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林风眠（1900-1991），广东梅县人，20世纪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岁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后，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任国立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校长。1938年，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仍任校长。同年辞去校长职。1944年回国立艺专任教。1951年，彻底离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立艺专新名）。1968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1972年出狱。1977年移民香港。

作为画家，他主张调和中西，从西方的绘画艺术中寻找表现形式与技法，从中国传统美术和民间艺术寻找精神与韵味，创造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兼备中西的绘画作品，影响极大。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主张兼容并蓄、中西并存。重视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到自然中去寻求灵感与体验，引导学生在表现对象生动性的同时，求得情感与理智间的平衡。他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画家，如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刘开渠、赵春翔、李苦禅、李可染、席德进等。

1991年，91岁高龄的林风眠躺在香港的一家医院里，已经病入膏肓，口舌不灵，他比划着要来纸笔，写下了“我要回家”。不久，他告别了人世。

在世人看来，“出去”与“回去”，仅一字之差，但对这位命运坎坷的老人来说，却饱含着难以言说的情愫。他，就是绘画大师——林风眠。

中国学子飘洋过海

1919年底，林风眠与一群朋友乘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离开了上海。同船出去留学的有100多人，有的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如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

到了法国，林风眠先到枫丹白露、布露耶尔等地的中学学习法语。1921年春，他来到法国中部小城第戎的国立美术学院学习人体素描、粉彩画等。在这里，林风眠崭露的艺术才华，让院长杨西尼（Yenicene）激赏不已，不久，便推荐他到法国最高的美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并且进入了柯罗蒙教授画室专攻油画。

面对如此难得的机会，林风眠倍加珍惜。他除了吃饭、睡觉，成天都呆在画室里画。半年后，杨西尼专程到巴黎美术学院看望林风眠。但看了画，很失望，他觉得这个中国学生画得“很古典、很学院”，非常肤浅，而且没有把自己的才气发挥出来，就生气地提醒说：“你不要在这里学得太长，否则你就变成学院派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艺术有多少宝贵、优秀的传统啊!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你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研究学习吧，尤其是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学习中国自己最宝贵而优秀的艺术，否则是一种最大的错误。”杨西尼还告诉他：“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这样的断喝，让林风眠警醒。

此后，林风眠几乎跑遍了巴黎所有的美术馆、博物馆。1923年，他到德国考察学习，探索研究北欧绘画的风格、流派。在柏林的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柏林咖啡室》《渔村暴风雨之后》和《摸索》等数幅大型油画。这些画糅合了东西方艺术的特色和长处，艺术价值很高。1924年，他回到巴黎又创作了几幅中西合璧的油画，其中有一幅叫《生之欲》。是年秋，法国艺术界主办了有众多国际知名画家参加的“巴黎国际沙龙美展”，林风眠将其得意之作《摸索》和《生之欲》两幅巨画送去，结果双双入选。1925年春，巴黎举行国际艺术装饰展览，中国政府特指派林风眠为我国参与该展览评判委员会的惟一代表。

1924年，林风眠、林文铮等在法国学画的留学生组建了一个艺术社团——霍普斯会，不久便接到阿尔萨斯省史泰拉斯堡大学校长的邀请，让他们前去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这是他们在欧洲举办的第一次展览会，当时蔡元培在法国，欣然前往主持开幕典礼。蔡元培看到林风眠的成名作《摸索》后，对其顿生好感，“认为他不仅仅是个很有天才的青年，而且是大有新思想的艺术家”。

不久，蔡元培携夫人赶到居住在第戎乡下的林风眠家，一呆就是3天，两人进行了热烈的交谈。临别时，蔡元培向林风眠赠送了3000法郎。从后来的情况看，蔡元培此行的目的，是邀请林风眠回国出任北平艺专的校长。

回国施展美术抱负

1925年冬天，林风眠与妻子乘上了开往中国的邮轮。在北平艺专，林风眠开始把自己的美术教育理念付诸实践。这一时期，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被人们记取。

首先，林风眠把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请到了艺专当教授。事前，齐白石诚惶诚恐，不敢去洋学堂当教授。他说：“林校长，我从小是苦人家一个砍柴放牛的孩子、耕田的农民、雕花的木匠，只读过一些启蒙的《千字文》《唐诗三百首》一类的书，让我到大学去教中国画，我是不敢答应的。”经过多次动员，他终于答应了。而此时，艺专的一些国画教师却吵翻了天，他们发誓说：如果齐木匠要来，他从前门进，我们就从后门走。但林风眠顶住了压力。当年，齐白石已经65岁了，林风眠破例让放一张藤椅在讲台旁，说是累了可以坐坐。林风眠的真诚，不仅感动了齐白石，也感动了那些吵着要走的国画老师。

其次，林风眠把法国画家克罗多请到了北平艺专的讲台上。克罗多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画家，因受不了学院派的束缚，从第戎美术学校退学，后获得第戎市政府奖学金进入巴黎一所艺术设计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再次退学。从此，他作为自由画家出现在巴黎与第戎。其实，林风眠请来的外国艺术家远不止此。

尽管林风眠把北平艺专办得还不错，但是有几件事，让他不得不辞职。一是办学经费。教育部该给的教育经费经常到不了，学校不得不欠教师的工资。二是使用裸体模特儿。当时的教育部长刘哲扬言要把林风眠抓起来。三是林风眠主政期间，深受进步学生爱戴。刘哲说他是一个“赤化校长”，请张学良派兵把林风眠抓起来。张学良说：“又没啥大不了的事，不能随便抓人，何况人家还是一所大学的校长。”这事才不了了之。

林风眠辞去校长后，就给蔡元培建议，应该在南方的杭州建立一所国立艺术院，在这个“南方”的概念里，应该包含了开放与包容，而且杭州山水的优美与杭州人闲适的生活是比较适合艺术创作的。蔡元培当时正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其职务相当于教育部长。最后，蔡元培同意在杭州建立国立艺术院，并让林风眠任筹委会主任。

1928年，国立艺术院建成，林风眠任校长。1929年10月，国立艺术院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杭州艺专）。从1928年到1937年的10年间，杭州艺专在林风眠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与北平艺专比肩而立的南北两大高峰。

多灾多难的杭州艺专

1937年日寇侵华的枪炮声，强行结束了中国美术发展的黄金期。8月13日，日寇强攻上海，随即上海沦陷，杭州成了前线。校园的宁静被打破，艺专危在旦夕。11月，教育部下达命令：杭州艺专向后方转移。

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学校，林风眠把妻子和女儿（1927年8月，女儿蒂娜出生在北平）留在了上海，自己带着艺专师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途经诸暨、金华、上饶、龙虎山，最后在湖南沅陵驻留下来。1938年，在湖南沅陵老鸦溪，奉教育部之命，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林风眠任校长。这时，学校风波陡起。

两校合并后，北平艺专的人觉得他们是被杭州艺专兼并了，开始闹事，并久久不能平息。林风眠咬着牙关，苦撑大局。教育部为了平息事端，撤销校长制而设委员会制。校务委员会有3人，主任是林风眠，委员是赵太侔、常书鸿。即使如此，事态仍未被控制住。

为此，林风眠主动辞职，教育部同意了。林风眠走了，教育部四处寻找校长人选，人选尚未找到，而艺专师生——主要是杭州艺专的——闹起了学潮，强烈要求教育部把林风眠请回来当校长。教育部于是顺水推舟，又把林风眠请了回来。但情况并未因此好转，几个月后，林风眠只好再度辞职。

林风眠走后，教育部任命留学德国的艺术史博士滕固任校长。不久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市区，因惧飞机轰炸，又迁至滇池边的安江村。滕固因身体不好，实在无力承担这副担子，不得不请辞。后选中吕凤子，吕要求把艺专迁到重庆璧山。艺专先在璧山的天上宫，而后迁到松林岗。两年后，吕凤子以无力承担为由辞职。后陈之佛上任，艺专迁至重庆江北盘溪。两年后，陈之佛辞职，潘天寿继任。

炮火中办学，杭州艺专步履蹒跚，磨难重重。

甘于寂寞的艺术行者

林风眠辞职后，回到上海。1938年底，林风眠再度告别妻女，赶往重庆。

林风眠此行的原因，有人说，他不愿意在沦陷区混日子，希望和国人一起站在反法西斯的战线上。还有一种说法，他在租界碰到了大汉奸诸民谊，诸民谊还向他打招呼。他怕敌人强迫他做汉奸，于是第二天便离开了上海。不管怎样，1939年初林风眠到了重庆，经陈布雷介绍，到政治部三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比较清闲的差事，其任务就是配合形势做一些宣传工作。1943年，政治部将设计委员会撤销，他由陈立夫介绍到国民党中宣部的艺术处任宣传委员。该处主要从事电影及戏剧的创作。在重庆，他目睹了同胞被日机轰炸的惨状，画了10多幅以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为主题的抗日宣传画，可惜这些作品均未被战时宣传部门采用。

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林风眠把主要精力用于艺术规律的探索。他在重庆画了多少幅画，很难统计。抗战胜利后，林风眠离开重庆时，舍去了所有的日常用品，只扛了一捆画走。

林风眠在重庆的住所，有一个传说。林风眠乘船到了重庆，下船后，走了好一阵，眼看就要天黑了，看到一排房子就去敲门。一个50多岁的军人开门问：“你是做啥子的？”

“我是画画的。”

“我问你到这里来做啥子？”

“我想找个住处。”

“这里隔城头远得很啰！”

“我不怕。只要没有飞机轰炸，我能够安心画画就可以了。”

“你算找对地方了。这里离城头又远又偏，飞机不得炸。”

后来，林风眠才知道，这个地方连个名字也没有，距离南岸大佛段也还有几里路。这排房子是军政部的一个仓库，以前装了很多枪支弹药，而今已经搬空，只留了几个当兵的在这里看守。

这段故事编得有模有样，可能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据林风眠的学生赵春翔介绍，林风眠最初到重庆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一幢楼的三楼上，后来才搬到南岸大佛段。那间仓库，是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十厂的仓库。

在这里，林风眠孑然一身，挑水、做饭、洗衣，享受宁静的同时也忍受着寂寞。这样的寂寞，对他的创作绝对是有好处的。尽管这里偏僻极了，但时不时还是有人来看他。学生李可染、谭雪生等人来过，当局的一些官员也来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爱好书画，专程前往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高人。您看来是得道了。”林风眠听罢，只是笑笑。后来，他对别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才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这一时期，林风眠以长江、渔船、船夫，以及他住处周围的穷人为原型，画了不少画，这些画都饱含着他的情感。

1944年，潘天寿、谢海燕登门拜访，当他们说明来意之后，他沉默了——他们来请他回艺专当教授。潘天寿和谢海燕在他家里耗了两天，潘天寿的真诚感动了林风眠。到了该去上课的那天，潘天寿怕林风眠变卦，又让赵无极、关良前往他家迎接。

潘天寿担任艺专校长后，实行画室制，林风眠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一些喜欢他的学生进入了林风眠画室学习。这里面有几个优秀的学生，如苏天赐、席德进等。林风眠当老师很特别，也很宽松，这一切，都源于他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他对学生说：“画不出来，就不画嘛，去玩玩。”还说：“画不出来就乱画吧。”

重回艺专的林风眠，沉浸在个人绘画的小天地里，除了学校的同事、学生外，几乎没有人去打扰他。在重庆8年，他除参加了两次画展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归人流如潮。到了1946年暑假，艺专开始分批、分方向往杭州赶。

1947年，林风眠从杭州艺专辞职，1948年复职，仍开设林风眠画室。1951年被免职，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1956年，他将妻子与女儿送出了国，自己靠卖画为生。然而，随着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卖画谈何容易，他的日子过得很窘迫。

“文革”中，林风眠被多次抄家，入狱关押了4年半。释放后，1977年10月19日，他被获准外出探亲，暂居香港。从1977年到1991年去世的十几年中，他仍画了不少画，也到法国、日本举办过画展。他在沉默了十几年之后，再次放射出了耀眼的艺术光芒，直到他人生退场。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