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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记》之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

2018-05-21 17:26:49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作者/多索•弗兰杰•棵拉卡翻译/郑越

 

我住在外国记者招待所里,这家茅草棚屋顶的招待所,与孟买的庭院豪宅的外屋或者仆人的住所差不多。正是这样的一种转变,让我深深地感到远离了曾经安逸的生活——没有了长绒座椅或软垫椅,身处战时的重庆要比在印度无所事事让人兴奋得多,灵魂感到瞬间丰满。

 

住招待所的“老记”们

 

在这家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住客分摊部分费用,特定的“奢侈品”需要额外付费。比如你能花3.5元享受一杯劣质咖啡,不过也就每天早上最多来一杯,没有更多的;或者花8元钱在冬天洗一次澡,洗澡也就意味着在3英寸水深的残破浴缸里盥洗一下而已。在这儿,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会迫切地分享一些“奢侈品”,比如香烟和威士忌。

住在这儿的Colin MacDonald是《伦敦时报》的记者,他来中国已经20年了。他的中文名叫“马”。不过当澳大利亚的战地记者Roderick MacDonald到来后,为了避免混淆,Colin MacDonald就改名叫“老马”了。

Spencer Moosa先生和他的苏联妻子Nina也住在这儿。Moosa供职于美联社,他是那种冷峻、谨慎、坚毅、愤世嫉俗却又好心肠的一类人,非常典型的美联社式人物。

供职于路透社的Tommy Chao先生和他的中国老婆也住在这儿。Tommy会中文,且深谙中国的国情,这常常能让他滔滔不绝一两个小时。

已结婚的James Stewart先生为《时代周刊》《生活》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撰稿。他似乎比其他人更富有对工作的热情,并且对他所供稿的媒体具有独特的感情。

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先生(哈里森•福尔曼曾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了抗战前线的浴血奋战及后方广大民众的生活百态,撰写了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北行漫记》——译者注),供职于《纽约时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他看起来和蔼可亲,或许与他的身材提前“中年发福”有关,黄包车师傅都会摆手不拉他的活儿。据说,他供职的广播公司声称有超过2000万的听众。不过这个数字时常被大家所揶揄和挖苦。但哈里森根本不放在心上,权当是单调生活的调味剂。

外号“胡椒(Pepper)”的Martin供职于美国合众国际社,曾经徒步及搭乘舢板从敌占区逃出来。他身材高挑,却总是身着短一截的衣服,似乎总是买不到合身的服装。

这里还住着两名来自澳大利亚的记者,和我一样,他俩跟这里其他老住客有些不同。我们仍然记得“文明世界”的生活,金酒和热咖啡的味道似乎从未远离过。

这群人就是住在此地的外国驻华记者们,打字机的声音往往能持续到半夜两三点。大伙儿都是忙到困了才睡,睡到够了就起床。只有吃饭时间是值得遵守的。午饭是中餐,安排在1230分,7点的晚饭是西餐。不过面对一块单纯的牛排和些许洋葱,着实让人感到这“西餐”不怎么样。而且每顿饭乃至每天任何时候,都有无糖的茶水提供。我们所到之处,也总能碰到这种没加糖的茶,偶尔有一些小菊花漂浮在上面。这里的糖是棕色的,有些粗糙而且不太甜。牛奶更是少见。

一名负责保卫的中国士兵在外站岗,手握上好刺刀的钢枪,在夜里能听到他踱步的声音。透过没有窗帘的房间,我看到他的轮廓——一个矮小而敦实的小伙子,戴着钢盔,扛着枪。他的灰色军装让人印象深刻,很像法国士兵的着装。

事实上,这里的很多方面与法国有些相似,当然不是指巴黎,而是法国的内陆地区。这里的人也仿佛是东方的法国人。街上的女人和马赛街头的女人没什么两样——一身暗蓝衣装,油亮的黑发和泛红的面颊。气候也颇为相似,时不时灰蒙蒙的天和一直潮湿的空气,偶尔会非常热,空气潮湿得让人感到臭烘烘、黏糊糊的。

 

一座始终站立的城市

 

重庆坐落在四川省,中央政府在战时指定重庆为陪都。这里堪称世界上最为落后的地域了,即使是眼下,从建筑学和美学的角度看,也没有任何大的改观,仍然是一座由藤条和竹子草草搭建起来的城市。不过自从中央政府迁到此地,曾经无章法和野蛮生长的破旧小城,开始蜕变得有章可循和充满规划了。

重庆,这座城市即便是在战后也会被人铭记。我曾听说待到战后,中央政府将迁回南京,但重庆仍将作为陪都存在。这将是中国人民对这块象征着中国为自由而战的热土所给予的应有敬意。被持续轰炸,甚至一些地方被完全夷为平地,这座惨遭蹂躏但毫不屈服的战时陪都一直屹立不倒。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重庆承受了117次空袭,被倾泻了2.2万多枚炸弹,超过2万民众遇难,还有近1万人受伤或致残。这些都是基于可查的官方数据。

在过去的一两天里,我已经感受到与印度完全迥异的“战时环境”。这家外国记者招待所现在的房屋结构与最初的样子已大相径庭,和重庆大多数房屋一样,都被不止一次地摧毁,但又重新拔地而起。

经受了4年多无情的轰炸,这座城市并没有任何惊慌。即便是这片天空曾倾泻而下来自地狱的烈火,摧毁了无数的房屋并夺走了如此多鲜活的生命,妇女和儿童在仰望蓝天的时候也没有感到恐惧。正是这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中国人,在遭受如此大损失的情况下仍然不懈抗争。

Jamse Stewart告诉我,他在空袭的时候常常在防空洞里绷紧了所有神经,仿佛将有炸弹落在附近。然而他总能看到一些中国人在角落里安然入睡,仿佛没什么大事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我感觉中国人对别人的事不是那么主动上心或者好奇地去打探,就像印度人一样,不会围在翻车现场围观,也不会在大街上凑热闹。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诲不要管闲事,这就导致他们通常遇到不关自己的事就绕道走。不过,当有人遇到困难,中国人又会尽其所能伸以援手。

重庆的每天开始得很早。一些政府官员早上7点就上班了,在遇到轰炸的时候,他们会在防空洞里坚持工作,因为躲进防空洞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日本人如果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轰炸陪都,从而消磨中国人的士气,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炸弹。在地面上,除了那些一两周就能重建的茅草屋,已经没什么可以被炸毁的。

有传言,在这片两江环绕且高低起伏的土地上,以后将会按规划建起一座非常漂亮的新城。新城布满花园和漂亮的小房子,人们将享受和平,再也不用生活在炸弹的阴影里。但在战争结束之前,这个计划将一直被束之高阁,一直在某个书架上等待着,在重庆人民喝着不加糖或牛奶的茶中等待着。

一个国家能承受如此持久的打击而毫不退缩的话,是不会输的。

 

参加新闻发布会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军方新闻发言人告诉了我们一些缅甸的战事情况。这里每周都有新闻发布会,因为中国人急切地希望媒体乃至全世界都能尽快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然后是提问环节。媒体记者围坐在一个U形会议桌旁,喝着茶,咀嚼着当地饼干,时不时提出一些尖锐得有些尴尬的问题。这里聚集了身在重庆的所有新闻媒体人,包括中国记者和来自俄新社以及俄通社的记者,还有驻重庆外国机构年轻的公职人员,以及两名新闻审查官。当军方新闻发言人承认了某方面的情况,新闻审查官将不会阻止媒体在相关信息上着笔。

在这间新闻发布间四周的墙上,悬挂着一些曾经身处重庆或到访过重庆的记者肖像,云集了新闻界和文艺界最聪慧卓著的人士。我能认出其中一小部分人——埃德加•莫勒(1933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作者)、JacobyAnnalee JacobyMelville Jacoby二人为夫妇,均为美国《时代》《生活》杂志记者,在中国抗战期间参与报道并相识。Annalee Jacoby是著名的《中国的惊雷》作者之一;Melville Jacoby后在太平洋战争报道期间因飞机失事殉职,是二战期间《时代》和《生活》杂志因报道殉职的第一位记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了纪念Melville Jacoby,设立了以其命名的奖学金——译者注)和美国著名战地记者Eldon等。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去了一趟外交部,带着介绍信去找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回到招待所的时候,有3名《中央日报》的记者在等着采访我。他们希望了解印度以及“克里普斯提案”(克里普斯提案是丘吉尔内阁派遣克里普斯使团出使印度并提出的规划印度未来的宪政改革方案。“克里普斯提案”是后来“蒙巴顿方案”的雏形——译者注)。

这时候,哈里森•福尔曼先生正在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为他的2000万听众做直播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更像是一个单口播报的电台,但其所做的播报内容却很多。而一直以来坚守着独自播报的播音员彭乐善先生,我们则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邋遢彭”,这样显得更亲切。

与国际广播电台所呈现的美国风格一样,彭先生带有浓烈的美国英语口音且美国感十足。他告诉我说,全球范围来看,全印广播电台(All-IndiaRadio)是惟一一家时常忽略他的连线请求以及忽略他希望了解播报收听率的电台。

(文章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特约编辑/小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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