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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决议案酝酿的风雷

2018-05-21 17:07:29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19271月,杨闇公通过国民党四川省左派省党部制订了一份对民团工作的决议案,全称为《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对团务工作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寂寂无闻,多年来一直静静地躺在故纸堆里,几乎不曾引起过关注。殊不知它的背后,竟然是杨闇公领导四川党团组织改造民团武装的光辉创举。

 

乱象之下提出民团改造方案

 

说起杨闇公的这段历史,得先交待一下“王右木方案”。

根据近年发现的共产国际档案,早在192355日,一个叫王右木的四川人就向青年团中央寄去一信,信中提出争取和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方案。

王右木,四川最早的3个共产党员之一,曾创建并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团(简称成都地方团)。方案中的民团,又称为团练、乡团、自卫团等等,是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武装自卫力量。民团在四川开办较早,军阀混战下四川各地政治秩序混乱,各地方往往选择大办民团,以保卫乡梓,免受兵患、匪患之苦,逐渐形成了按户抽丁的民团制度。但是,随着民团力量在地方政治生活中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乱象也不断出现。

一些民团“武断乡曲,私滥逮捕,擅杀苛罚”,逐渐演变为“团阀”,团阀们还相互联合,形成联团组织。这些联团,操纵乡间一切行政司法实权,权力很大。他们组织庞杂,有的人枪数千以上,势力所及,跨乡联县,俨然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这种乱象,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还受到处于幼年时期的四川中共党团员的关注。

王右木与成都地方团的团员们对此忧虑不已。在对乡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们萌生了改造的想法,试图抓住民众希望靠民团自卫的期盼,逐步把党员、团员安插入民团,加以改造,进而武装工农,将工人、农民变为“有枪阶级”。在55日第一封信寄出后,18日王右木又发一信,信中引用成都地方团团员康明惠的话,响亮地提出了“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的主张。

团中央对王右木来信非常重视,不仅中央执委会第37次会议专项讨论,而且青年团二大吸收了王右木方案,首次提出了“创办或改造民团”的策略,实际上是以二大决议的形式肯定了王右木方案并予以推广。

但是,囿于各种条件,王右木没来得及实施他对民团工作的设想,就在19249月被军阀杀害于贵州。王右木牺牲后,以杨闇公为首的四川党团员坚韧而顽强地在基层坚持着斗争,延续着掌控民团、武装工农的思想,艰苦地进行争取和利用民团的工作。

19262月,杨闇公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四川民团改造工作更上一层楼。其中,以川东的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南川(今重庆市南川区)、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川南的内江、富顺等县的改造工作尤为突出。

在綦江,有一个成立于1919年的进步青年组织“綦江青年砥砺会”,青年团员邹进贤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成员们很早就在綦江从事民团活动,如周绍溪在陆家坪督办民团、张敬先任綦江团练局城区督练长、陈治钧在綦江团练局任参事等。綦江青年团组织和中共组织成立后,他们更是同声共气,互为呼应,使党团组织控制的民团力量日益壮大。

1926年,他们发动了轰动綦江的“倒夏运动”,将“倒行逆施,压迫民众,铲除异己办团人员”的綦江县团练局长夏奠言拉下台,由共产党员陈治钧接任该职,并将各区团总和督练长多数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使綦江县民团武装基本为共产党所掌握和控制。邹进贤、陈治钧等人因此被称作綦江“八大首领”。

中共在南川县的民团改造工作也是成绩斐然。南川民团分东、南、西、北、中五路,南川党团组织先是在1925年争取了南川北路倾向进步的石牛溪团总王懋迁,进而将西路、北路10多个民团联合组成西北民团联合会,吸收王懋迁、张简行、冯诚斋等团总为党员。在此基础上,又派汪兴武去元合乡争取韦光伟的东路民团,于19268月,实现了东路民团与西北民团的大联合,成立南川县东西北民团联合会,共推共产党员王懋迁为联团主任,从而使党组织控制了石牛溪、福寿、河图、木凉、大观、元合等东西北路的民团武装。

与綦江、南川相邻的川东重镇涪陵,改造团练武装工作更为深入,被誉为“川东革命堡垒”。这主要归功于川军名将李蔚如。

李蔚如,早年追随孙中山,曾任四川督军署参谋长兼四川陆军讲武堂堂长等职。1924年他不满川军腐败辞职还乡后,应家乡人恳请为保护乡梓再度出山,出面组训涪陵四镇乡团练。

四镇乡是君子镇、同乐镇、新盛镇、龙潭乡的简称,历来为涪陵米粮仓,掌握四镇乡团练,几乎就掌握了涪陵地方武装。李蔚如就任后,慑于他在川军中的声望,溃军过境不敢骚扰,涪陵驻军郭汝栋部也忌惮三分,境内大小匪首纷纷归降。一时之间,四镇乡团练声威大振。杨闇公等四川党团高层非常重视对李蔚如的争取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将李蔚如发展成为中共党员,涪陵革命力量由此大增。

此外,在川南的内江、富顺等地,共产党人对民团的改造工作进展也非常顺利。到19267月,内江及其附近的富顺县,民团工作已完全被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

 

一份纲领性文件应运而生

 

在杨闇公带领重庆地委领导改造民团的过程中,团阀一直是其最大的敌人。

192611月,杨闇公曾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痛陈:“一般劣绅土豪自来称霸乡间,于是握得办团之权,以团练为工具,转而压迫农民。他们……形成现在之团阀。……此种团阀压迫农民,较军阀尤甚,而为农民运动之阻碍甚大。一年来农民运动之历史,几乎完全是与团阀争斗的历史。”但是,杨闇公他们并不因此放弃争取民团工作,反而更加重视。

19271月,杨闇公通过国民党四川省左派省党部专门制订了针对民团工作的《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对团务工作决议案》。决议案开宗明义,对民团工作作出明确判断:“民团为四川特殊环境之产物,实具有革命性质与能力,既形成社会上一种力量,又极得一般民众信赖,本党各级党部对于此项运动应特别注意”。因此,“改造现有民团,将其训练成党指挥的革命武装不仅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为加强改造民团工作,从组织上予以保障,决议案专门要求在省党部成立“民团运动委员会”,专门“指导此项工作”。考虑到反动团阀拼命阻挠民团改造,为此不惜赤膊上阵,兵戎相见,充当军阀镇压民众的急先锋,决议案计划“组织一统一全川之团务联合机关,以集中民团力量而打破反动之联合战线”。

那么,怎样进一步改造和争取民团呢?

杨闇公的想法是,通过向广大农民揭露团阀剥削、压迫农民的实质,以剥夺地方豪绅对地方民团的控制力,把民团武装掌握在“国民革命战线上”。由此,他在决议案中提出针对团阀的12个宣传口号,包括反对预征筹垫、反对勒筹饷款、反对滥用刑权、团总民选、团练经费公开,等等。为了根本上除旧布新,以建立革命武装,杨闇公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民团制度,包括实行门户壮丁制、废除非法团款、办团丁夜校、地方办团人员应由壮丁参与选举、编辑印发民团训练的政治教材,等等,准备在民团中逐渐推广,以此取代旧的制度。

遗憾的是,杨闇公提出《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对团务工作决议案》不久,就因为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四川军阀制造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致使决议案中多数构想来不及实施即被腰斩。但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改造革命武装的纲领性文件,它的价值将随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而愈显光辉。

 

武装斗争如春雷乍响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四川农民运动洪流在巴蜀大地不可阻止地奔涌流泻,进入到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新阶段。杨闇公领导四川党团组织长久以来进行民团改造的效果,在农民武装斗争的高潮中得到了验证。

首先爆发的,就是被称作“川东春雷”的南涪农民自卫军围攻南川县城的武装暴动。綦江、南川、涪陵3县由共产党人掌控的团练武装,经数年来的成功经营和改造,已互相响应,互为犄角,结成联盟。192711日,南川团练局长张茂春率兵企图吞并南川共产党员王懋迁领导的团练武装,共产党人决定趁机举事。3日,南涪农民自卫军在石牛溪成立,5日,李蔚如率农军6000余人包围南川县城,向盘踞县城的张茂春发起进攻。大量农军云集南川县城四周,其声威震动蜀中。

继川东农民自卫军武装首义之后,川南、川西等地也相继爆发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斗争。

2月,中共荣县特支和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组织“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以农民协会为主,并与党组织掌握的部分民团武装合并,以五宝镇为中心实施武装抗捐,中共宜宾党组织负责人郑佑之亲率农民武装2000余人前去支援。宜宾、自贡、威远、仁寿等邻近县的援军及荣县各路武装约1万人在蒙子岩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成立川南农民自卫军指挥部。迫于农军声威,时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派人与农军谈判,答应驻军调防,撤换县长,停一岁两征田赋和停收军款等3项条件。至此,川南农民自卫军武装抗捐斗争取得胜利。

3月,川西郫县爆发了农民自卫军武装围城抗捐事件。郫县新场农协和各乡团防武装组成了约4000人枪的郫县农民自卫军,以国民党左派张云卿为总指挥,从36日起将郫县团团围住,并砍倒电杆,挖毁公路,截断县城与外界联系,围城48天。附近的崇宁、灌县、温江、成都、双流、新繁、金堂等地民团纷纷响应,各路援军达1万人。成都三军联合司令部见农军势壮,出面调停,经过30余天的谈判,达成了撤销军费、抚恤死难农军、5年不征田赋、驻军换防等协议。

正当郫县围城如火如荼之际,川西蒲江县高桥农民也掀起了武装斗争。由返川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石兆祥领导,成立了蒲江县高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附近眉山、彭山、邛崃、名山等县32个乡镇近万人参加到高桥农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和抗捐抗粮斗争,吓得土豪劣绅、收税委员与团丁不敢露面,官府束手无策,蒲江县知事甚至携印逃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四川农民武装斗争的高潮并非一枝独秀,而是与中共重庆地委领导

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军事运动以及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齐头并进。特别是1926年底泸顺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与各地农民自卫军相互声援,推动了四川农民的武装斗争。

总体说来,1927年春四川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形成较大规模,革命形势呈燎原之势。但毕竟敌强我弱,当革命形势大好、北伐势如破竹之时,四川军阀、团阀心有顾忌,不得不暂时容忍农民武装斗争。一旦蒋介石分裂国民党之势已成,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军阀随即投靠蒋介石,他们以巴县团阀为先锋,组织讨赤军,并在同年331日挥起屠刀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各地农民武装斗争也因此遭受重创。

但是,杨闇公等人探索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无论是改造民团、武装工农的方案,还是“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的主张;无论是改造民团为革命武装的努力,还是四川农民武装斗争的成就,无不凝聚着早期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创新。特别是在大革命高潮中,中共重庆地委一边举行争取旧军队的武装起义——泸顺起义,一边大力改造团练,发展农民革命武装,当时这在全党是独树一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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