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懿
在重庆渝中区人民公园制高点，矗立着一座高约7米的“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碑身庄严凝重，文字古朴斑驳。此碑建于1946年2月，为纪念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四川籍烈士喻培伦、饶国梁、秦炳而立。烈士的事迹早已传诸文字，但纪念碑的修建，却历经艰难曲折。
决定建立纪念碑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经过昼夜激战，终因信息不通、敌我悬殊等原因失败。起义失败后，牺牲的革命党人有遗骸72具葬于广州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这一天是农历3月29日，此次起义又被称为“三二九”起义。
为纪念这次起义，1929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次常务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3月29日（后为方便纪念，改为公历）确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并规定了纪念方式。
1941年3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为黄花岗起义四川籍烈士建立纪念碑的决议案。重庆市党部接到任务后，很快拟定了《陪都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计划草案》。其主要内容包括：由市党部、市政府、市参议会、市工务局、市财政局等组成“陪都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筹备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勘定建碑地点，确定后即设计图样、造具预算，并交中央核定，方案通过后3个月完成。
5月30日，该计划提交至重庆市第八次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吴国桢、陈访先、龙文治、吴泽湘、吴华甫等重庆党政要员出席会议。因计划繁琐，调用的机构和人员较多，未获得大家认同。会议最终决定，由市党部委员龙文治、工务局长吴华甫共同负责勘定立碑地点、绘制图样、拟具预算等工作。
吴华甫接受任务后，迅速行动。经过勘察，分别选定中央公园（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南区公园、江北公园三处作为立碑地点。纪念碑图样也于6月下旬设计出来，为立体火炬造型，碑身六角柱体，碑顶火焰，总高6.8米，总概算10.2万元。
中央参与建碑的邹鲁也极为重视此事，他对碑的名称、碑文、经费、立碑地点等拟定了初步办法，并征求市长吴国桢的意见。吴国桢建议将纪念碑建在复兴关，“盖一面纪念以往诸先烈革命功勋，一面激励现时全民众抗战情绪，使‘黄花’‘复兴’先后辉映，更属具有深义”。
但是，这年夏季的日机轰炸使得政府无暇关注此事。
敲定建碑事宜
1941年12月，中央秘书处致函重庆市党部，要求迅速会同重庆市政府选定建碑地点及碑石大小，并将办理情况回复。重庆市党部随后敦促重庆市政府尽快开始建碑工作。但因党政两方未能确定好设计图样及概算，一拖又是一年。
1943年1月4日，中央秘书处再次致函重庆市党部，催促确定建碑事宜。重庆方面深知不能再拖延了，遂将建碑工作提上日程。
2月26日，重庆市第二十四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委员会”，并推定朱叔痴、龙文治、吴华甫、雷啸岑、李奎安5人为委员。3月19日，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委员会召开成立会，会议决定在中央公园建碑。
3月29日下午，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奠基典礼在中央公园举行。奠基典礼后，工务局根据大家的意见重新设计了图样，并由市党部转交中央秘书处核定，朱叔痴、邹鲁也请到了《巴县志》总纂向楚撰写碑文。
为了让建碑工作尽快进行，9月29日，重庆市第三十次党政联席会议加推邹鲁、戴季陶、吴铁城、贺耀组、张继、杨公达为筹建委员会委员，市长贺耀组直接参与其事。
11月11日，筹建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先烈纪念碑采用工务局设计的清代碑式图样，建碑经费先定为30万元，暂由重庆市政府垫拨。
此次设计的纪念碑以简朴庄重为主，由基座、须弥座、碑身、碑帽组成。基座高0.8米，台面长6.55米、宽4.45米，底面长9.45米、宽7.75米，内用碎石填实，外用水泥三合土打造，四面设计为2.25米宽的5级台阶；须弥座高2.25米、长2.8米、宽1.7米；碑身高3.4米、宽1.5米、厚0. 25米，用高5.65米整石嵌入须弥座2.25米；碑帽高1米、宽1.5米、厚0.25米，整石嵌入碑身。其中，须弥座、碑身、碑帽的石材均采用嘉陵江白峡石。
重庆市政府于1944年1月拨发30万元，工务局随即筹备招商比价，将设计图、施工说明书分发给大中华、洪发利、馥记等8家比较有实力的建筑单位，并要求在3月2日前提交比价单。出人意料的是，只有大中华工程公司提交比价单，洪发利、馥记以自身工程繁多退回比价单，而其余5家没有回音。由于工程流标，比价招商只好改到3月13日再进行。截至3月13日，共有3家公司提交比价单，最终，大中华工程公司以50.4万元中标。
3月15日，工务局与大中华工程公司正式签订合同。工程定于3月21日开工，60天完成。此时，双方都未料到，一座高不到7米的石碑，60天的预计工程，里，状况频出，羁延近两年才最后完成。
修建之路坎坷曲折
纪念碑工程如期开工，但一开始就非常不顺，主要原因是碑石。
工务局要求碑石采用北碚嘉陵江边所独有的白峡石，而碑身的设计又大又薄，以当时手工开石技术获取异常困难。大中华公司明显低估了采石难度，开工之始即派出30多人开石，但几次尝试皆因石材太薄而失败。到1944年6月初，已届合同所定工期，因石材尚未准备好，大中华公司请求将工期延长至碑座底脚完工后50个晴天完成，工务局批准延期至底脚完工后40个晴天。同时，大中华公司还请求将碑身厚度改为0.4米，以降低开采和运输难度，也获同意。
碑身厚度增加后，采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6月下旬，重逾10吨的石料由嘉陵江水运至重庆储奇门码头。由于石头又大又重，无法从江边抬至山上的中央公园工地，工人们只好用铁链捆扎顺路拖运，结果石料边棱被磨损，宽度不足1.5米。于是，大中华公司请求修改碑身尺寸，经工程人员现场检查石料后，工务局同意将碑身宽度改为1.4米（实际最终为1.45米），厚度改为0.3米。
历尽艰辛，碑身终于在7月中旬完成修琢，等待雕花刻字。因字样没有着落，大中华公司几次请求工务局尽快确定回复。眼见物价工价上涨，公司决定先立碑。立碑的日子定在8月6日。随着碑石从地面缓缓升起，工人们的心也悬在半空，突然，石料断为两截，“数月心血，百万巨金，皆成泡影”。
事后察看，这是因为石头自有的天然纹路导致不能受力所致。大中华公司认为，如果再次采石，恐不能找到这么大的整石，即使找到难免断裂，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于是，大中华公司提出两个解决办法：碑身断裂处大约在五分之二处，建议将碑身3.4米改短为3米，并将断处磨平，用钢条打入，钢条另一端插入须弥座，再用水泥浇铸。另一种方法是用钢筋水泥将断碑接上，照原设计竖立。第一种方法在碑上看不到断裂痕迹，但碑的高度降低；第二种方法虽保住了碑的高度，但碑身上水泥接驳痕迹无法消除，还不能保证接头处不再断裂。权衡再三，第一种补救方法得到批准。
工务局将设计重新修改，在石碑接头部分凿打深1米的槽子，插入钢筋灌入水泥浇铸。但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几乎不敢动手。因为采石时震动过大，石质必然有所松脆，打槽后边缘仅留9厘米，打槽过程中随时可能打坏。即使打好槽，灌浇钢筋后竖立，是否坚固还值得怀疑。
10月初，大中华公司再次请求修改设计，将碑身改用钢筋水泥整块浇铸，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工程进度。经工务局、市政府、中央秘书处层层审核，最终同意施行。
工务局设计的钢筋水泥浇铸碑身，竖向用9根两端带勾的竹节钢筋，横向用17根箍筋，留在碑身外的钢筋长度为2.5米，用于与须弥座连接。12月初，工务局工程人员检查时却发现，纵向钢筋所放位置错误，且非竹节钢，两端无勾，伸入须弥座的长度仅2.2米，并无横向钢筋，整个坚固度明显低于设计。后几经整改，纪念碑于1945年1月竖立起来。
此时，纪念碑主体工程只剩下安装碑帽了。然而，双方人员猛然发现，碑帽由设计的一整块石材被误做成两块，与碑身接合处的尺寸也与设计不符。工务局命令先停工，经勘查同意后再将雕琢好的碑帽进行安装。同时，要求大中华公司办理保固切结，即找声誉和资产可信度高的商家担保工程质量。
1945年4月，纪念碑工程完工，大中华公司找到兴华油漆厂作担保。4月30日，兴华油漆厂出具保证书，保证3年内因碑帽发生纪念碑坍塌等事故由该厂负完全责任。
纪念碑虽立起，但碑文字样仍未确定，大中华公司多次报请工务局发来碑铭字样等，以结束工程。5月，市执委致函工务局，告知已确定由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家胡毅生书写碑文，请工务局直接和胡毅生联系。于是，市工务局、大中华公司人员几次到胡毅生家中接洽。10月，大中华公司终于拿到纪念碑雕刻字样，而后，刻字工程展开，于1946年1月10日完成。
是年2月初，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全部完工。纪念碑总高6.45米，正面分三行镌刻“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9个篆字，背面是29行行书，主要内容为三烈士的简单生平、英勇事迹，撰稿人、书写者姓名，立碑机构等。
70多年过去了，浓荫掩映下的纪念碑，依然挺拔庄严。烈士事迹回响耳畔，烈士精神长存九霄，怎不让人思绪万千！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局（馆）
编辑/杨洋
（来源：《红岩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