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改革开放的一员排头兵——20世纪80年代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2018-02-01 17:39:40来源:重庆党史网

 

 

(原载:《镜周刊》党史信息报第13332018117B3版)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俞荣新

   

198328日,中共中央〔19837号正式批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当时我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从深入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破解城市改革的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7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一、中央的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来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解决城乡结合问题,按照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受行政系统、行政区划的干扰和限制,做到“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但是,城市的改革较之农村的改革要复杂得多。因为城市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高,有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和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同时,城市提供的财政收入又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因此,城市的改革必须是先试点,再铺开。试点有两个作用,一是为全国的城市经济改革提供直接经验;二是要通过试点来检验经济改革的设想、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国家体改委1982年成立后,抓了常州、沙市两个中等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两个城市毕竟范围比较小,经济关系比较简单。要运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并且根据工商企业的特点,加快改革步伐,使各项改革协调配合,就迫切需要抓大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

当时,重庆的经济地位和实际条件有利于进行综合改革试点。重庆是四川和西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全国几大中心城市之一;有比较大的工业基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重庆在历史上就是四川和西南货物交流的集散地,现在也有比较大的商流系统;有四川和西南广大农村腹地作依托;是两江汇流、三条铁路干线交会、三条国道八条省道公路辐射的水陆交通枢纽,加上十二条航线的航空线,成为一个立体辐射的交通网络;重庆及其周围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水源;科技文教比较发达,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科技队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占全国大城市的第五位,但劳动生产率很低),特别是军工的潜力更大;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改革有迫切的要求。

这样,重庆作为一个特殊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大城市,自然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川省委的重视。邓小平一贯支持各项改革试点,1978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历史性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谈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统一的方案还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关心重庆的改革。1978年邓小平到四川视察时曾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了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原省委领导人离开四川前夕到重庆指导工作,明确提出:省里有什么权,重庆基本都应该有。1980年,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并派了100多人到泸州调研,原省委领导人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重点转到重庆,省委派省委书记刘西尧来重庆作了动员,并测算了试点方案,后因经济调整,试点工作停了下来。1981年国家计委准备将重庆计划单列,曾致函省、市征求意见。1982年胡耀邦来重庆视察时指出:在解放初期,重庆是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大城市,这些年落后了,要求重庆解放思想搞改革,并指出重庆的潜力很大,工作产值1985年搞到100亿也不算多。

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等也把改革的目光投向了重庆。19824月,他们在向国务院上报的《从首钢看体制改革问题》内部研究报告中,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原则同意。198211月,在重庆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后,他们再次以内部研究报告的形式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试点的几点建议》,同样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同意。遵照这个批示,国家体改委、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于198212月下旬到重庆,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重庆市委、市政府将讨论的情况整理、归纳为《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向四川省委、省政府上报。19831月上旬,四川省委组织了新老常委、省政府新老正副省长和有关部、委、厅、局的领导同志共同参加讨论了该意见,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1983110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式将修改后的《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报送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请转报党中央、国务院。

1983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自此,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而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前沿。可以说,重庆是奉中央之命,充当全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尖刀连”、“突击队”,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重庆这个前沿阵地的进展如何,对全国城市改革的全局是有重要影响的。

 

二、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点

 

党中央、国务院〔19837号文件从大的方面明确了重庆综合改革试点的基本方向和改革的重点。

改革的基本方向主要有以下八条:第一,改革城乡分割、条块分割、领导多头的管理体制,实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条块结合的经济管理体制。第二,在不改变省辖市的行政关系的条件下,给市以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力,由市直接承担完成国家计划和上缴财政任务的责任。第三,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国家对市实行计划单列,由市负责计划的综合平衡,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积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第四,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统筹安排全民、集体、合营和个体经济,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第五,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和经济合理的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第六,打破地区、部门、城乡的分割状态,在重庆建立商业、物资中心,按经济合理流向组织商品流通,做到货畅其流。第七,全面实行利改税的体制,改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健全经济责任制,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克服统收统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第八,按照党政企合理分工的原则和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管理经济的要求,改革行政管理机构。

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改进计划体制。一是国家对市实行计划单列。市的主要计划,包括工农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能源供应、主要物资和商品的分配收购调拨、劳动工资、财政信贷、对外贸易、科技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等,由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单列计划直接下达到市和省。有关计划方面的全国性会议,市作为一个计划单位参加。省管理的计划指标,由省计委统一下达到市计委。二是市在保证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计划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全市的生产、建设、流通和分配。国家和省分别管的主要物资和商品,在统一计划安排下,实行就地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超产分成。

第二,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一是中央各部在渝企业,除铁路、长航、民航、邮电、石油、电力、煤炭、军工和其它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外,全部下放市管;省属在渝工业、交通、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等企业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全部下放市管。中央部属未下放的企业,市要负责组织好能源供应和生产协作。二是在确保完成军工生产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建议以市为主,会同国防工业有关部委进行规划,并纳入国家计划。民品生产的协作配套,按经济合理的原则,由市就地就近组织。军工的富余能力和科技力量,由市统一安排生产、协作和参加科技攻关、技术改造。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工业,实行有偿转让。三是为了做好重庆地区交通运输的统筹协调工作,由重庆长航分局、铁路分局、民航等部门与市的有关部门一起,组成重庆市运输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规划港口、码头、车站、货场、仓库的建设,统筹协调铁路、长航、内河航运、公路、市内运输之间的关系,搞好运力与运量之间的衔接平衡。

第三,改革流通体制。一是省在渝的商业和供销二级站,下放与市公司合并,统一收购和调拨商品,积极开辟新的商品销售市场。三级批发机构,应打破行政区划,按合理的经济流向和经济区划建立。同时大力发展工商、农商联营,组织产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发展跨地区的商商联合经营。二是按照合理流向就地就近组织物资供应。市属企业由市统一供应;对重庆周围地区的县和中央、省属企业所需的计划分配物资,可划转指标,由市供应。市按照经济区域和物资的合理流向建立物资供应网络。大宗物资,尽可能组织企业之间的直达供应和长期定点供应。零星物资,由物资部门设点就地供应。三是实行国家对市的外贸计划单列,市各外贸公司与经贸部各总公司直接挂钩,盈亏由各总公司统一核算。国家给省的有关外贸方面的管理权,下放给市,由市直接对外谈判、报价、成交、签约、结汇。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开辟重庆到港澳等地的直达航线。

第四,改革财政税收金融体制。一是加快利改税的步伐。1983年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全面推行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合理分配的制度,其中有条件的直接实行国家征税、资金付费、盈亏自理的办法;对国营小型工商企业,全部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自负盈亏和承包租赁等办法。二是从1983年开始,省对市的财政体制,实行定额上交,增收分成。从1984年起采取划分税种的办法,划分中央、省、市的财政收入,实行新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对市的各个银行,赋予相当于省分行的职权。

第五,改革劳动工资体制。一是改革劳动制度,推行合同工、临时工、固定工等多种用工形式。企业吸收职工,一律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择优录用的办法。二是建立社会劳动保险制度,首先在合同工、新办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试行。三是改革现行工资奖励制度。

第六,适当扩大重庆的行政区范围。除重庆现有的四个县外,198341日,经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组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经济区,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

中共中央〔1983 7号下达后,国家体改委和四川省委有关领导组织各有关部委、厅局和部门先后三次召开会议,帮助重庆研究贯彻落实7号文件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1983212日,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受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总理的委托,召集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等28个部委的负责同志在北京召开重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就参加重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198332日到19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和四川省委书记刘西尧在重庆主持召开了贯彻落实中央指示、搞好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26个部门、四川省29个部门以及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00余人。会议采取中央、省、市三结合的形式,分部门进行专题讨论。经过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协商,共议定24个部门的改革方案和建议,上报国务院后得到批准同意。

1983517日至30日,国家体改委组织国务院23个部委和四川省14个厅局以及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150多人在重庆召开扶持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会议,主要是帮助重庆继续落实利改税的工作,进一步解决工资奖励改革和工商衔接等问题,对重庆市的技术改造、军民结合和市如何领导县等等问题作些具体规划。

上述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对重庆综合改革试点的关心与支持,也使重庆改革的方向更为明确,思路更为清晰,为重庆全力推进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83年,经中央批准,重庆市成为独立对外的内河通商口岸,直接对外贸易。图为重庆港。

 

 

三、改革的艰难及有益的探索

 

重庆搞改革试点,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着很多的限制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试点是在没有全面规划的情况下进行的。经济体制是一个纵横交错,很复杂的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改就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和总体设计蓝图,才能使综合改革真正做到配套成龙,协调同步。如果缺乏远见,又没有全面规划,难免就事论事,见子打子,走一步瞧一步。

第二,试点是在全国全省原有体制基本未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前几年进行的改革还是局部性的,整个体制还没有改。现实的经济活动是既不能离开条条,又不能离开块块,而改革又要突破条块分割的束缚,难度很大。正如有人说的“下动上不动,谁改谁被动”。要走出一个条块结合的新路子来,要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打开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对重庆有多的照顾,而重庆自己又是大而穷。国家当时近期的重点建设项目安排,都不在四川和重庆,国家重点技术改造的资金主要也是投放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而重庆经济又是欠帐太多,冰冻三尺,效益很低,有人说:“重庆是穿着裤衩搞试点”。在这种情况下来搞改革,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重庆的改革试点不可能是在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中进行,而是要在激烈竞争的动态环境中进行。正如李思源在重庆市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发言中讲的:“重庆的改革是势在必行,又实在难行,实在难行也还是要行。”改,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有光明的前景;不改,困难就更大,而且没有出路。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是一盘很不好下,很难下好,又必须把它下好的棋。

尽管重庆搞改革存在着很多限制因素和困难因素,但是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振奋信心,抢抓机遇,把改革稳步推向前进。

1983728日至83日,中共重庆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王谦在大会上作了《加快改革步伐,为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号召根据中央和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结合重庆的情况,抓住重点环节,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五次党代会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多次召开专门会议,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全力推进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一,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

重庆综合改革涉及问题很多,首先着重搞好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以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以税代利是改进国家和企业关系的一项方向性改革。重庆在80多个企业中试行3年,取得了显著效果,并且有了一定的经验。重庆市的以税代利改革,从1983年起全面推开。全市所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都按照实现利润征收55%的所得税。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一部分按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一部分以调节税的形式上交国家。为了促进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调节税的交税额,基数部分按核定的税率征收,增长利润部分按定比减半征收,一定3年不变。对技术改造任务大、企业留利水平又很低的少数企业,在核定留利比例时给予适当照顾。盈利的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一律按重庆市拟定的“新八级”超额累进税征收所得税,并征收一定比例的固定资金占用费。

在企业与职工关系上,关键是改革工资奖励制度,实现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实行以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贡献大小为转移的浮动工资和职务工资制。浮动工资制,包括: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营好坏挂钩,上下浮动;职工收入(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中的一部分随个人贡献大小,上下浮动;用企业留成中的奖励基金实行自费浮动升级。

第二,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

重庆市是我国常规兵器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全市固定资产原值,军工企业占17%;机床,军工企业占31%(其中大型机床占42%,精密机床占38%);工程技术人员,军工企业占23%。 探索军民结合的新路子,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重庆只有走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工业由于单纯生产军品而形成的长期任务不足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嘉陵机器厂、望江机器厂等军工厂,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轻纺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和开发能源的需要,与市的一些工厂实行联合和协作,在不断改进军品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既改变了企业吃不饱的状态,增加了盈利,又促进了地方企业的改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使许多地方小企业在与他们协作配套中找到出路。他们的作法为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提供了重要经验。

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所有军工企业,都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而有远见地确定民品生产的方向,上一些技术先进、对开发西南经济和发展全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品。二是民品生产任务由部和市共同协商,提出规划,纳入部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由部下达,原材料、资金等由部负责,能源和地方材料,由市组织供应。军工的富余能力和科技力量由市统一安排生产、协作和参加科技攻关、技术改造。三是按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组织民品生产。协作配套要以经济合理为原则,尽可能就地就近组织。经济联合体要“荣誉共享,利益均沾”。四是军工企业的铸锻、热处理、电镀、模具制造等工艺设施,计量、计算和测试手段,要实行开放,参加市组织的工艺协作,开展有偿的社会化服务。五是军工企业要积极承担地方企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等任务和国防科技向民用转移的任务。六是在重庆建立兵器工业部的派出机构——四川兵器工业管理局和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分支机构——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实行部和市双重领导,统一管理四川兵器和船舶企业的军工生产和民品生产。

第三,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

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不少企业设备的役龄都在5060年以上,少数达到8090年。张之洞买进的外国蒸汽机,当时仍作为轧钢的主要动力机使用。50年代以来建设的企业的设备,技术也已陈旧。不少工厂的厂房靠支撑维持生产,随时都有倒塌之虞。要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必须把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放在重要位置。

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突出的问题是筹集资金,主要采取以下几条措施:一是动员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机动财力和还款能力。二是从1983年起,企业折旧率提高0.5%1984年再提高1%。三是上交中央的30%的折旧基金,由市提出改造项目,上报中央有关部门,返还时给以照顾。四是适当增加银行贷款额度,在现有每年15000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7000万元。中短期设备贷款偿还期限,由当时的35年改为最长不超过7年,或从计划投产之日起最长不超过5年。同时实行差别利率,对重点改造项目和经济效益好、有发展前途的项目给以优惠。利改税后,贷款在税前归还,少数自有资金少而急需改造的企业,应给予照顾。五是经人民银行同意,企业的折旧基金和其它用于改造的资金,可通过银行信托方式,按行业调剂使用,在统一规划下对所属企业轮流进行改造。保证资金所有权不变,并按银行存款利率实行有偿使用。六是贷款改造项目由银行聘请专家进行论证,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还款期限长短,由银行决定并承担责任。七是积极引进国外的设备、技术,银行在外汇贷款上给以支持和优惠。

第四,改革外贸体制,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

重庆地处内陆,远离沿海达数千公里,要使重庆繁荣起来,并能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重庆港口和长江这条横贯我国东西的大动脉,直接开展进出口贸易,把西南三省的农副土特产品和工矿产品销出去,把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引进来,还可采取合资经营、补偿贸易等形式来利用外资。根据中央批示精神,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从1983年广州春季交易会起,重庆作为口岸,单独组织代表团参加广交会,直接开展对外贸易。二是在总的外贸体制还不能大改的前提下,重庆市被赋予相当于省的外贸权力,从1983年起外贸计划单列,市各外贸分公司直接与经贸部各总公司挂钩,原则上可以自营出口二、三类商品。三是对外运输,先与武汉外运公司实行联运和联营,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再自组船队,开辟重庆到港澳及其它地区的班轮。从19832月起,恢复重庆到上海和沿海各港的直达船队,并尽量从上海港等地承运到西南的外贸进口物资。四是健全海关、银行、商品检验、动植物和卫生检疫等配套机构,积极培训外贸业务人员,为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五是重庆港务局与长江航运管理局分离,实行独立经营,平等地为所有经营船舶运输的企业服务。领导体制以交通部为主,与重庆市实行双重领导。为适应重庆内外贸易的发展,提高重庆物资进出口能力,重庆港的技术改造和新港区的开辟工作也加紧进行。规划由重庆港务管理局负责,具体建设项目,按基建程序报交通部审批,纳入国家计划。

第五,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

商业流通体制按商业部提出的改革方案实行。四川省属商业、供销二级站下放重庆市与重庆市公司合并,同时打破固定行政供应区域、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的限制,实行跨地区、跨批发环节的经营和内部协商作价;除商业部规定的少数商品外,各级批发和零售企业都可向任何一个一级站、二级站和工厂直接进货。这样一个改革,对克服城乡分割、地区封锁、流通堵塞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广泛组织各种形式的工商联营、商商联营、农商联营,采取多种经济手段,调动商业部门推销重庆产品的积极性,为重庆的工业品开拓市场。

物资供应实行以重庆为主的供应体制。除市属企业事业单位(包括下放的企业事业)由市供应外,由中央各部实行物资直供的市属企业事业单位,从1984年起改由市统一组织供应;中央各部在渝企业事业单位所需物资,从1984年起,采取划转指标的办法,由市就近就地组织供应,专用物资仍由中央各部供应;市属县(区)及其以下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所需物资,仍由县(区)物资部门供应。供应方法,大宗物资逐步定点、定量直达供应;中转物资,在市内原则上分配指标到局,实物供应到厂,尽可能做到物资部门和企业两级设库;零星物资设网点就近就地供应。同时设立物资交易中心,进行市场调节。

 

 

 
1984年1月,重庆市在全国首创工业品贸易中心。
 
 

四、重庆的成效

 

1983年,重庆改革的第一年就取得明显成效,说明了改革的路子是对的。当年重庆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32.12亿元,比1982年增长10.6%,其中农业总产值32.8亿元,增长6.5%;工业总产值99.32亿元,增长12.1%。特别是经济效益有了提高,市属预算内工业实现利润增长26.93%,上交利润增长18.06%,都大于产值增长的幅度。财政收入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计划,增长10.1%

在重庆的改革试点中,通过改革的实践,取得的初步成效主要有:

第一,初步打破了大工业和大农业分割的态势。永川专区和重庆合并后,重庆的辖区成了912县,共21个区县;面积2.23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的4%;人口1380万,占四川的14%;农业产值占四川的13%;工业产值占四川的29.39%;财政收入占四川的34.5%。 这样大的农业和农村人口的比重在全国大城市中是没有的。为了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优势都发挥出来,重庆采取了市管县,以城市来带动农村的方式。市的各工业局采取产品扩散,技术支援,设备转让,加工订货等多种方式帮助区县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如铜梁氮肥厂技术改造缺乏资金,市化工局即拨款50万。又如荣昌肥皂厂由于技术、质量低,销售困难,年年亏损,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从多方面进行帮助,一年就提高了改厂的产量19倍,当年即扭亏为赢。又如过去的汽车是早上从城市开到农村,转一圈后又回到城市过夜,使农民卖了农副产品当天回不去,几万农民没有地方住,深感不便。现在改为头一天把班车开到农村过夜,第二天一早把农民接进城,农民卖了农副产品,当天晚上就可以回去。每天开出在农村过夜加班车达351辆之多。这样一来,1983年一年农副产品的上市量增加17%,成交额增加14.7%

第二,通过企业联合改组提高了生产效益。对企业的联合改组基本上是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经营结构上的联合,这种联合不改变参加各方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也不影响参加各方的自主权,完全靠经济联系,是靠提高经济效益而进行的联合。如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市内和友邻专县的14家工厂企业以及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联合经营,不仅使重庆钟表公司是三年的时间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而且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三个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人们说这是“一城联合、带出三城”。第二种是企业组织结构上的联合,把市属798个工业企业,按行业、按产品、按工艺组建成64个工业公司。一年的实践证明,这些公司经济效益的增长,高于全市的平均增长幅度。

第三,通过扩权让利搞活了企业。首先对企业进行利改税,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企业必须按时向国家纳税,严格了企业对国家的经济责任;二是企业要“跳起来摘果子”,提高了经济效益,才可以多留利;三是企业对自有资金有权自主使用。这样,对企业既搞活、又有严格要求,加上1983年在职工调资中有一半金额要由企业用自有资金支付,促使企业眼睛向内挖潜力,普遍开展了“反浪费、堵漏洞、增效益”的活动,从19834月份起就扭转了一季度全市经济效益下降的被动局面。对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搞活方法。如对建筑行业,采取实行按最终产品工程的栋号房屋进行承包,一年大变,其中20个亏损企业中有17个在当年即扭亏为赢。市中区对饮食服务行业也采取同样的承包方式,收到良好效果。市中区的商业部门如群林市场在采取利润留成和利改税后,也同样收到明显的效果。

第四,通过技术改造与专业协作降低了生产成本。体改第一年只是加强了技术革新和质量管理,就取得了成效。质量稳定率达94%,一年中提高了9个百分点。过去由于条块分割,不少企业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机器之声相闻,互相之间也有往来,就是不协作。在一个城市内不少企业重复布点,设备和劳动力重复闲置的问题相当严重。如全市的铸造、锻造、电镀和热处理厂点就有1500多个,大多数厂点的设备利用率只有50%左右,有的还不到1/3,浪费很大。大城市就地就近组织专业化协作,也是不花投资或少花投资就可以很快收到效益的。如重庆锅炉厂的铸造车间撤销后,由市里安排江北县二轻铸造厂定点给重庆锅炉厂协作供应铸件,使每吨铸件的成本由865元降为750元,降低了13.3%,仅此一项,重庆锅炉厂一年就可降低成本4.9万元。

第五,通过实行按劳分配提高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职工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平均主义的弊端由来已久,它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有的人说,这种制度是“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胡闹估倒得,不劳也要得”。在体制改革的第一年,重庆干了三件事,一是对职工的奖金分配,多数企业实行百分考核制,把劳动的数量、质量以及服务态度等分别打分,按分评奖。在企业不突破奖金总额的限度内,对个人的奖金分配把差距拉大。二是在调资时实行浮动升级,即职工第一次考核调升的一级工资不是最终升级,要连续三年考核合格才能把调升一级工资固定下来。这种浮动升级的办法,1983年先在重庆烟厂、重庆蓄电池厂、西南合成制药厂、市中区文化用品公司等单位进行了试点。职工普遍反映浮动升级的办法好,克服了过去存在的“调资以前挣表现,调资过后当懒汉”,调资以后出勤率反而下降的不正常现象,促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三是在上述四个企业和重庆特殊钢厂、红旗木箱厂等单位还实行浮动工资试点。即把职工20%的工资拿出来和奖金、加班工资、夜班津贴捆在一起浮动。

第六,初步走出了一条军民结合的新路子。军民结合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形式。一是军工和民用企业联合开发新产品。重庆嘉陵厂同市内外110个企业联合,利用现有的设备和能力,只花了不到1000万的投资,三年时间就形成了年产15万到20万辆嘉陵摩托车的生产能力。如果新建这样一个规模的厂,至少需花一个亿。那时嘉陵摩托加上建设厂的摩托,产量占全国的80%。二是为民用企业的技术改造服务。如望江机器厂为重庆茶厂制造红茶叶烘干机,提高了色香味的等级,使重庆沱茶一举获得国际金质大奖。三是利用军工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开发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影响的重点产品。如空气压缩机厂为石油部门研制出一种在海滩开采石油的特种车辆代替进口产品。

第七,改善了流通环节。按原来的体制,在重庆有14个商业二级站归省管,市里又有十几个市级专业公司,各搞各的,不仅经常为工商衔接扯皮,商商衔接也不好办。改革后,二级批发站全部下放市管,重庆采取了四条措施来搞活流通。一是实行站司合一,把批发经营的专业划细拉通,加强批发主渠道的流转,在中心城市的商品流通上搞大进大出。这些加强批发的改革措施,抓住了中心城市商品流通的大头,有力地促进了重庆工业产品的批发销售。二是发展多种形式的工商联营。重庆纺织批发站和重庆纺织局联营,重庆五金的商业公司与重庆五金工业公司,重庆交电公司与重庆电扇工业公司都实行产销联营,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三是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实行多渠道流通。改革第一年,重庆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门点占全市商业门点的70%

第八,初步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状况。有的改革不花投资也可以出效益。如过去航运体制条块分割得很厉害,把重庆港口码头,分成为五个摊子。长航一摊,省轮船公司一摊,市轮船公司一摊,长航重庆港一摊,交通局的码头管理站又是一摊。五个单位各守一摊,各自为政,经常发生一方面是船只压港,进不来,出不去,而另外的码头又空着没事干的现象。通过改革,打破条块分割状况,成立了重庆港口管理局进行统一管理。以前重庆港19年亏损1170万元,1983年初还计划亏损280万元。结果把管理体制一变,反而赢利102万元。长航也是亏损大户,年初计划亏损250万元,结果反而赢利822万元。又如出川的船只,过去只能在宜昌中转不能直航长江下游,从重庆到上海来回一个航程要39天,经过改革,拉伸直航上海,来回航程只要25天,全年多运出货物30多万吨,费用也减少了,确实是一改就灵。

第九,对外开放打开了新的局面。1983年重庆开始有权直接出口,当年出口2844万元,以后逐年大幅度增长,1987年达到2.23亿美元。重庆的产品,已经销往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也有改善,在1987年出口总值中,轻纺产品和重工产品分别占63%27.4%,农副产品只占9.6%。五年中,重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稳步扩大。重庆派出到国外从事工程承包、劳务出口的职工有数千人,来渝旅游或洽谈商务的海外人士逐年增加,1987年达到5.76万人,比1982年增加1.7倍。19841985两年,重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技术引进工作。全市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近200项,用汇2亿多美元。利用外资取得初步进展,到1987年底,全市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近百项,合同金额1.4亿美元,建立的“三资”企业已有100余家。 

第十,横向经济联合扩大了。在改革中,重庆敞开城市大门、行业大门和企业大门,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走出了一条以企业联合为主体的,城乡联合,区域联合,流域联合,一、三线联合以及对外经济技术协作交流发展的新路子。1985年底,重庆市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体已发展到267个,联合协作项目534项,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个企业。与此同时,重庆与川、黔、滇、桂四省区,与长江流域的沪、宁、汉三市的联合协作有了很大发展。这样,重庆同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经济联合的格局初步形成。

经过五年综合改革试点,重庆初步探索到了一条打破条块分割,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经济的新路子,使重庆经济进入了发展生机最旺盛的时期。

 

五、重庆的经验

 

重庆的改革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1984年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视察重庆时说:“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成功的,经济效益是好的”。1986年胡启立视察时说:“你们的改革热气腾腾,广大群众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大有希望”。李鹏在1984年、1987年两次视察时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果,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田纪云1987年也肯定“重庆形势是好的。这几年重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经验是成功的”。万里1987年年底视察重庆时说:“重庆总的变化很大,特别是这些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你们的改革设想都是按照十三大精神搞的。你们这些设想是具体的,很好的,我赞成”。

重庆在综合改革试点中,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大胆闯、大胆试。中央是着眼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西南经济,着眼于军民结合,着眼于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才决定在重庆搞综合改革试点的。经过试点,要探索和研究怎样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体制。在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要有知难而进的气魄。重庆搞城市改革就好比第一次吃螃蟹,是需要勇气的,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难以成事!在改革中,重庆广大干部在政治上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立志改革,坚持解放思想,不断破除因循守旧的老观念、老框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为全国其他城市的相关改革乃至整个国家的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如在搞活和开发西南经济方面,重庆提出了“西南一片”、“长江一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成立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和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冲破行政体制的束缚,开创了我国跨省区市区域合作的先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探索军民结合的新路子方面,重庆积极利用军品的闲置生产能力大力发展民品,开发出许多在全国都有重要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民品,如嘉陵摩托、建设摩托、长安微车、铁马重型汽车、金鹊电视机、五洲电冰箱等。在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方面,重庆推行市带县的新体制,提出了“城乡大联合,城乡共发展”的方针,规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工业、流通、交通、科技、金融等一系列体系,在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加快了区县经济的发展。

第二,必须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经济体制改革,矛盾很多,情况复杂,就更要注意实事求是。不管制定和推行哪一种改革方案,重庆都结合实际,不从本本出发。比如在搞活企业方面,对小型企业的征税办法,采用的是集体企业的老八级累进税制。但为鼓励众多小型企业“跳起来摘果子”,对超过基数的利润按比例递减征收所得税。也就是说,对小型企业搞“三多三少”的政策,即增收的多,对国家贡献多,企业留利也多,反之则少。实行这种办法,对企业所得的那一头是放开了一个小口子,单纯从百分比看,国家是要给企业让一点利,但是由于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企业增产增收了,国家所得的税金总额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增加得更快一些。又如搞浮动工资,是合乎理想的。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工资还是低水平,职工都有一个保基本生活的问题,把基本工资拿来浮动,造成工人人心浮动。同时,企业管理水平低,各种定额不健全,也很难搞浮动工资。后来,采取基本工资不动,把奖金拿出来浮动,既保持了稳定,又调动了积极性。

第三,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重庆是在非常有利的大好时机和大好形势下,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已经从理论上和路线、方针、政策上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这场改革在我们国家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可以说,这样的好时机、好形势,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同时,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和经济调整,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国民经济已经扭转了重大比例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在中央和省的领导下,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就可以做到有领导、有方向、有目标、有计划地进行,可以避免大的盲目性,可以避免出现大的波折。重庆对试点工作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大好形势的基础之上的。重庆紧紧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精神振奋,乘势而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20世纪90年代重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直辖以后的加快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在对外开放方面,19841985两年,重庆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重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工作,大大地改善了重庆工业原有物质技术基础,建成了一批具有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生产线、检测中心、样板车间,对重庆进一步开放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庆有一大批重大基础建设项目乘着改革试点的东风在国家立了项,如珞璜电厂和江北机场等。在商贸流通建设方面,1984年重庆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工业品贸易中心,实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的开放式批发,从根本上打破了按固定的行政区划、固定价格、固定对象调拨商品的老框框。

第四,必须明确定位,正确处理同上级领导机关和部门的关系。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是中央作出的决策,重庆的各项改革是在中央及中央有关部委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但当时重庆是四川省的省辖市,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与四川省的关系问题。重庆在改革试点中,始终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在四川省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争取省里各部门的支持和省内各专县的帮助。计划单列了,重庆仍然是四川省辖市,老老实实当好省辖市。计划单列,不是孤立,更不是独立,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重庆各级领导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尊重省的领导,尊重省的各个部门,搞好和周围地区的团结,杜绝老大思想。重庆不能自己孤立自己,如果没有省的领导和支持,没有周围专县的帮助和支持,孤零零一个重庆,还成什么中心呢?那就成了孤岛。如果不同省内一亿人口的市场结合起来,不同西南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市场结合起来,重庆就无经济中心可言。全市各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并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切实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

重庆党史网版权所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 邮编:400015 电话:023-63898542
渝ICP备11000637号-3 技术支持:华龙网

您是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