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毅英

父亲车耀先逝去70多年了，我常常想起他。往事点点滴滴，就像发生在昨天。

在20世纪20年代，父亲从国外游学归来带回一台照相机，他用相机拍摄了不少照片，也记录了我们家庭的悲欢冷暖。我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如今虽已破损泛黄，但看到它们，我眼前就会浮现父亲的影子。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英武儒雅，音容宛在。

相识到相爱

1894年，父亲车耀先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灌口场一个小商人家庭。5岁入私塾，10岁辍学，11岁开始挣钱养家，卖地瓜、甘蔗、火柴，奔波于方圆30里的各个乡场。

17岁时，父亲到崇庆县城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勤快好学，灵巧厚道，一有空闲，不是到附近小书摊看书，就是到茶馆听评书，很得师傅、师母的喜爱。学徒期满后，师母问他有没有中意的姑娘，父亲说喜欢对门摆摊的黄三姑娘。师母又问喜欢黄三姑娘什么呢？父亲说喜欢她心灵手巧，管教弟弟很严格。其后，师母将父亲的话告诉了祖母，祖母亲自上门提亲，谁知黄三姑娘早已与人订聘。消息传来后，父亲很沮丧，转身到川军刘文辉的部队参了军。

母亲人称黄三姑，家中排行老三。因家境贫寒，她在家门前摆了小摊，卖香蜡纸钱和甘蔗。她性格温和，不事张扬，虽然没有文化，做生意却很在行，削起甘蔗来动作尤其灵巧，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当学徒那几年，两人很少接触，母亲找过父亲两次，一次是来店里买酒，还有一次是请父亲帮她算账。事实上，她对这个腼腆的小学徒，印象也很好。

母亲虽然早已订婚，男方也曾催促她过门完婚，她却不愿意。最后，男方只好作罢。祖母闻讯后，再次上门提亲，黄家很快答应了。在部队的父亲接到祖母来信后，打开一看，竟然是他喜欢的黄三姑娘同意了婚事，不禁欣喜若狂，马上回家结婚。那是1918年冬，父亲24岁，母亲22岁。

许多年后，父亲在狱中思念母亲，写了一首诗，记述这段初恋的爱情。全诗如下：

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

美目盼盼兮，痴心惶惶矣。

屡欲诉私哀，情势所不许。

咫尺隔天涯，将心比自己。

不作窶子妻，愿为梦中侣。

赖人长相思，寝食不能已。

父亲在小诗后面附言：“世有名言，人力不可回天，乾坤可挽转相思之苦，变为努力之源；奋斗成功，又为姻缘条件。附相思苦打油诗一首于此，以志不忘。”可见他思念之深。

迷茫中思考

婚后，父亲带着母亲回到部队。母亲买了一部缝纫机，专门为士兵缝补衣服，还为伤员煎汤熬药，深得大家喜爱和敬重，人称“好心的车娘”。父亲很开明，认为夫妇是平等的，遂为母亲改名为“车体先”。父亲还为母亲放了裹脚，送她到识字班学习，后来母亲不仅能够管理账目，还能看报纸，读丁玲的小说。

父母结婚不久，父亲所在部队在简阳地界激战，时任连长的他头部受重伤，昏迷不醒，被人剥了衣服踢进坑里，次日才被附近农民救起，送回部队。母亲见他血肉模糊，浑身抽搐，连忙把他送到成都陕西街福音堂医院，由父亲的好友肖露嘉医生治疗。子弹从父亲颅骨穿过，弹片及碎骨伤及脑膜并感染。医院条件不好，缺乏麻醉药，肖露嘉用镊子夹取脑膜里的弹片和碎骨，换药时又用碘酒棉条从伤口穿过以消毒，一来二去，疼得父亲浑身哆嗦。

经过肖露嘉一番治疗，父亲的伤势渐渐痊愈，却因为碎骨压迫神经，左脚落下终身残疾。后来，父亲提起此事便说：“我的头部是为军阀们争洋房、争小老婆才受伤的。”那时父亲还年轻，他在迷茫中思考以后的路。

1927年9月，我在成都四圣祠教会医院出生了。那时，父亲正随部队在重庆驻防，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得一女，取名成英（取事业有成之意）。后来他知道祖母已经为我取名“贵英”了，只得顺从，但觉得“贵”字太俗，时值秋高气爽、桂花飘香季节，于是改名“桂英”。1948年，为躲避特务追捕，我才改名“毅英”。

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重庆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反动军阀对共产党人和群众大肆屠杀。次年，逐渐觉悟的父亲愤然离开军阀部队，外出游历。他以四川基督教友的身份，赴上海参加基督教东亚协会会议，而后出游北平、沈阳等地以及日本、朝鲜，寻求救国道路。

目睹旧中国的贫困和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父亲在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中，用一首

《自誓诗》表达了自己为国为民奋斗的理想。诗云：

幼年仗剑怀佛心，

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

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

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

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

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

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

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

换得神州永太平。

“努力餐”的秘密

1929年5月，父亲带领全家开办了“努力餐”餐馆。店名之意，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努力餐”位于成都三桥南街，后搬到祠堂街，皆是一楼一底。店前是大街，楼下从父亲的书房走到后门，就是金河。河边树木成荫，父亲搭了一座水榭，母亲常常由此到河里洗衣服，夏天全家在此乘凉。遇到秋天水浅，我们几个孩子就在河里踩水玩。冬天河水干涸，于是全家出动，经河道去对面少城公园游玩。这时候，父亲租一辆自行车，教大姐骑车，全家人围着看热闹，其乐融融。

“努力餐”开张后，特聘当年在滇军为朱德做过饭的何金鳖担任首席厨师，开创了烧什锦、白汁鱼、清汤三鲜、宫保童子鸡等诸多特色菜。父亲为这些菜肴编了顺口溜作为广告词：“……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烧什锦，名满川……”餐馆的筷筒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我的菜不好，请君向我说；如果我的菜好，请君向你的朋友说。”一时间，在城中传为佳话。

“努力餐”气氛融洽，店里十几个师傅、伙计，我们都亲热地称呼师傅师兄。他们与我们同桌吃饭，和母亲平等分钱（客人的小费），还为父亲卖他创办的进步刊物《大声周刊》。每逢年节，我们一起庆祝，张灯结彩。母亲热心，还为好几个师兄当“红娘”，替他们操办婚事。

父亲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努力餐”也是父亲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革命者的联络站。但凡自己的同志来了，大多在楼上接待，也有不认识的，只要进堂坐下，说出暗号“一菜一汤”，吃完便走，不用付钱。1930年10月，父亲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参与策划了震动四川的“广汉兵变”。暴动失败后，“努力餐”歇业盘点，撤退到成都的同志，来此躲在楼上，餐馆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1985年，父亲的领导魏传统曾有诗云：“四川军阀割据热，广汉兵变震云天，西窗瞭望锦城血，幸有当年努力餐。”即指此事。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四处奔波，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父亲脚有残疾，母亲为他买了一部黄包车，雇了车夫，每天拉着他去参加各种活动。父亲很忙，家里家外，都由母亲打理。她白天在餐馆端菜上饭，抹桌洗碗，晚上还要整理账目，照顾一家人。母亲不愧是父亲的好帮手、贤内助，多年来两人感情融洽，相敬如宾。

父亲一去不回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并嫁祸给共产党。3月18日，父亲与战友罗世文被捕。

那天晚上风雨交加，我们听到有人敲门说：“车先生，有你老家的电报。”刚打开门，一群便衣特务闯进来，阴恻恻地说：“车先生，请你到行辕走一趟。”父亲镇定地穿上衣服，随他们走了，以后音信全无。过了好久，才有熟人来告诉母亲，说看见我父亲了，父亲托他带了口信，说自己恐怕一时回不来了，要母亲照顾好孩子们。

父亲被捕的事情是姐姐写信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在成都新津读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释放爱国人士张学良、杨虎城等17名政治犯，其中就有罗世文和车耀先。对方却当面说谎，称罗、车二人在关押期间死了。

父亲和罗世文被捕后，先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始终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和罗世文、韩子栋等同志组织了监狱秘密党支部，领导难友与敌人做斗争。他利用担任监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把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消息夹在图书中送到难友手中。小说《红岩》一书中描写了父亲在狱中的这些活动。

父亲狱中6年，面对高墙铁窗，亲笔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传记前言云：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1946年8月18日，重庆谈判后不久，父亲和罗世文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父亲被捕后，祖母就被活活气死了。母亲曾找人写状纸，告成都行辕乱抓人，但于事无补。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在敌人的监视下艰难度日，直到成都解放。

1949年12月，成都刚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家里看望，告诉我们父亲牺牲的消息，还带来了烈士证书。全家人失声痛哭。

王维舟提出按月给母亲抚恤金，母亲以能够自食其力婉言谢绝。她把父亲创办的“努力餐”交给了组织，在祠堂街买了一间小铺面，靠经营小杂货店维持生活。

1954年母亲病逝，享年58岁。我们尊重她的意愿，将父亲的骨灰罐放在她的身边，愿他们在天堂重逢。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