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1939年6月11日，星期天。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只在沙坪坝南开中学的寓所接待了几位朋友，正想利用这难得的清闲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傍晚，日机来袭，安静的生活被打破，他又被迫与家人一起躲空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六时四十分（傍晚），日机来袭。七时一刻左右，沙坪坝炮声甚烈，日机廿七架。八时三刻解除。相国寺、上清寺、曾家岩、菜园坝等皆受炸，损失不甚烈。成都华西坝亦受炸。传闻敌机在渝落二架，蓉落三架。

当晚，就得知了成渝两地同时遭到日机轰炸和发生空战的消息。

这一天，驻守武汉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54架96式陆上攻击机，同时空袭了四川境内的成都、重庆两座城市。

17中队回防成都

17中队隶属于中国空军第5大队，驻防地为成都。1938年底，该队至兰州接受苏联援华飞机后，留守当地。1939年2月20日、23日，该中队曾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联手，痛击来犯的日机。两次空战，一共击落日机15架，17中队英名远扬。

5月8日，17中队奉命回防成都，驻太平寺机场。18日，17中队在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的带领下，再次接到命令移驻重庆白市驿机场，协助第4大队担任重庆的防空任务。

17中队的飞行员徐吉骧（后改名徐华江）在后来出版的《天马蹄痕：我的战斗日记》中，曾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战斗有过如下描述：

重庆的春天湿冷多雾，现已初夏，早半天雾气更浓，往往浓到对面不见人。重庆雾，只在早晨遮江盖山，近午突散。有几天早晨也不见雾了，所谓“雾重庆”的季节，业已过去，接近五月，就是“热重庆”，最热的时候。

重庆夏天非常热，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五月的天气，同往常一样，一大早浓雾遮江盖山，飞行员在雾里试车，试枪，大江中不时传来过渡轮船的汽笛声。

九时许，大雾散尽，一轮烈火似的太阳，又爬上了天空，机场里草皮上的雾水露珠儿一下子都晒干了，人们的皮肤上都发出了巨大的汗珠儿，连木桌都会热烘烘的，这时的飞行员最苦了。

每天起床后到机场警戒，先吃早饭。我们穿厚重的三用飞行衣，外层是草黄色马裤呢面，中层是黑色的老羊皮，内层是绒布。穿上三用飞行衣不在阴凉处的话，汗水直流。警报响后日本轰炸机在市外绕圈，我们坐在飞机上等命令，飞行线的机械人员摘下他们的草帽给我们遮阳。

蜀道大山，多在一万呎上下，敌机进川，为了他们的飞行安全也必须飞在万呎以上。我们为了拦截敌机，就必须痛下苦功，接受这种“三温暖”式的飞行磨炼。这段苦苦的训练，身体稍差的人往往就顶不住了，飞行时精神上及肉体都非常辛苦。

我们为了飞到一万呎以上寒冷高空，就必须穿皮飞行衣上飞机。但飞机在地面的座舱裏时，就像个火炉，处处都是滚烫的，开车后再加上温就更受不了。天上大太阳，座舱内似火炉。于是，人在厚毛皮的冬季飞行衣内，等于是洗蒸汽土耳其浴。如不穿皮飞行衣，飞到高空之后，飞机又无舱罩，冷风吹进座舱，准把人冻僵。

飞机起飞后等飞到四千或五千公尺后温度降，此时感觉很舒服。到五千至六千公尺以上的时候汗水变湿冷，有时候冷得发抖。一次，我在高空的时间太久，落地下机后二到三个小时，我感觉不出地面的高温，还是冷得我脱不下三用飞行衣，有好几天腿是软的。

为了充实17中队的作战力量，航委会还将多次参加抗日空战的原第3大队飞行员韦鼎峙调17中队任分队长。在白市驿机场，韦鼎峙见到了他的顶头上司——17中队队长岑泽鎏。在他的印象中，岑泽鎏“身材中等，十分矫健，言语动作，干脆利落，态度诚恳坚定，表现很有自信，颇爱荣誉，细心谨慎，好沉思，生活严谨，正直不苟，一看便知道，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好长官”。同时，韦鼎峙也见到了他的新战友：17中队副队长胡佐龙，分队长刘敬光，队员郭耀南、叶炳琪、徐吉骧、任肇基、叶思强、陈桂民、李宝诚等。

据韦鼎峙回忆，“自到白市驿报到以来，几乎日夜都在警报中度过，每天至少有一次起飞巡逻的机会，多则有两三次起落”。虽然在渝短暂的协防期间，17中队并没有机会与日机交手，但在韦鼎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空军执行备战任务的情况。他描述道：

中饭之后，稍事休息不久，队长集合全体（队员），讲解下午飞行训练课目。课目尚未下达完毕，情报机的电话铃突然响了，传出有敌机从汉口起飞的消息，而且有袭川的企图。队长判断为时还早，顺便就将队上平时出击有关事项，及对轰炸机之攻击计划等等，详细说一遍。话刚讲完，第二次铃声又响了。队长听完电话，以严肃而庄重的神情宣布：“现在，我们大家都出到机场去待命！”

平常由队部进出机场，都是步行往返，因为我们驻在这所小学校里就靠近机场边。刚走到飞机跟前，就看到一个黑球升起来了。当时规定表示敌机来袭的情形，是高悬黑球代表，一个黑球表示有空袭情报，两个黑球表示紧急情报，三个黑球表示有空袭警报。大家立刻各按编配的飞机，进入座舱，作开车准备。不久，全场的飞机都发动起来。灰沙滚滚，机声隆隆，好不雄壮！

一会儿，只见队长首先冲出停机线起飞了。随之，各按编号顺序，鱼贯起飞，在机场上空迅速将队形编好，队长机率领我们一面爬高，一面向重庆市上空飞去，进行巡逻警戒。我队所有装备都是E-15式机，队长规定我在最后最高位置，并未带僚机，行动比较自由。我看出队长的用意所在，让我先行见习看看，熟悉一下队情，这真是队长高明之处，叫人不得不佩服！

从重庆东边、长江南岸广阳坝机场起飞的第四大队，在我们的下面。我们采用“重叠配置”的战法，这种配置，我觉得非常适当。因为，针对面积不广的目标地区防空，那是有利的。重庆市是座山城，夹在群山之间，若不飞临顶空，是不容易发现。所以，将兵力部署于该城上空，则易于防守，亦可以逸待劳。我们留空警戒，大约已有一个钟头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还未见到敌机踪影，不知现在敌情如何？我从高处往下看各友机，但光线不够、视线模糊，马上降低高度紧随队伍。正在为这些事情发愁时，聪明的队长居然把我们领回白市驿了，趁视线还好时下令降落。轮到我最后一架降落完毕时，天色已全然暗了下来。如果队长稍微迟疑一下，不能及时趁天黑前着陆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饭后闲谈中，知队长对今天的飞行任务，还觉十分满意。

6月11日上午10点，指挥部传来空袭警报，17中队全队起飞至重庆城区上空布防。巡逻了近两个小时，仍不见日机踪影。此刻，飞机油耗将尽，岑泽鎏下令全队返回白市驿机场加油。

在停机加油期间，岑泽鎏又得到新的命令，今天日机出动的批次较多，极有可能袭蓉，要求他率全队即返成都。

激战黄昏

1939年6月11日，空袭成都的日本空军部队是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第14航空队。参加这次空袭行动的轰炸机为96式陆上攻击机，一共27架。其中，有1架日机因发生机械故障中途折返。

当岑泽鎏率队飞临成都太平寺机场后，全队飞机重新加满了燃油，等待执行作战任务。当天下午6点43分，据情报，日机由城口，经宣汉、蓬安、南充、蓬溪，已到盐亭。两分钟后，第5大队得到命令，全队起飞迎敌。第5大队大队长黄泮扬亲自带领9架E-15战斗机，作为第一编队，率先升空。岑泽鎏率本队9架E-15战斗机，作为第二编队，随后升空。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领4架E-16战斗机，作为第三编队，最后升空。3个编队按事先划定的防御区域，在成都上空5000米高度巡逻。

7点23分，岑泽鎏所在的第二编队首先发现敌机群由北向南而来。岑泽鎏当即率第1分队3机，以半滚方式，迎头从上方向敌机群发动了攻击。

岑泽鎏的目标为敌领队机，经猛烈射击后，该日机冒出浓密的白烟。紧接着，岑泽鎏驾驶飞机从敌机群中垂直俯冲下降脱离，正准备施行直下方攻击时，因速度太快，座舱门被风刮开，以致他的飞行眼镜被风刮落，无法继续战斗。这时候，胡佐龙率领的第2分队3机，绕至敌机群后侧下方，发起了攻击。韦鼎峙率领的第3分队3机，则单机向敌机群发动进攻。

直至太阳西沉，双方飞机仍在混战，空中弹花迸射如雨。黄泮扬率领的第一编队此刻也发现了日机，分别从敌机群的前方和下方发动了攻击。由于天色已黑，敌机群加大速度向东逃跑，我机追赶不及，遂于7点55分后，先后返回太平寺机场降落。

王汉勋率领的第三编队在负责巡逻的空域未遇到日机，故未加入这次空战。

有关空战的细节，韦鼎峙在其后来出版的《抗日空战》一书中记载：

起飞后，爬了相当高度，除见另一队单翼E-16式机群外，也看见了我们E-15一样的队伍，都在天空巡逻，全加起来，竟约有五十架以上的飞机（当天实际参战的中国空军飞机只有22架），声势浩大，阵容坚强。队长领我们巡逻警戒的区域，好像是以成都市区、温江机场及太平寺空军士校等三个地区为防守重点，作三角形航线飞行。

正当此时，远远看见市区起火了。熊熊的火舌在栉比鳞次的市宅之上，伸长舌头舐犊着。知已有敌机侵入市空，而且已投弹轰炸了，于是，大家各自向市空方向过去，想找敌机攻击。但是，天色已黑，编队既已不可能，想发现敌机更是困难。尤其我队高度最高，由高往下看，更是漆黑一片。各机冲过去后，只见下层有浮动的灰色物体，判断必是敌机，这样大一片，可能有四十几架模样（实际为26架），遂不顾一切，只管推着机头，朝着灰色物体方向开枪攻击。在这种紧张时刻里，连目标物都看不清楚下，还谈什么“射击诸元”的大道理。这时，我已看不见一切友机，又觉得当我攻击时，根本用不上瞄准器，但见各色喷出的子弹，往敌机群中呼啸射去，也见各色敌弹猛烈的向我座机周围反击过来。双方交织着十分激烈火纲。我本想来一次连续攻击，故往敌机群下方脱离，希望获得大速度，再作一次“下方攻击”，没想到这一推头下去，动作过急，时速倍增，因伸手都不见五指了，哪还看得见仪表指示？猛然把机头拉起时，风压太大，居然将座椅下的弹簧压垮了，整个人缩到座舱底，两眼突然发黑。我心顿感危机降临，下意识的推杆往前，把机改成平飞。其实，飞机平不平，实在无法知道，过一阵，障眼的黑幕消失，灰暗中，极力瞋目，仿佛还是分得出天地线，地面也只能看得一片黑、一片灰的而已。太平寺机场的方位，在我脑海里还有点印象，在空中乱飞，又恐怕会有互撞的危险。所以，我还是悄悄的，从低空摸进机场，故意降落在大水沟的场边，然后沿着场边，再滑行到我们十七中队的停机区域。

有关空战的结果，第二天，成都方面所有的新闻报道称击落日机3架，而空军内部统计为重伤1架。在空战过程中，中国空军飞行员任肇基驾驶的飞机右翼中1弹、方向舵中1弹；张先普驾驶的飞机发动机包皮中1弹、汽油箱包皮中1弹、机翼中2弹；叶思强左手受伤，驾驶的飞机机身座位附近中9弹、左右翼中7弹、发动机第4汽缸中1弹；张国廉驾驶的飞机右上翼中1弹、支柱中1弹；哈虎文驾驶的飞机落地出偏差，尾撬损坏，机身后部亦损伤。

这次空战，后来被日方载入由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一书中。据日方描述，击落中方飞机4架（显然是夸大其词，我方并没有飞机被击落），自己的飞机没有被击落，但有两名飞行员战死。

空战结束后，成都空军军士学校的教育长晏玉琮在上报航委会的总结中，专门针对我空军的攻击方法作出了如下的经验总结：

一、依此次遭遇之情况，应由敌编队之右前方接近攻击之，似不必费数秒之间，绕至敌队后。

二、敌编队之形状火力最强，其前侧与后侧方火力较弱。

三、攻击大编队，依战法须用中队同方向之同时攻击，或中队不同方向之同时攻击，方易收效。

四、搜索技术稍差，以致发现敌机较迟。

五、占位过早，俯冲角度得不了，以致射击开始过早，而不易命中。

六、俯冲角度小，以致影响速度，不能复行攻击。

七、攻击时须抱有我无敌之精神。

八、我机未能追击敌机之最大原因，即为迂回动作太多，应用迎击拦截之战法。

战鹰不再归来

1939年6月11日，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除派出第14航空队空袭成都外，还派出第13航空队27架96式陆上攻击机轰炸重庆。

下午5点29分，重庆防空司令部向全市发出日机来袭的警报。5点34分，空军地面指挥部下令驻守在白市驿机场的第27中队起飞8架E-15战斗机，飞梁山（今重庆梁平）对日机进行拦截。6点20分，又令驻守广阳坝机场的第4大队将15架E-15战斗机分为两个编队升空迎敌。

接到命令后，第4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率领7架E-15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组成第一编队，在嘉陵江北岸一带上空巡逻，高度为5000米。第4大队第23中队队长郑少愚，率领8架E-15战斗机，同样分为3个分队，组成第二编队，在重庆西北方上空巡逻，高度为5500米。

傍晚7点15分，敌机群从合川、北碚方向侵入重庆上空。敌机群飞行高度高于董明德所率编队500米，因距离和速度原因，董明德编队中的第1、第2分队均未能追上敌机群。惟有第3分队的韩参驾机在广阳坝上空追上日机，向其射击6次，一直追至长寿一带才返回。

郑少愚所率编队与敌机群相遇时，虽然飞行高度低于日机400米，但日机在投弹后亦降低了高度。双方机群飞行高度逐渐接近。郑少愚率队进行180°上升转弯，从敌机群左侧发动了第一轮攻击。脱离后，全队又从右侧向敌机群发动第二轮攻击。

是役，第23中队分队长梁添成驾驶编号为2307号的E-15战斗机，采取“吊着敌机尾巴打”战术，一阵穷追猛打，追敌至涪陵上空时，不幸中敌弹坠机阵亡。

梁添成是印尼华侨、复旦学子，为了报效国家，他投笔从戎，考入中央航校。他是中国空军抗战初期的“四大天王”之一，曾在1937年8月14日至16日的空战中击落日机4架。梁添成牺牲后，其遗骸被埋入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第12号墓穴。1943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将梁添成曾经战斗过的重庆广阳坝机场命名为梁添成机场。

关于这次空战的情况，次日发行的《重庆各报联合版》报道：

昨日午后7时许，有敌机27架袭渝。当敌机飞近渝空时，即与我空军发生遭遇战，旋即侵入市空，我高射炮部队复予猛烈攻击，敌机不敢久恋，乃仓皇投弹后遁去，我机复跟踪追击，直至某地，始安然返防。据目击者谈，有敌机2架被我击落，惟残骸正在搜索中。

事隔两日，《重庆各报联合版》再次对“6•11”重庆空战进行了报道：

……又前被我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击落之敌机，据报已有两架寻觅（得），一在长寿县境内，一在本市市郊，现已派人前往搬运。

该报纸又称：

中央社香港12日电，敌海军航空队于上次袭重庆时，被我（击）毙者，计有空军大佐林村及驾驶员16员，另有重伤者8名，现在中一信托公司内治疗。

6月11日，成渝两地同时遭到日机空袭，虽然中国空军对日机进行了拦截和英勇抵抗，仍未能阻止敌人的暴行。日机在成都投弹111枚，轰炸了盐市口、春熙路、东大街、东御街、提督街、顺城街等一带，炸死无辜百姓226人，炸伤600余人，损毁房屋6075栋。日机在重庆投弹133枚，轰炸了通远门、东水门、菜园坝、曾家岩、黄花园、学田湾、张家花园、聚兴村等处，造成市民死亡180人、伤85人，房屋损毁114栋。

中国空军之所以未能有效地拦截日机，原因有几种：

第一，中国空军没有先进的侦测技术和设备，故在每次日机来袭时，无法提前预知和判断日机将以什么样的高度、飞行速度和方向进入市区轰炸。故在市区上空只能采取分区域巡防的方式迎敌，导致兵力分散。

第二，中国空军的飞机除领队机外，都没有配置机上通讯设备，无法进行空中和空地之间的有效联系，及时通报敌情。

第三，中日空军所使用的飞机在性能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如在续航能力方面，中国空军所使用的苏制E-15、E-16战斗机分别为510公里和800公里，日本空军使用的96式陆上攻击机则达到4550公里。故日机长期采用在轰炸目标区域外绕圈的战术，等待我方战斗机油耗将尽、返场加油之际突入市区空袭。另外，中国空军的飞机缺少吸氧装备，很难在5500米以上的高度开展作战。日机常常采取高于我机500-1000米的高度飞行，我机巡航高度一般在3500-5000米之间，当我机发现日机踪影，进行爬升追击时，往往达不到有效的攻击距离，而贻失战机。

因为上述原因，在“6•11”成都空战中，中方虽然起飞了22架战斗机，但真正参与对敌攻击的只有岑泽鎏率领的17中队9机和黄泮扬率领的部分飞机，且因天色已黑，无法向日机发动持续攻击。而在“6•11”重庆空战中，中方虽然起飞了23架战斗机迎敌，但真正参与攻击的战斗机仅有9架。这就是当时中国空军在保卫大后方城市空中作战的实情，无法全力、有效地对日机来袭进行拦截。

尽管强敌当前，中国空军健儿从不退缩，常常以少打多，每战下来，飞机都是弹痕累累，不少飞行员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名字，将永镌抗战史册。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