氛围，让吴玉章大受启发，视野愈加开阔。

然而，时值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时局让人痛心。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消息传到乡间，吴玉章和仲兄正在家里为母丧守孝，听后如遭雷击，失母之痛又添国恨，让他十分痛苦：不敢相信啊！我泱泱天朝，花了那么多的钱，办“洋务”、制武器、办北洋水师，士兵作战那么英勇，最终还是输给了区区小国，“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形容当时的忧心如焚：兄弟俩相对大哭，“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只办洋务，这条路已经证明行不通，可是不这样做，中国的出路又在何方？吴玉章“有些茫然”。正当他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全国赴京赶考的1000多名各省举子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竟然向皇帝“公车上书”，康、梁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等主张迅速传遍全国，这就不只是办洋务，还要变“祖宗之法”了。

康、梁的主张使吴玉章茅塞顿开。他一头扎进各种宣传变法的资料中，贪婪地汲取着最新的信息，很快成为变法的拥趸。等到变法诏书一道道传来，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旧派阻挠上书言事的时候，他简直欣喜若狂。即使不久后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他也并不气馁。这时他不知道，在大洋彼岸，一个名叫孙文的人已经组织起驱除鞑虏的“兴中会”，宣扬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他还处于“对光绪帝的迷信”和对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崇拜之中，内心深处仍抱着忠君报国的思想。

受康、梁的影响，吴玉章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的路。1903年2月9日，春节还没过完，他便同仲兄等人启程离家，“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雄奇的江山，一船人都诗兴大发，他也赋诗“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流露出以日本道路拯救国家命运的信心。

船过宜昌，一个叫邓孝可的维新人士加入了这段旅程。吴玉章与他志同道合，两人时作竟日之谈。说起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避难日本横滨，不免心襟激荡，他们约定到日本一定要去拜访这位名满全国的变法先驱，当面求教，表追随之意。

舟行顺畅，一行人很快到达上海，他们要在这里停留十多天，方换轮东渡。上海得中国开风化之先，经济发展远超内陆，更是新思想文化传播的中心。章太炎、邹容已在这里树立起反清的旗帜，正在向保皇的维新改良派发起猛烈攻击，辉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二文双璧《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即将出现，新的时代大潮正在鼓荡。吴玉章在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崭新世界，“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于是，对皇帝的迷信和康、梁的信仰开始一落千丈。

等到3月抵达日本路过横滨时，吴玉章心中已没有了看望梁启超的念头。不久，他在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毅然剪掉了辫子，与过去的忠君思想作了彻底了断。待到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时，他已是其中重要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士一起为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而勇猛奋进。

近代知识分子觉醒之日，正是近代进步思想浪潮奔涌袭卷之时。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间，是吴玉章思想的急剧变动期，也是中国进步界思想的急剧变动期，新与旧的碰撞，新与更新的冲突，比比皆是。过去，士人科考时在考卷中言必称孔子、孟子；此时，他们动辄使用“登20世纪大舞台”“不自由毋宁死”等体现新观念的新名词。过去，君王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天子”；此时，皇帝被章太炎这样的年轻人动辄指着鼻子斥骂“载湉小丑”“失地之天囚”。吴玉章，正是走在前列者，开风气之先的那批人。

从忠孝节义到变法维新，从变法保皇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吴玉章思想变化的轨迹，正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轨迹。吴玉章的道路，正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未来，他还将走得更远。

在形形色色思潮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1905年8月13日，东京的留日学生1000多人齐聚富士见楼，不大的地方，室内室外，阶上阶下，被挤得水泄不通。吴玉章也在其中，他正激动地倾听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是著名的“孙大炮”，只见他意气风发，站在场中侃侃而谈两个小时，吸引了全体人的注意。“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

思想已经酝酿到这一步，只差有力者的振臂一呼了。8月20日，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国同盟会应运而生。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总理之下，设评议、执行、司法三部，而吴玉章因在留日学生中素有资望，被选为最高权力机关“评议部”的评议员。同盟会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参加同盟会，宣示着吴玉章的人生正式跨向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努力的新阶段。

从剪掉辫子，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吴玉章就下定了永不回头、以身许国的决心。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美运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与改良派论战等活动。为宣传革命，他主持创办了《四川》杂志，并联络会党、筹措军火、策划暗杀，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包括广州起义在内的一系列起义先后失败，党人牺牲惨重，仍前仆后继，喋血奋战。最终，吴玉章成功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勇猛前导，迎来了中华民国的呱呱落地。吴玉章心中雀跃欢呼，自不必说。

辛亥革命前，吴玉章以为革命一旦成功，将会出现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中国。孙中山也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但是，残酷的现实让吴玉章大失所望。

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中华民国，但袁世凯不久就暴露出真实面目。革命的果实被窃取，而后中国又陷入新一轮的军阀大混战，不但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强国难期，反倒是专制、涣散、受侵略欺凌和蚕食鲸吞的弱国可见。吴玉章虽然没有失去革命的信心，而且不断展开捍卫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他不得不对国民党一路走来的救国方案进行反思。他想：“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

这一时期，吴玉章做了一件功在当代的工作，就是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与法国友好进步人士组织了华法教育会，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倡导和组织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这项活动在五四运动后达到高潮，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这些勤工俭学生来到民主空气较浓、具有大革命传统的法国后，很快被欧洲流行的形形形色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使留法勤工俭学生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来源。

先期到法国的吴玉章，当然比这些学生更早注意到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对于社会主义他并不陌生。1903年在日本曾为此着迷，且看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那时，他的思想更为接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虽甚感新鲜，却并不很重视，只把它当作一时的兴趣来了解、研究。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可一世的沙皇被一个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吴玉章又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的希望，开始极度关注俄国。

吴玉章自述，他是通过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曾经吸引过他的社会主义图景居然在一个大国开始实现，他感到兴奋和鼓舞，对领导十月革命的“新党”，产生了迫切想了解的念头。1919年，他资助了几个青年学生留学俄国，希望他们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可惜后来联系中断了。

1919年底，吴玉章得到一本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日文书——《过激派》。他“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这本书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他在北京见到王维舟，了解到许多苏联的近况，心中更增向往。

此时，吴玉章处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他始终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思想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变化。这时，虽然他对中国革命还不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震荡，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他头脑中日益强烈。

自治运动失败后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由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吴玉章这一次的转变，不再像当初那样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其间，他反复探索、推求，才明确了方向。

1920年，中国军阀混战越发不堪起来。除南与北的对峙之外，更添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各省内战，举国皆战，比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尤烈。这时，有了联省自治之议。湖南人勇吃第一只螃蟹，自制省宪，划疆自守，居然颇为有效，于是各地自治一时成风。吴玉章在这波风潮中于年底来到重庆，开始推行四川自治运动。

吴玉章并不认为“自治”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在当时南北对峙的格局中，地方上可以通过“自治”对北洋军阀作一定程度的抵制。更为重要的是，他心中已经燃起了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自治运动，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宣传教育群众。

吴玉章起草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提出“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和十二条纲领。宣言强调，平民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此外还有“男女平权”“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等内容。这些带有彻底的民主革命色彩的主张在报刊上发表后，大受青年学生和工农的欢迎。

1921年4月3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召开大会，不但全省100多个县的代表应邀而来，每天都有许多群众伫立旁听，形成很大的声势。其影响力直逼当时的省议会，被人视为“比省议会完备得多”的准民意机关。

此时川局甚乱，上半年先是省长杨沧白与谢持联合滇军、黔军赶跑了同属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了杨沧白。而后刘湘和杨森又各抱野心，企图夺得全省政权。这种情况下，全川自治联合会这样的“民意机关”成为了军阀抢夺的“肥肉”，他们下了很多力气去收买、控制。

5月28日，吴玉章被迫将全川自治联合会移驻成都，不久宣布解散。他想：“这事又给我一个教训，使我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铁的纪律的政党组织，临时结合的团体是不可靠，而军阀统治下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以实现的。”

自治运动失败后，进一步坚定了吴玉章学习苏俄的想法。1922年初，吴玉章在北京会见从苏俄回国的共产党人王维舟，进一步了解到社会主义在俄国实现的情况，促使他萌生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想法，遂成立“赤心社”吸收进步青年。

8月，吴玉章受邀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到任后，他锐意改革，积极支持校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等进步组织活动，并聘请共产党人恽代英来校担任教师，在学生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不久，吴玉章与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杨闇公在成都相识。经晤谈，两人顿感相见恨晚，引为知己，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开始了独立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的探索和实践。

1924年1月，吴玉章与杨闇公等人在四川秘密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4月，在北京，吴玉章经赵世炎、童庸生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忠君到变法，从变法而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两个世纪，20多年间，吴玉章的经历表明：他的忧国之思、报国之志始终不渝，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时的吴玉章历经求索，早已破去心中之贼。唯其如此，他才能始终感知世界潮流，走在时代前面，最终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刘自良 韩西芹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