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革命青年郝谦是在1924年夏秋之间结识杨闇公的，那时杨闇公刚刚结束赴上海的旅程，回重庆参加团地委的工作。

在郝谦最初的印象里，杨闇公仿佛一个“突然”闯入重庆革命阵营的陌生人。他回忆道：

突然见到一个陌生人。他，中等身材，体质虽不强壮，精神却十分饱满，穿一身不太整洁的西装，偏偏的一顶很旧的呢博士帽子，看来不像重庆的中学教师，亦绝非洋行、公司的雇员。使我惊奇的是，我们无论举行什么样的会议和活动，他都来了。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等群众团体的活动，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和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集会，都有这个新来的人在场。他总是含着一支香烟，徐徐地抽吸不停，双眼凝视着喷出的轻烟缭绕而上，一时又扬眉舒气，神态悠然自若。

我发现，此人能深思熟虑，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郝谦的感觉没有错。这个叫杨闇公的“陌生人”，不久就以卓越的才干迅速成为重庆团地委的灵魂人物，半年后更成为新任的重庆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重庆革命的重任。

一个富于鼓动性的演说家

杨闇公非常重视自己的演讲能力。1925年1月25日，他率领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团员赴重庆南岸真武山演讲，主题是“召集国民会议是孙中山主张、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的”。他把团员分4组，巡回各处，并且沿途散发传单。

杨闇公本人演讲了8次，第一次讲的理论太深，听众听不懂。杨闇公发现后，立即调整，侧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带给百姓疾苦的角度切入，立即引起大家的共鸣。

杨闇公在日记中记道：

个个都在点头称是，有许多还在说：“国家大事，像这样做就好了啊！”

杨闇公提醒自己道：

普遍的宣传，宜避去术语和理论。

李嘉仲1925年8月从北京回重庆，在巴县国民师范做教务主任，由老朋友童庸生介绍，结识了杨闇公。初次见面，杨闇公演说家的风度就给李嘉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见面，他那精明能干的样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中等身材，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时时微笑，态度和蔼可亲。他说话非常有力，话不快不慢，也善于听完别人的讲话。

每次讲演时，他总是先把手放在背后，讲到关键的地方，就挥动手臂，加强语气；提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时，他激动得咬牙切齿；他的话雅而不俗，语句简短，很有表现力，听起来像是一段组织得很严密的文章；尤其是讲政治、时事问题，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辞，更是十分富于鼓动性的！

在金钱的压迫中奋斗

1924年1月27日，杨闇公接到大哥来信，信中提出要根本解决家庭问题，应变卖200亩产业，拟卖二叔的产业。因为杨闇公过继给了二叔，因此征求其同意。

次日，杨闇公复信，赞同大哥意见，决不阻挠。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

唉！我何人斯，岂能因区区遗产变我初志？为父母的太不了解我的为人了。人若恃先人的遗产为生，只可名曰吃饭虫，失了人生的真义。我即不学无术，宁饿死亦不受遗产，何况我早有归宿点的目的和进行的方道，哪里把遗产的有无存于心中啊！嗟乎吾父，我非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乃现社会欲负责任而未达目的底人，谅解我吧！

其实，杨闇公一直缺钱，就在复信大哥的第二天，他还向朋友刘仲容借款，却无结果。他心里很难受，在日记中写道：

与仲容晤谈，借款事仍（无）结果。心弦为之动摇——彼有债权的即不来催促，我的良心上也着实的不安，何况他亦非此不能过年节。

4月3日，杨闇公的六弟为缴童子军服装费，向他要8元钱。此时杨闇公已很久没有收到家里汇来的钱，一个多月来都是依靠朋友的接济，可谓身无分文。他不得不如实告诉六弟实情，六弟一时泪如雨下。

杨闇公心中极其痛苦，在4月8日的日记中，述说了内心所受的折磨：自己已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反复考虑如何指导群众开展工作，不过家里经济情况一日比一日差，如欲不伤害家人的感情，就不得不设法独立谋生，但自己主要学的是军事，决不愿成为军阀的狗。这般境况，他在日记中深深地叹了一句：“苦矣!”

不过，杨闇公不改初心，仍然全力从事革命工作。4月17日，他鼓励自己道：

精神的痛苦，无法驱除。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

广邀同道踏征途

杨闇公作为志存高远的革命者，不仅具有强烈的求才之心，更有不凡的识才和育才之能。只要是同道中人，是可堪造就的“健者”——人才，他就会引为知己，与之结交。

1922年，杨闇公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吴玉章比他大18岁，当时是一位有着崇高声望的老同盟会员。杨闇公与他并肩战斗，一起宣传马列主义，一起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发行《赤心评论》，一起在四川建立党组织，领导大革命运动，在革命的征途上此呼彼应，相互声援。

刘伯承是杨闇公着重交好、视为益友的对象。大约在1923年，他由吴玉章介绍，结识了刘伯承，旋即就被其才识所动。杨闇公在日记中评价道：

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

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杨闇公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欣喜不已，“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他写道：

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1924年1月13日上午9时许，在成都的杨闇公前去拜访正在养伤的刘伯承。此时，杨闇公已然决心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专程前去与刘伯承谈话，希望他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刘伯承坦率回答道：“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杨闇公听后，在日记中叹道：

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此后，刘伯承用了一年的时间“极力深研”，直至1925年1月，他才最终确立了一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经吴玉章介绍，在北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闇公收到刘伯承关于入团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在日记中记道：“此公已被玉章收入矣，可喜！”5月，刘伯承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恽代英是著名青年领袖，杨闇公对他非常推崇，说“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重向民间去的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

杨闇公关心爱护革命队伍里面的青年人才，注意引导和培养他们。

1922年，童庸生还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杨闇公就与他相交，视他为佼佼者。1924年5月，杨闇公出川联系中共中央，路过重庆。当时童庸生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教书，并参加了重庆团地委的领导工作。杨闇公去看他，两人都非常欢喜，促膝长谈，“不觉精神大振，心内的苦痛亦全忘矣。因我们的结合，乃精神上的真结合，不是由利害相结合而来，彼此都有共通的心志，故相见时不觉真精神、真友爱完全流露出来了”。他感到，与童庸生的交往，真是“到渝第一快事！”童庸生后来是四川大革命的重要领军人物、杨闇公非常信赖的革命战友。

著名革命烈士罗世文当年是重庆团地委的年轻骨干，杨闇公同他也很要好，称罗“是一位健者，很可造就的”，平时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经常给予其帮助。

李嘉仲曾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杨闇公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是那样热忱引导，具体指点，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他回忆道：

自从我们认识后，杨闇公同志经常约我见面。1925年下半年，前后不下于十次。我们漫步在通远门至七星岗一带的乱坟坡上，他给我讲革命道理，讲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性质。

李嘉仲清楚地记得，杨闇公最爱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铁的纪律”。杨闇公说：“无产阶级越有组织性，战斗力就越强，组织性要用铁的纪律来保证，有了铁的纪律，就会战无不胜。铁的纪律，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还说：“作为党员要服从组织，组织未做决定前可以发表个人意见，决定后就要服从。”又说：“要使个人服从团体，不要团体服从个人。”在杨闇公等人的启发和帮助下，李嘉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重庆地委的一名领导骨干。

1926年夏，任白戈在南充站不住脚，处境困难，拿着吴玉章事先写就的名片，到重庆投奔中法大学，当挂名学生，实际做共青团的工作。经过几次接触，杨闇公注意到了“这个比他小八岁，土气、朴实而富于朝气的青年学生”，多方考察后认为“有培养前途”，就有意识地给他压担子，让他加入重庆团地委，在工作中经受锻炼。任白戈在重庆解放后担任过重庆市长；60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任白戈为西南局委员；1964年又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想起杨闇公对他的细心培养，感叹“得益非浅”。

杨闇公识人育才，在其短暂辉煌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广邀同道中人、培养事业骨干、物色革命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且身体力行。

一个训练有素的组织

杨闇公非常重视提升革命队伍的整体素质。他在成为重庆团地委领导后，就把推动团员们读书，提升他们思考力作为育才的重要训练方法。

1924年11月2日，杨闇公对每位团员的读书工作提出要求：“力主读书都要取笔记方式。因这样做可以观察他们的程度和修养力。”这种做法看似简单，实质深刻。杨闇公在日记中解释道：

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的意志的，必须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势力之下的。

青年的人们呀！思考力要强，就非多读书不可；意志力要强，就非认识明晰不够。

每天最少都要读两个钟头的书，才能完成使命的呵！

这种训练方法，锤炼的不仅是青年团员的信仰，还有领导者的坚持和执着的态度。领导者一要提出要求，二要亲自督促，三是以身作则，杨闇公毫不介意这一辛苦，只在日记中淡淡地记录了一笔：“不过自己苦一点。”

在培养团员能力方面，杨闇公亦亲力亲为。1925年4月27日，杨闇公在致团中央的信中提及他训练团员的方法：每次开会，对于《向导》《中国青年》上的问题，“都要提一点来讨论（小组非讨论不可，大会时渐亦讨论之）”，并要求大家将讨论后的言论向群众作宣传、讲演。“弟处对于同志宣传的能力训练，是常用辩论的方式，并于出队讲演时（平时平社每周间都要外出讲演，各同学均须分头轮番出发讲演），弟处常率不能讲演的同学一路，告以讲演的程序，以身作则，促其讲演，成绩颇佳”。

这番训练下来，重庆地方团的战斗力、影响力大增，例如：“旧历的正月初，作了三次的大讲演，并在电影场作了五夜的讲演。又开了一个代表欢送大会，集合了一万四千余人游行。”杨闇公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不无骄傲地写道：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的狠处在什么地方哟！就只有一个“干”字，加以有团结，有组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