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又被称作“飞虎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飞虎队”怎样得名，却众说纷纭。

翻阅“飞虎队”创建人陈纳德将军的回忆录，我们惊讶地发现，连他本人也未弄清楚这个问题。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近代中国航空史上，还有一支更早取名为“飞虎队”的航空队，它的组建与张学良有着紧密关系。

第一支“飞虎队”在东北诞生

1921年10月，时任奉军第27师卫队旅长的张学良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日军的航空部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东北后，他向张作霖建议，大力发展奉系的军事航空事业。为此，张学良还学会了驾驶飞机。于是，张作霖干脆将奉系的军事航空全部交给张学良操办。

1923年9月4日，张学良正式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对原东北空军进行变革，广揽人才，添购飞机，并不惜代价，选送多批优秀人员分赴法国和日本留学。因此，东三省成为各省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航空最多的地区。同时，张学良正式组建了奉系空军的三支航空队，各队皆以“飞”字开头，分别为“飞虎”“飞龙”和“飞鹰”。

1925年6月1日，张学良将东三省航空处更名为东北航空处，并扩充航空部队，增设“飞鹏”“飞豹”两队。10月1日，东北航空司令部成立，张学良任司令，冯庸任参谋长，周德鸿任野战修理厂厂长。航空部队中，赵延绪任“飞虎队”队长，万咸章任副队长，马振昌、李士怡、陈鸿陆、王化博、邱抡元、潘大同、薛景文、石曼牛、聂恒裕、王聚有、王卫民、王惟一、张景芳等任飞行员。其他各队的负责人分别是：章斌（“飞龙队”队长）、陈海华（“飞鹏队”队长）、黄社旺、徐世英（“飞鹏队”副队长）、伊里布（“飞鹰队”队长）、皮思齐（“飞鹰队”副队长）、赵翔陆（“飞豹队”队长）、王立序（“飞豹队”副队长）。

时逢军阀混战，奉系航空部队多次参加奉系与直系、国民军、晋军等争夺地盘的战争。特别是在1925年10月至11月平定内部郭松龄的倒戈中，其人员和飞机损失严重，元气大伤。

1928年1月，张学良对奉系航空部队进行了调整，“飞虎队”由姜兴成任队长，王绍荣、王卫民和王惟一任副队长。5月，他将关内的奉军航空队编成东北航空混合大队。8月，已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的张学良，对原奉军航空机关及航空部队进行了重大的组织调整。将东北航空处改为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航空队，混成大队改编为东北航空大队，由徐世英任大队长、周德鸿任副大队长。原“飞鹏队”改为航空第1队，由陈鸿陆任队长，白明叔、王化博任副队长；原“飞鹰队”改为航空第3队，由王聚有任队长，齐骥良任副队长；原“飞龙队”改为航空第4队，由雷艮任队长，杜多福•布列任副队长；原“飞豹队”改为航空第5队，由陈海华任队长；王荣光、张焕钧任副队长；原“飞虎队”改为航空第2队，该队为侦察、轰炸机队，由姜兴成任队长，吴志翔任副队长，下辖第4、第5、第6等3个中队，中队长分别是朱长凯、张文焕、姜广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清晨，日军步兵第15旅团第16联队坂井少佐指挥一个步兵中队及一个机枪分队，约100余人向沈阳东塔机场进攻。当进至距机场数百米时，日军以机枪进行密集火力射击，不见机场方面有任何回击，于上午8点25分占领机场。

原来，因受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东北空军将士被迫放弃机场，早已撤离，机场上停放的上百架飞机以及大批航空器材被日军缴获。至此，经10年惨淡经营的东北空军，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东北）空军中第一支“飞虎队”，也以这种尴尬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一支“飞虎队”得名的几种流行说法

关于“飞虎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得名，目前国内有几种流行说法，使真相扑朔迷离。

第一种，来自昆明的民众，也是最广泛流行的一种说法。

1941年12月20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与空袭昆明的日机展开激战，击落日机3架。次日，昆明老百姓和社会各界人士至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在巫家坝的基地慰问，看见其机头漆着张开血盆大口的鲨鱼，因从未见过，人们联想到的第一个动物是老虎，因此，“飞虎队”的外号在民间流传开来。

曾作为翻译官的黄澄支持这一说法。他后来回忆道：“上面画着两个大鲨鱼头，嘴很大，眼睛凶得狠，昆明人一看，你们飞机是这个样子，简直是个大老虎。昆明是内陆城市，老百姓没有见过鲨鱼是什么样子，所以一看那么大的鲨鱼，就以为是大老虎。而且，这个大老虎还会飞。老百姓说，简直是‘飞老虎’啊！”

2015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档节目：《飞虎队中的华裔英雄陈鸿铨：我和英雄一起战斗》。记者采访了曾在中美空军混合团担任飞行员、时年96岁高龄的陈鸿铨，他十分肯定地说，“飞虎队是昆明老百姓起的名字”，陈纳德接受了这种称呼，才委托美国迪士尼公司设计队徽。

与陈鸿铨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徐华江（吉骧），曾担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队长、第3大队副大队长等职。他在《天马蹄痕——我的战斗日记》中写道：

志愿大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行的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好，于是将航空队命名为“飞虎队”。

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版本，由重庆媒体及民众以“飞虎添翼”称赞志愿队而叫出来。此后，美国媒体也以“FlyingTiger”称志愿队。

第二种，来自宋子文的建议。

早在志愿队还未正式成立时，在美国的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人员就志愿队标志进行了讨论，有的提议用“龙”，有的提议用“鹰”。该公司负责人宋子文说：“‘龙’既古老又陈旧，‘鹰’为美国空军标志，容易混淆。”他建议志愿队用“虎”作标志，并沿引中国成语“如虎添翼”，寓意志愿队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他说：“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当给它加上翅膀，老虎就更加凶猛。传说，一个人吃了剑齿虎的心，他就能获得剑齿虎的胆量和力量。”志愿队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用带翅膀的虎作为该队的标志，被称为“飞虎队”。

这一说法，也有另一个版本。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美方雇员大卫•科克伦、奎恩•肖内西、怀迪•威劳尔和比尔•扬曼等人，曾讨论邀请华特•迪士尼工作设计室为志愿队设计一枚徽章。“‘龙’本应是最合适的选择——飞龙既象征着中国，也表明了空军的身份。但大卫•科克伦建议用老虎代替龙，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第三种，来自画家张善子的一幅画。

张凤岐，1945年初入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器材供应处工作，她听同事这样讲述：“1941年初，他（张善子）在美国听说陈纳德将组织志愿队援华抗日，夜不能眠，经过精心构思，以纽约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为背景，画上老虎插上翅膀，姿态生猛、威风凛凛地在晴空万里的蓝天中飞翔。这幅画融大胆想象和深刻寓意于一体，送给陈纳德时，他大为感动，随即将志愿队命名为飞虎队。”

关于飞虎队是如何得名的，陈纳德在回忆录中有记载：

我在1941年离开美国之前，曾托我在路易斯安那的几位朋友，帮我注意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并把剪报寄给我。现在，我这儿已堆满了来自美国的剪报，我的部下惊喜地发现，他们已作为“飞虎队员”而名扬世界了。因我们而出名的“飞虎”， 其实并非美国志愿飞行队的发明。当时，我们的飞行员把《印度周刊》画报上描绘的驻扎在利比亚沙漠的英国皇家飞行中队机身上的鲨鱼牙齿的图样，画在了P-40型飞机机头上。这真是一幅恐怖的图案！其实在这之前，德国空军在他们的一些梅赛施来特210型飞机上也画过鲨鱼牙齿的图案。画有鲨鱼头的P-40型飞机又如何演绎出了“飞虎”的名字，我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当我们听说我们是以这个名字出名的时候，都感到很惊讶。其实，直到美国志愿队解散的前夕，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队徽的东西，应华盛顿的中国军需处的请求，好莱坞的华特•迪士尼协会的罗伊•威廉姆斯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正飞越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

根据陈纳德的讲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一、陈纳德及“飞虎队”队员均未参与“飞虎队”的取名，也不知道该名从何而来。由此，否定了张善子送画，陈纳德从中获得灵感，将志愿队命名为“飞虎队”这一说法。

二、陈纳德及“飞虎队”队员是从美国剪报上看到他们被称为“飞虎队”的。如果是昆明民众最先叫出来，他应该不会这样记载。陈纳德这一说法，也在美国《时代周刊》得到了印证。

1941年12月出版的《时代周刊》，发表了西奥多•怀特（白修德）的一篇文章——《嗜血群虎》（Blood for the Tigers）。这篇文章介绍日军对中国进行了三年的狂轰滥炸，直到“身材瘦削、性格顽强而又沉默寡言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招募了一批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带到亚洲。“上周，10架日本轰炸机大摇大摆地窜进云南，直扑滇缅公路的终点昆明。在昆明以南30英里处，飞虎队对他们实施了空袭，让日本人大吃苦头。10架轰炸机当中……有4架燃烧着在地面上坠毁，其余几架夹着尾巴逃跑了。飞虎队伤亡：零。”

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发现最早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为“飞虎队”的原始资料。

三、关于“飞虎队”队徽的设计师，的确与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和华特•迪士尼工作设计室有关。但队徽设计出来时，中美双方已开始洽商志愿队解散事宜。

实际上，陈纳德与队员们在P-40战斗机机头漆上鲨鱼图案后，并不满意，毕竟是抄袭的图样，他们更想拥有一枚独特的队徽。于是，陈纳德委托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代办此事，这一过程，被罗素•沃兰在《飞虎队》一书中记载下来。该书由英国伦敦麦克唐纳德（出版）有限公司于1943年出版，也是全球第一本描写陈纳德与“飞虎队”的专著。其中，对“飞虎队”名称来历有一番描述：

来自华盛顿的陆军飞行员伊瑞克森•希林回忆起了一些民间说法，说的是日本人作为由渔船队和奇怪宗教信仰组成的岛国民族，对鲨鱼怀有一种普遍的恐惧感。于是，经陈纳德同意后，他们便将P-40战斗机的鼻子漆成了虎鲨血盆大口、獠牙闪烁、双眼凶狠的图案。但是在其他战争中的其他飞机已经用过这种标记了。美国志愿队（A、V、G）想要一点不同和独特的东西。因为，尽管他们有抱怨和不幸，他们仍在慢慢积蓄一种需要得到表达的团队精神。

他们的领导者已预料到他们会这样想。陈纳德当时已和在华盛顿的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的大卫•科克伦与哈瑞•普迈斯在联系当中，他竭力为自己的小型航空队逐步衍生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标志。陈纳德建议隼从天上俯冲抓住其猎物的形象，且许多艺术家制作出了各自版本的图案，但没有一人与大众的想象一拍即合。之后，大卫•科克伦与哈瑞•普迈斯邀请在好莱坞的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用专业的经验来经手此事。于是，迪士尼艺术家亨利•波特笔下的孟加拉虎形象孕育而生。这只老虎有两只有趣的、无实际用途的翅膀。老虎在一个代表胜利的英文字母V中英勇飞翔。这只老虎就如同米奇鼠或爱生气（7个小矮人中最勇敢的一个）的创造一样独特而富有魅力。陈纳德很高兴，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就成为了“飞虎队”。

美国作家、军事史学者丹尼尔•福特为了研究陈纳德与“飞虎队”，曾广泛地查阅美、日两国的历史档案，大量采用当事人的回忆和访谈材料。他发现，迪士尼的两位员工罗伊•威廉姆斯和亨利•波特，早在1941年10月就设计出“一只卡通化的孟加拉虎背插双翅，亮出爪子，从代表胜利的‘V’字形图案上起跳”的草图。“因此，当航空志愿队首战告捷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他们的外号已被确定下来，怀特将这个名字大加宣传了一番。多年来，记者和历史学家都试图探寻‘飞虎队’这一名称在中国的来源，但其来历并没有多少异国情调——它实际上是由华盛顿一位西装革履的高收入人士命名的。”

综上所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晰起来。“飞虎队”的得名，是因为华特•迪士尼工作设计室接受了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的委托，设计出“飞虎”的队徽，经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西奥多•怀特的宣传，被世人了解和接受。其间，中国防御用品供应公司美方雇员大卫•科克伦、哈瑞•普迈斯等人，在初期设计以及与华特•迪士尼的穿针引线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陈纳德与宋子文在志愿队队徽设计过程中，均有参与，并提出设计思路。最后，由华特•迪士尼的罗伊•威廉姆斯和亨利•波特完成了队徽的设计。

从媒体报道看“飞虎队”

抗战时期，“飞虎队”首次在我国新闻媒体亮相，时间是1941年12月21日，即“飞虎队”在昆明首战告捷的第二天。但媒体的报道，既没出现“飞虎队”，也没出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等字样。

当时，《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新蜀报》等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各报标题不一样，但均采用“中央社昆明20日电”通稿，内容大体一致：

20日晨9时许，敌轰炸机10架图袭昆明，我空军立即升空迎击，遭遇于宜良上空，当发生空战，敌机被我击落4架，余机仓皇逸去，我机毫无损失。击落敌机，现已寻获3架，余1架仍在继续搜寻中。

这一天，昆明出版的《云南日报》则以《空前战绩雪深仇》为标题用更多文字进行了报道：

日前（12月18日）敌机肆虐本市，数百无辜同胞死于非命。昨日（20日），竟又有敌机10架，来捡“便宜”，满以为还可以再度肆其杀人的兽行。想不到却遭到了我神勇铁鹰的迎头痛击。结果，它捡到的不是“便宜”，而是“3死3伤”。

这真是4年来本省空战的空前记录，亦是最光荣的记录。我们4年来的血海深仇，满腔悲愤，就随着那碧空的一声巨响，一缕浓烟，化为乌有了。

4年来，我们吃的亏太大了，恨太深了。但终于有这样一日，我们不仅应该畅快，也更应该对我英勇空军表示真诚的感谢，致其崇高的敬意。

1942年1月8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位置以《美志愿空军击落敌机60余架》为标题，对志愿队近期取得的战绩以及接受英国政府授勋和陈纳德晋升空军少将等进行了报道。内容如下：

我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司令部，现公布开始作战以来之战果如下：

1、12月20日，敌机10架袭昆，在滇境击落共6架。

2、12月23日，敌机54架袭仰光，我空军志愿队协同英皇家空军作战，击落敌机7架，另击伤2架。

3、12月25日，敌机60架袭仰光，当被我空军美志愿队击落4架，另重伤3架。

4、中国空军美志愿队于元月3日突袭泰境敌机场，当击落敌机3架，击毁地面敌机4架。

美国志愿队在昆明、仰光两地对敌作战，曾先后击落敌机60余架，予敌重大打击，英王乔治六世对此甚为赞许，顷特以代表英国最高荣誉之十字勋章，赠予在仰光作战有功之我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各队员。此间接获华盛顿方面消息，美政府已发表命令，现任中国空军美志愿队司令之空军上校陈奥（纳）特（德），晋级为空军少将。

从1942年1月8日起，国内各大报纸已正式使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字样。而“飞虎队”一词，最早在各大报纸出现的时间是4月18日。

前一日，中美文化协会在重庆孔祥熙官邸举行了隆重仪式，向“飞虎队”献赠《海鹰图》。仪式由孔祥熙主持，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发表讲话。到会者除中方代表外，还有美国、英国、俄国、荷兰、土耳其、印度、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大使及代表。因陈纳德在前方指挥作战，特派霍华德代表“飞虎队”出席仪式。18日这天，大后方的所有新闻媒体对此活动进行了公开报道，并使用了“飞虎队”一词。

此后，直到1942年7月4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正式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国内媒体对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大多使用“飞虎队”一词。8月以后，媒体上不再出现“飞虎队”一词，而使用了“美国空军”“盟国空军”“美机”“盟机”等词汇。更没有任何媒体将后来成立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及中美空军混合团称“飞虎队”。

这与陈纳德回忆录中的说法一致。志愿队正式采用“飞虎”队徽（印在飞机机身上）时，已临近志愿队解散之时。种种资料印证，“飞虎队”取名来自美国，源于队徽图案设计为“带翼的老虎”。可见，中国老百姓将“鲨鱼”误认为“老虎”，而将志愿队称为“飞虎队”的说法是误传。

1942年7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章《贺飞虎的胜利》。此后，再未见该报使用“飞虎队”一词。

“飞虎队”名称的争议

硝烟散尽，几十年过去了，可有关“飞虎队”的故事仍在上演。关于“飞虎队”一说，有引起纷争的，有史实混淆的，煞是耐人寻味。

在美国，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老兵和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老兵分别成立了“飞虎队协会”和“第14航空队退伍军人协会”。由于“第14航空队退伍军人协会”在开展活动时，会员自称“飞虎队员”，一度主张将该协会更名为“第14航空队飞虎协会”，遭到“飞虎队协会”反对和抗议，双方差一点对簿公堂。“飞虎队协会”主席约翰•罗西曾经就“飞虎队”名称征询陈纳德，陈纳德明确回答：“只有志愿队才是‘飞虎队’。”最后，“第14航空队退伍军人协会”放弃了更名的想法。

在中国，现将由陈纳德领导和指挥的空中力量——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及中美空军混合团均称为“飞虎队”。而且，有人将担任过驼峰空运的中美飞行员也纳入“飞虎队”，还有人将当时的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称为“苏联飞虎队”。更有甚者，国内媒体和网站常以“最后一位飞虎队队员”为噱头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此，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对“飞虎队”的内涵进行定义。

一是性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属于雇佣军性质，其雇员是拿钱打仗，打下1架飞机还有额外奖金。在中国政府雇佣的外籍飞行员志愿队中，它不是第一支。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空军中就雇有一支国际中队，但战绩极差，故被撤销。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了美国空军，留在中国战场继续作战，但没有必要将他们过度美化。他们与苏联志愿队的性质不一样。苏联志愿队属苏联正规空军，由政府以“志愿队”名义派出，采取轮战方式（1个航空队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且不隶属于中国空军序列指挥。

二是隶属关系。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隶属于中国空军战斗序列，受航空委员会直接指挥。

三是精神传承。由于“飞虎队”的性质属于雇佣关系，双方签署的是商业契约，与国家军队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而战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能因“飞虎队”在客观上是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是为“正义”而战，就忽略了背后的商业性质。任何一支军队的发展，除了创建者之外，还必须有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传承，无论它的创建者在与不在，都会一脉相传。不能因陈纳德后来领导过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第14航空队以及指挥过中美空军混合团，就将这些部队都称之为“飞虎队”。

实际上，这支“飞虎队”只存在于1941年8月1日到1942年7月4日之间。只有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才是真正的“飞虎队”。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编辑/韩西芹

（来源：《红岩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