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勤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于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全国性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武汉创刊，10月25日迁重庆，至1947年2月28日被迫停刊，历时9年有余，出版报纸3231期。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民主的重要阵地，党和人民的喉舌，还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密切联系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纽带和桥梁。《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乃至港澳、东南亚等地影响巨大，被毛泽东赞誉为“新华方面军”。
《新华日报》作为历史史料，见证了南方局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开辟和斗争历程。透过字里行间，可从中窥见南方局统战工作思路和方法，感受背后的真实故事。
巩固和维护国共合作大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精诚团结。政治上，中共代表毛泽东、王明、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作为参政员，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国民参政会，推动抗战民主运动。军事上，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特别是在湖南成立的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两党、两军之间互相学习政策、战术等。文化上，《新华日报》应运而生，第三厅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引导抗战文化……然而，随着抗战的进行，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蒋介石如芒刺在背，企图从政治上、组织上“溶化”共产党。
于是，从武汉到重庆，蒋介石先后数次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两党合并的主张，被拒后，便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不断在各地制造反共的军事摩擦和流血惨案，数次掀起反共高潮。对此，193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同时期周恩来为抗战两周年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均刊载于《新华日报》醒目之处。
此间，国民党不断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军事法庭审判。《新华日报》也遭受国民党当局威胁，出现报纸被扣、评论被删、人员被殴等迫害行为。南方局处境非常险恶，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安全考虑，数次发电报要周返延。
1月17日，周恩来对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分析当前时局，部署安排大批中共党员撤离重庆，自己却要坚持到最后。当晚他在红岩村办公室，写下著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派人连夜送往《新华日报》赶排，次日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处刊载。
南方局统战工作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从1939年至1946年，历经十余轮谈判，先后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参加，主要涉及军队摩擦、八路军数量、陕甘宁边区区划、皖南事变善后、出席参政会、释放被捕人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无条件停止和避免内战等诸项事宜。谈判中涉及的方案、办法及策略大多是南方局研究后报中共中央同意的，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维护了国共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南方局以此为契机，开展广泛而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
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从筹备到创办无不体现党的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智慧。就连《新华日报》的报名由谁题写，周恩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左右权衡，最后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因此，《新华日报》在武汉举行首发式当天，读者争相购买，很快售罄，报社不得不加印。
面对民族矛盾上升，国民党内可能发生分化这一情况，周恩来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可能赞成团结抗战的。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于右任、冯玉祥、张治中、张冲等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团结的对象。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历史条件制约，很多具体情节不为人知，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们与南方局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及安危相系、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
例如，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至撤离的七年半时间中，《新华日报》刊登有关宋庆龄的消息报道多达48处。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同时抵渝，她们的到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各报纷纷报道。《新华日报》也给予积极频繁、热情洋溢的报道，仅两个月内刊载16篇消息或文章。
从1940年6月至1942年2月，整整20个月里，《新华日报》一共只刊登了四则关于宋庆龄的小消息，因为此时的她因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被蒋介石冷落、排斥和迫害。《新华日报》保持长时间沉默，是无言的抗议。特别是1941年7月10日发表的《宋庆龄先生著文纪念七七四周年》，该文并未登出全文，只摘取要点概述，但却注明“奉命免登，兹特向宋先生致歉”，以示严正抗议。南方局领导人与宋庆龄的联系交往，则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共计108篇，大多是关于当前时局的讲话，其亲笔写给个人的文章可以说屈指可数。1941年11月，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与《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两篇文章，其言辞恳切、真情流露，全文登载起到特殊作用，在此不得不究其背后故事。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张冲（字淮南）因“伍豪事件”一度成为对手。抗战爆发前后，张冲在与周恩来接触中深受感染和鼓舞，他力主联俄联共、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并被蒋介石指派与中共进行谈判。在与周恩来的交往中，张冲积极奔走国事，戮力维护国共合作。1941年8月11日，张冲因病在重庆英年早逝，周恩来写下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追悼会，会上致辞时，他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闻者无不动容。周恩来与张冲由对手到朋友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共产党人襟怀坦诚、国事为重和团结多数的无私情怀，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中的一段佳话。
冯玉祥（字焕章）是《新华日报》的忠实读者，也是供稿人之一，在我党的影响下，他从政治上、思想上逐渐倾向我党。1941年11月14日，在他六十寿辰时，《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大张旗鼓地为冯玉祥祝寿，出专刊，以显著位置登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从延安发来的贺电。周恩来在《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中称颂：“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当天蒋介石到冯玉祥家中祝寿，见桌上《新华日报》整版为冯祝寿，顿时沉默不语，而冯玉祥却甚是高兴。
在国民党当局大批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情况下，我党曾先后通过冯玉祥营救过张申府、沈钧儒、华岗等人出狱。
支持中间力量组建政党
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有不少中间党派。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加注意吸取过去“太重视国共合作，完全冷落各小党派”的教训，对中间党派领导人做了大量工作。
蒋介石在制造反共高潮中，不只是迫害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也压迫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例如，1940年12月，蒋介石借国民参政会改组，无理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人的参政员资格，加入大批反共分子，由他们左右参政会，扩大了与中间人士的裂痕。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不少中间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深感处境艰难，加之中共力量不断壮大，南方局开创中间党派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时机已然成熟。
1942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张申府发表《新华，新华，我看着你成长，长大》的祝辞，迫切希望在《新华日报》开辟论坛作为他们说话的地方。2月20日，《新华日报》开辟《友声》专栏，专门刊登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为各抗日党派议政，探讨有关抗战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言论阵地。
南方局经常利用聚会交谈、登门拜访、集会演讲等形式同中间势力交朋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中间党派在重庆的聚会商谈就有20多次。每当他们遇到危难时，南方局总会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帮助。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香港，搜捕被困在香港、九龙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周恩来电命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等人展开一场秘密大营救，使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胡绳、范长江、戈宝权等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名人及其家属800余人，安全脱险。当陶行知筹办育才学校四处奔波，当马寅初因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身陷囹圄，当张申府被取消参政员资格生活困难，当章伯钧身患痢疾危在旦夕……每逢紧急关头，南方局都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在南方局的引导和支持下，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民革前身之一的民联纷纷在重庆成立，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新局面。特园当时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字特生）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公馆，大后方各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袖时常聚会于此，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也经常到此与他们会晤交谈，共商国是，因此被誉为“民主之家”。1941年3月，黄炎培、张澜、张君励、左舜生等13人就在这里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民盟的成立，充实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四顾特园，三晤张澜，一会冯玉祥。他深情感慨道：“我也回到家了，这里现在是‘民主之家’，以后我们还要建民主之国！”
1939年春，在周恩来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领导下，在重庆成立了自然科学会。座谈会从成立到1946年春，坚持每周或两周开一次座谈会，学习和讨论《新华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1940年，《新华日报》邀请座谈会几位负责人编辑《自然科学》副刊，普及科学知识，号召自然科学学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谢立惠回忆，1943年的一天，周恩来约座谈会七人去新华日报总馆吃午饭，去了发现摆着寿桃还有一桌酒席，才知是为梁希祝寿。令大家嘘唏的是，梁希是座谈会中年纪最大的，但没人记得他的生日，而周恩来日夜为国事奔忙，却还心记这个日子。周恩来对梁希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
1945年9月12日，许德珩与劳君展在红岩村与毛泽东会谈时，毛泽东鼓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人数太少，毛泽东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毛泽东一席话，推进了九三学社的成立。1946年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新闻。
争取地方实力派
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三种不同政治力量，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左派、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民族资本家和社会贤达等中间力量。而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
周恩来细致研究了西南地方实力派情况后，决定重点做四川的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济深等人的工作。《新华日报》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原总编辑华岗、吴克坚都负责过联系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工作。1940年，《新华日报》专门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决心。龙云当即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加强团结，抗战到底。”这对推进我党在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影响很大。
西康和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周恩来从抗战初期就分别与他们建立统战关系。《新华日报》通过地下党员田一平、杨伯恺等与潘文华、邓锡侯联系。1947年3月初《新华日报》被查封后，成都营业部分处负责人罗石生等人得以安全由成都来重庆化龙桥总馆集中，就是田、杨找邓锡侯安排的。正因为领导出面、上下配合、各方促进，在争取地方实力派工作中，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在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率领他们的部属起义。刘文辉曾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提出的统战政策真伟大，在周总理的工作中则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政策。”
吸引工商界“靠拢我们”
“把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这也是周恩来向《新华日报》一再强调的任务。早在1940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成员包括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等。许涤新也是《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济言论和重要经济报道的主持人、撰稿人，他通过邓颖超的关系，与1939年在重庆成立的“西南实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张肖梅建立了联系，结识了经济界、实业界不少上层人士，并经常得到该协会出版的《西南实业通讯》等刊物。
许涤新回忆，他与民族资本家打交道，“第一步的做法是登门拜访，名片还是用《新华日报》编辑的职务。当时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少资本家害怕接待我之后，国民党特务要同他们‘算帐’。一些受蒙蔽的资本家不仅给我以闭门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后，高声‘送客’。但是，还有一些民族资本家是可以谈得来的。这可以把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古耕虞和潘昌猷等人，作为代表”。
为了进一步推进国统区的经济民主斗争， 1940年6月和1941年6月，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和《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本质与危害，激发民族工商业者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新华日报》还经常刊登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子昂、古耕虞等人的谈话、文章，起到互相辉映的作用。
周恩来曾经说过：“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刊登文章《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演讲当前经济形势》，其内容足以印证周恩来的话。胡子昂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后来回忆道：“当时国统区纸币充斥，民不聊生，打铜街、棉花街的棉纱一拿出来就抢光了。人民活不出来，大家都愿意听一听，看共产党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工商业。……周恩来为我们工商业指出正确方向，大家理解为什么延安能够安居乐业，认为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威力很大。”
1945年12月16日，以民族工商界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标志着民族工商界的政治觉醒。
引导文化界发挥作用
文化、军事战线被毛泽东称为“文武两个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广泛团结爱国文化人士，加强文化统战，占领文化阵地，对唤醒民族精神、凝聚抗战力量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下，发起了全国规模的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活动，以话剧冲破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黑暗，开创了在低潮时期开展文化活动的新形式。
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50寿辰，《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一文，揭开了活动的序幕。《新华日报》以四版篇幅，出了《纪念郭沫若》专刊，登载董必武、沈钧儒、邓颖超、沈尹默、田汉、张西曼、王亚平、欧阳凡海、潘梓年及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等人的诗词、文章，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各方面给予高度评价。
此次纪念会在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主持，到会两千多人。纪念晚会演出了郭沫若的新著《棠棣之花》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两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在抗建堂公演时，处于偏僻街坡上的剧场顿时门庭若市。该剧歌颂爱国抗敌、鞭挞卖国投降的主题，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亲自领导对该剧的讨论，指示《新华日报》出《棠棣之花剧评》专版，并亲题刊名。
第一炮打响后，郭沫若又以屈原为题材创作剧本。周恩来得悉后，特地登门同郭沫若研究剧本创作。他一再嘱咐《新华日报》：“要抓住这大好时机，进一步扩大宣传。”《屈原》公演前后，《新华日报》连续报道此剧演出实况，仅17天内，观众达30万人次。《新华日报》还特辟《〈屈原〉唱和》专栏，为黄炎培、郭沫若、董必武等人提供联唱园地，持续两个多月，共刊诗作66首，为此剧的演出烘托气氛。
以话剧为突破口，由郭沫若打先锋，周恩来率领《新华日报》擂鼓助威，一时兴起了历史剧的创作、演出热，话剧舞台盛况空前。在重庆高压的政治环境中，顽固派的文化统制政策被冲破，抗战文化的局面打开了。
（来源：《红岩春秋》）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辑/韩西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