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内各敌对势力放弃了军事对抗，携手共赴国难。随着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国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鼓愈敲愈急，相对安全的重庆地区逐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迎来了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

国民政府在战争的压迫下，为坚持抗战，决定移驻重庆。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抵达重庆为止，国民党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及其所属各部，大都迁至重庆办公。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为加强领导，将重庆改为直隶于行政院的特别市。1940年9月，又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

国民政府的迁都，使僻处西南一隅的重庆跃身成为战时首都，也促成了其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身份的变化带来的是地位的提升，重庆从长江上游的工商业重镇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内迁

抗战爆发前，中国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畸形地发展，布局上极不合理，沿海地区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工厂，广大西部地区则长期动乱，工业极端落后。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步上升，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把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未来作战的后方基地，加快了对内地的开发和建设。

在尽量设法利用内地原有工厂的同时，国民政府把沿海和接近战区的厂矿迁往内地，这既可以免其沦于敌手，又可以为内地建设赢得时间，节省人力财力。为此，国民政府作出了厂矿内迁的决定，并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迁徙序幕。

起初，各厂矿内迁的目的地并非西南，而是武汉。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已迁到武汉的厂矿再次迁移重庆。同时，武汉本地的厂矿也加入到内迁大军。这一时期，多数厂矿之所以选择四川特别是重庆，一方面是考虑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政局相对稳定，有利于开工生产，支援抗战。另一方面是由于重庆拥有丰富的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以及煤、铁、水等资源，有广大腹地可供给农产品及工业原料，交通也有较大发展。再加上长期以来，重庆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有支援工业发展的便利条件。

当时，为了吸引更多的民营厂矿迁到重庆，四川省政府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如有的厂家对工厂选址、地价、地租、捐税方面存在疑虑，四川省政府专门制定了《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实施办法及评价标准》；在税收方面给予了相当的优惠政策；还专门组织轮船、木船全力抢运内迁物资，并由政府补助物资保险费。

这些优惠政策不仅吸引了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同时也使得人才、科技大量涌入重庆。

在内向交流中推动经济文化大发展

抗战爆发后，东部地区大量工矿企业迁往内地，其中迁到重庆的最多，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达綦江的重庆工业区。

据统计，到1940年重庆工业区共有各类工厂429家，其中机械厂（包括兵工）159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工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厂48家，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为重要、最为集中、大后方惟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到1944年6月底，在全国登记的国营、民营工厂中，重庆的数量就超过了1/3。到此，重庆已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

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了控制和管理金融，明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4家银行的总行迁到重庆，并准许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中央信托局等也迁到重庆。

到1941年底，重庆的各类金融机构已增加到143家，较抗战前的59家增加了84家。到1943年10月，重庆的金融业已发展到162家，其中总行设于重庆的有37家，各银行在重庆设的分支行处89家，钱庄银号36家。在金融业繁荣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几乎每月都有一家或数家银行开业，从而促使重庆金融业朝着战时全国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到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已有各类保险公司53家。除了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多外，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的增加。资本的剧增与流通，必然对重庆其他各行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促进和保护作用。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大量文化机构和学校也迁至重庆。东部地区大量优秀人才随之而来，人才荟萃，文化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据统计，当时国立中学就有30余所，在北碚、沙坪坝、江津形成了3个学校文化区。中央图书馆也迁到重庆两路口。大量报社、出版社也纷纷迁渝，国民党的主要大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以及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在重庆印刷发行。规模较大的出版社有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此外，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也迁至重庆，并上演著名话剧《屈原》《孔雀胆》等，推动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繁荣。

在外向交往和抵抗大轰炸中提高国际声望

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随着各国驻华使领馆纷纷迁至重庆，重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日渐频繁。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愈加凸显。23日，中、美、英3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尚属首次。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26国联合宣言签字仪式上，罗斯福公开宣布“建立中国战区”。随后，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担任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并委派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两个月后，史迪威飞抵重庆，正式就职。与他一道而来的还有400多名技术人员和教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装备和战术。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盟军指挥中心设立重庆，大大提升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重庆的政治地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再次向前推进，由中国抗日战争的司令部上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远东战区的指挥部，重庆也由此“突出四川的范围成为号召全国的大都市，同时亦在政治上成为国际城市，而与伦敦、柏林、巴黎、华盛顿、莫斯科等相提并论”。

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轰炸。日本妄图以此来“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从而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机共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20000多枚，炸死炸伤市民20000人以上，炸毁房屋17000多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浩劫。尤其是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重庆市民死伤8000余人，震惊中外，成为二战期间对参战国首都实施大规模轰炸的重要战例。

更令世人震惊的是，重庆在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巍然屹立。轰炸之后，重庆人民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种团结抗战、奋勇拼搏、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精神，既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为当时全世界所敬仰。

当年英国驻华大使就曾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之伟大，宣称“象征中国不屈不饶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合众社费城电称重庆为“全世界最英勇之城市”。伦敦市长斯密爵士称赞“重庆人民的坚忍刚毅，已为举世所崇敬”。

连接内外的水陆空大通道

抗战时期，重庆的交通运输业有了飞跃的发展。尤其是在航道整治、公路网建设和机场建设等水、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均取得重大进展，促进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商品和物资流通。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航运中心，国民政府对川江水运采取了有效的扶持措施，在重庆设立了专门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并增加了对川江航运的投资，如整治航道、修造轮船、增添助航设施等。为了适应内迁厂矿和人口生产生活物资的销售与交流，仅1940年以重庆为起点的轮船航线即达20条，后来又陆续有所增加。随着航行条件的改善，川江和嘉陵江的航线得以延伸，港口码头也进行了配套整修。

为了配合战时运输需要，国民政府交通部总管理处迁至重庆，通过新筑公路和改善道路，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公路运输网。从1939年8月开始修筑的汉渝公路，打通了重庆经川东北与陕西相连的陆上通道。重庆通过川黔、川湘、川鄂、川桂、川滇、川汉等一大批公路干线和支线的修建与附近地区连片成网，为军事和民用物资的内外运输提供了保障。当长江航线被日军切断后，公路成了重庆与西南、西北各省和国际交通的主要渠道。

随着1938年欧亚航空公司在重庆设立航空站和中国航空公司的迁渝，重庆航空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开辟了重庆到昆明、成都、宜昌、乐山、贵阳等6条国内航线。随后，又陆续增辟了到兰州、新疆、赣州等地的航线。欧亚航空公司拥有重庆到香港、西安、成都等8条航线。

此外，国际航线的开辟，建立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空中联系，是战时重庆航空业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缅甸相继沦陷，严重威胁到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的安全。为了维持这条惟一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一方面筹建中印公路，另一方面拨出一批飞机，交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重庆—昆明—丁江—印度加尔各答的空中航线。

尤其是1943年7月开辟的中印航线，中航负责民用进出口货物运输，美国空军担任军用物资运输。这条航线高2.8万英尺，飞越喜马拉雅山，被称为“驼峰”运输线，创造了当时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城市新态随着内迁大军纷纷入渝，大量新增人口来自天南地北，他们携带的各种文化因子丰富了重庆的社会文化，使重庆的饮食、服饰、建筑等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交融状态。

重庆饮食兼收并蓄，广纳各地风味。著名的粤菜馆有冠生园、大三元，江浙菜有状元楼，北方味有燕市酒家，此外还有苏州的陆稿荐、松鹤楼，扬州的瘦西湖，宁波的四明宵夜，湖北的四象村，河南的梁园等。再加上许多中西餐食店，形成了中西菜、南北味并存的繁荣局面。据1943年的统计，市中区共有大小食馆1700多家，全城茶馆共有2600多家。由此可见当时重庆饮食业和都市生活的繁荣。

抗战时期，重庆城里人的服饰、发型也在外来影响下，出现了超经济地追求“现代生活”的取向。城市女子剪发、烫发成为时尚，淡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尤其流行，旗袍受西方服装的影响改良成短袖、无袖、贴身收腰的款式，有时加一件素色花格呢短外套，街头常见“新式女子，裸膝露肘”，“摩登妇女，奇装异服，时髦趋新”景象。同时，西装、中山装成为时尚男装，编辑、律师等城市白领更是对上海摩登亦步亦趋，身着“花毛呢单衫”，鼻架“克罗米眼镜”，成为那个年代重庆小资的标准象征。

此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开发，重庆城市建筑的样式和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结构逐渐向近现代城市方向发展，街面上不再仅仅是平房和低矮楼房，西式建筑增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市区小什字一带，先后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理石贴面大厦，美丰银行、川盐银行形体雄壮，内外装饰华丽，高耸于繁华的商业区。上清寺、桂花园一带兴建了一批私人别墅、公馆和花园，坐落嘉陵江畔，显现一派典雅风格。当时一批著名的建筑如今成为重庆城市宝贵的文化遗产，如国民政府旧址、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林森公馆、宋庆龄旧居、蒋介石官邸等等。

如果说开埠为重庆了解世界推开了一扇窗，那么战时首都的特殊身份则为重庆与世界的交往打开了一扇门。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形成，开启了重庆与外界交往的新阶段，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国际化。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