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重庆吃茶种种

2018-08-29 17:07:38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艾智科

吃茶是一种文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比较普遍，不少人采用吃茶的形式来进行交谈或组织聚会。有些交谈或聚会，往往有外国要人、记者或文化人士参与，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民族情感，但都把吃茶作为一种友好交流的方式，并利用这一方式促进了战时文化的互动。

茶馆是重要的文化传播空间

“街头巷尾，茶肆林立，几乎是无往而不在。规模小的，拥有桌子三五、长凳数条者固然是不知凡几；规模大的，人声鼎沸，恍如闹市者也比比皆是。茶客要喝茶，距离寓所几十步内，总不难找着一座茶楼。茶馆业让那些无所消遣的人，布置了这样一张紧密的网，难怪乎他们终于要跑去泡一碗茶了。”这段关于茶馆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重庆人生活的一个方面。

茶馆在战时重庆十分普遍，在这里，一些吃茶的活动是随意的、非组织的，虽然场合并不正式，但拥有广泛的群体。人们在里面并不只是喝茶消闲，茶馆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空间。“在重庆这个区域，要扩大宣传面，也必须利用好茶馆这个特殊空间。旅渝作家深谙此理，他们积极把戏剧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在重庆探索出了茶馆剧这种形式。这种茶馆剧就像街头剧一样，不需要专门的舞台，就把茶馆当作剧本演出的舞台。”“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异，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形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可见，抗战时期人们对在茶馆中开展宣传和信息传播已比较重视。

街头茶馆是战时文化人、各国记者常去的地方。文学家叶君健居住在重庆沙坪坝时就对茶馆十分感兴趣。他常去茶馆，或打听时政信息，或会见友人，或接受外国记者的访谈。叶君健说：“晚间又是茶馆最热闹的时候。附近一带的‘闻人’都集到这里来品茶，就便交换一些有关当地的新闻，或议论国家大事——虽然墙上贴有‘莫谈国事’的大幅警告。巴金就是不能写作，也愿意到这里来，我自然更愿意——这也算是深入生活之一种吧。”

战时的文化人大多生活清贫，但他们喜欢泡茶馆，在这方小天地里，谈天说地，交往叙旧，冥思创作，收集信息。茶馆同样是街头重要的信息传播空间，普通人能在此打听到国内外的近况。比如，1942年“缅甸失守后，在重庆的茶馆里常可以听到‘让盟国去干吧’这一类议论”。

茶馆里不时出现外国人的身影，因为这里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之一。战时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曾指出：“任何一个人如果希望了解真实情况的话，他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和情报系统。通常的方法是去看望那些由于职业关系而多少了解一些某方面情况的朋友；或者是去那些来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记者们交往——他们知道的情况一般比报纸上公开报道的要多一些。”英国历史学者米特也认为：“重庆的报纸受到了十分严格的审查。不过，当时有句俗话说，茶馆和茶馆里的小道消息弥补了重庆报摊数量的不足。”

这一时期，重庆由于文化人聚集，街头还出现了文化茶馆，以此招徕文化人光顾。“于是，国泰电影院附近有电影话剧界人士聚会的‘新生活茶馆’，会仙桥有戏剧界与戏迷交流的‘升平茶馆’。新闻记者交换新闻、作家讨论写作常去中央公园的‘长亭茶馆’、中央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中心茶社’和大梁子的‘江山一揽轩茶馆’。”与街头其他茶馆相比，这些茶馆较为僻静，文化氛围十足。如江山一揽轩茶馆，“这里高居临江的制高点上，店堂宽敞雅致，坐在临江窗前的茶座上，远眺南岸群峰叠翠，俯视窗下百舸争流，看滔滔江流，白帆点点，以欣赏临江茶馆所独具的重庆茶馆文化的韵味”。

可见，无论是街头大众的茶馆，还是专为文化人辟设的茶馆，都是战时重庆重要的文化传播空间。

茶话会上的对外文化交流

茶话会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聚会形式，人们一边吃茶，一边会谈或演讲，往往会潜移默化地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也夹杂着某种政治信息的传递。在战时重庆，茶话会这种以饮茶为交际行为的聚会既有正式的，也有比较随意的，但无论哪种情形，茶话会大多在欢迎礼节、事务交谈、意愿表达等当中构建了一种符合政治需要的文化交流方式。

1939年9月15日，中苏文化协会在生生花园举办茶话会，以欢迎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冯玉祥、邵力子等到会。潘友新在递交国书时特别声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知苏联今次对华英勇战争中所作之种种援助，并非空言，抑且为事实。”邵力子在欢迎茶话会上同样强调这一点。《良友》画报对此事报道也切中要害，指出：“在国际时局纵横捭阖之今日，要息灭恶意的谣传，只有铁样事实，才是最不说谎的证明。”

1940年12月8日，百余位中苏文化友人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联谊茶话会。苏联方面参会的主要有：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米克拉舍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戴米谢诺夫、高尔舍、威遼夫金、萧林，苏联大使馆职员彼罗夫，塔斯社重庆分社社长米海耶夫，塔斯社秘书长叶夏明，塔斯社重庆分社副社长诺米洛茨基等。中方到会人士主要有：郭沫若、沈钧儒、田汉、王昆仑、侯外庐、老舍、阳翰笙、应云卫、潘梓年、许涤新、王语今、戈宝权、艾青、沙汀、宋之的、黎莉莉、沈志远、常任侠、冯乃超、施谊、张西曼、沙梅、郑伯奇、茅盾、马彦祥、葛一虹、赵望云、胡风、曹靖华、叶以群、安娥、潘孑农、吴克坚、胡绳、罗荪、叶兆南、陈铭枢、贺绿汀、盛家伦、蓬子、凌鹤、舒绣文、徐迟、章乃器、陈烟桥、沙千里等。

联谊会的交谈没有正式的议程，是“随着兴之所至”进行。“在会场中发言的人，都不像讲演，一种自由活泼的姿态，好像一家人在谈‘家常’。”米克拉舍夫斯基、米海耶夫讲中苏友好，老舍唱昆曲，黎莉莉唱歌曲《巾帼英雄》，茅盾介绍战时文艺运动，盛家伦唱蒙古歌曲，赵望云拉胡琴，田汉、王昆仑、沙梅等都唱了自己熟悉的曲目。最后，米克拉舍夫斯基说：“今天这个聚会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却感到无限的温暖，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工作中互相帮助，我们中苏联合起来，保卫文化。”举办此次茶话会的目的在于，以战时同类的文化主题为交流内容，加强联谊与沟通，促进政治上互信和民族情感上的理解。

1942年10月，威尔基访华，宋美龄为其准备了茶话会。茶话会以事先准备的议程进行，但宋美龄的演讲是最为核心的安排，目的在于向美国传递信息和需求。显然，这次茶话会是一场外交欢迎会。

宋美龄在茶话会上的演讲打动了威尔基，威尔基感到很高兴，并邀请宋美龄访美。几天后，威尔基对孔祥熙说：“我是多么坚决地相信让我的同胞了解亚洲的问题和亚洲人民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口才和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使我们了解中国和印度以及他们的人民，夫人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在威尔基看来，茶话会的安排是比较周到的。通过茶话会与宋美龄的接触，威尔基更加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政府。茶话会的作用被中方各界所注重，在威尔基访问重庆的机关、工厂以及相关团体时，常常会有茶话会的安排。

10月6日，重庆18个文化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欢迎威尔基的茶话会。参会的有美、苏、英等国驻华使馆人员及国民政府要员。茶话会上，威尔基和与会人士作了友好交流，他声称：“诸君所代表的文化团体，都是中国抗战建国的支柱。我很希望诸位将来能到美国去，与美国的各文化团体、民众团体互相握手，共同努力于人类文化的进步。”

与茶馆吃茶相比，茶话会上的吃茶显然要正式许多，其议程往往是预先拟定好的。这种吃茶时的对外文化交流，体现的内容已不是某种新闻信息的传播，而是国家礼节的关照和政治意愿的表达。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