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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荣昌的抗“屠税”斗争

2018-01-23 18:01:00来源:重庆党史网

 

 

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陈朝权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行帮公会,统筹行帮有关事宜。

1929年上半年,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发生了一起全县性屠工反抗增加生猪屠宰税的罢工、罢市斗争。

那时,荣昌县的屠宰行业每宰1头猪要交屠宰税大洋5角,交自筹屠帮活动和办学经费2角,屠工们的负担已经是很重的了。但时任县公安局长尹炟为了搜刮更多民财,擅自规定每宰1头猪再增税2角。因此,既减少了屠工们的收入,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于是,激起了全体屠业人员和全县人民的愤怒。

尹炟原为作恶多端的市井无赖,1920年曾充任滇军在荣昌的警备队长,滇军败走,荣昌全数民枪拖到永川,继而被防军提走。1924年他又在仁义场周家寺私造枪支,将该寺焚毁,还借故敲诈梁某大洋900余元。在他担任荣昌公安局长期间,苛征茶馆、栈房、烟炉等捐费,其恶劣行径为县人所痛恨。

以进步青年谢用昭为骨干的荣昌屠帮大会,决定发动和团结全县屠业人员据理力争,反对增税;印刷吁请取消增加屠宰税的《快邮代电》公诸社会。但屠工们的正义要求遭到了当局的拒绝。

518日尹炟率领警丁多人,悍然逮捕了承印《快邮代电》荣华石印馆股东李荣登。19日又逮捕了反增税斗争骨干屠帮会首谢兴发、张泽江等2人,企图把屠工们愤怒之火压下去。

事件发生后,屠帮大会立即通知各乡镇派出代表赴县城开会筹商对策,到会代表200余人,群情激愤,决心抗争到底。到会代表集中住于屠工学校和西街的一家栈房里,组成劳工请愿团,大量印发《荣昌全县屠帮劳工请愿团宣言》。《宣言》称:“我业屠劳工,穷寒沏骨,不能担此重负,何能隐忍承受,故处此积威之下,不能不作伸张民权之运动”。

荣昌县屠工在反对增加屠宰税的罢工运动中,在向荣昌县政府提出反对增加屠宰税的同时,也向省屠工会呈文报告荣昌反对增加屠宰税的理由和要求。省屠工会主席马玉龙在《致县政府公函》中明确指出:荣昌县“每杀一支肥猪已按政府税法规定交了税收5角,会员又私人自筹了每支猪2角办了学校,就不能再另加2角了,实属增加了屠工和消费者的负担,是非法的。”省屠工会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荣昌屠工的反增税斗争。荣昌屠帮大会立即和公安局谈判,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取消非法增加屠宰税;二是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但谈判无果,屠工们的正义要求被尹炟一口拒绝。于是,屠帮大会决定,全县各场镇屠宰行业立即罢工罢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5月下旬,全县屠工罢工、罢市,各乡镇集中荣昌各代表200余人,每天上、下午上街游行示威,以屠工学校乐队为前导,高呼“反对公安局强迫增加屠宰税”“要求公安局立即释放无辜被押人员”等口号,沿街宣传,获得了全县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28日,由知名地方士绅张春台领衔的荣昌各界知名人士和屠工代表等150人具名印发《快邮代电》以示支持。《快邮代电》指出:“该尹炟未经委任以前,我邑以凋敝余生,犹能各安生理,自伊入局以来,骚扰百端,以公安为名,其妨害公安者,莫此为甚。公民等虽处积威之下,不忍忘切己之灾。是以大声疾呼,同抒公愤”。

全县屠工6天的罢工罢市,造成了严重后果:全县各饮食行业没有肉卖,影响营业;各机关团体、过往客商以及全县人民买不到肉;本县肥猪纷纷外流到毗邻的隆昌、内江、大足、永川各地,对全县屠宰承包商的收入带来较大影响。

屠工们的罢工、罢市,引起了荣昌地方当局的惶恐不安。待罢工、罢市到第6天时,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公安局违苛征肉税及各种杂捐,酿至两次罢市”,最终只得同意屠帮大会的全部条件,撤销增税规定,释放被押人员。人们为被释放的人员披上红绸、燃放鞭炮送回屠帮大会所在地屠工小学,沿街挤满了热烈欢呼的围观群众,屠工们也欢欣鼓舞,燃放大量鞭炮庆祝胜利。

不久,县公安局长尹炟被驱赶下台,抗“屠税”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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