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 安土重迁”“故土难离”的国家，人们非到万不得已时，是不愿意离开故土而远走他乡的。而首都所具备的“国家象征”作用及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统治与活动中心的特殊性，既使它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远非其他城市可以比拟，又要求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持续性，一旦建立，非特殊情况下不宜迁移、改变。

然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重大举措，在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背景下，不但激励了沦陷区、战区及大后方人民的抗日决心、信心与斗志，也起到了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党政军要员纷纷表明态度

国民政府自1927年在南京建立以来，逐渐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作为首都的南京，在全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长时期独霸一方、自己统治区域内的车轨也与全国不一样的“山西王” 阎锡山，在南京危急时的1937年11月30日，致电在南京工作的要员、山西人徐永昌，表明其对首都沦陷后的忧虑。阎锡山在电文中说：“山西人怕山西败，尚没有怕南京败厉害。盖山西败尚有南京，若南京败则全国败矣。” 阎锡山此种见解，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想法。

同样缘于此种认识，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上海后，也急不可待地向南京进攻，以占领中华民国的首都，逼迫国民政府屈服，早日达到其“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的企图。当时，日本军队信誓旦旦地向其最高统帅部及日本政府担保：“南京一丢，蒋介石就会屈服，中国事变就结束了。”

首都南京既面临不保，国民党最高当局依据古今中外在战争初期失利、迫不得已迁移首都以积蓄力量，最后达成胜利的诸多成功范例，按照其早已决定的国策，顺应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及广大人民的意愿，不失时宜地将首都远迁西南大后方的重庆，使之置于安全地带，以此抗击日本侵略者“积极西犯，图袭我首都，迫订城下之盟”的阴谋，同时表达了政府当局“贯彻持久抗战之主旨，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的决心。关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重要意义，除了国民政府在迁都宣言中已有明确揭示外，当时各党政军要员也多有论述。

1937年11月21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即称：

此次政府移驻，实为贯彻抗战精神起见，诚为宣言所云，一则防为城下之盟，一则更坚定抗战之决心，俾便从容为广大规模之筹计，使前方将士、后方民众咸知政府无苟安求和之意念，愈加奋励。

11月22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也说：

敌人逞其暴力，威胁我首都，认为我国即以此屈服。不知我最大之决心早经确立，此次国府移驻之举，初非放弃首都，实不过就长期抗战之阶段上，对于国民及友邦表示其更坚决之意志，予敌人以警觉而已。

11月24日，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后，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代表林森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也特别指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重大意义是“表示长期抗战，政府已下最大决心”。12月6日，吕超代表国民政府在重庆首次招待各报社、通讯社的代表时称：“国府移川，系不惜牺牲到底而求长期抗战之最后胜利的一种坚强表示。”

12月5日，国民党元老、中央委员、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抵达重庆后，在回答记者“我们为什么要迁都重庆”这一问题时称：

第一，局势到了今天，我们不能不长期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第二，我们要求取得最后的胜利，唯一的策略，就是一个“拖”字，多拖一天，多损失敌人一份力量，只要我们团结赴难，拖到一年或二年，胜利就不成问题了。

与邹鲁一同抵达重庆的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也对记者发表谈话称：

国府移渝的主要目的，在使政府立于长期不败地位。国人既不受威胁，就永远不妥协屈服。

正因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举是为了不作城下之盟，是为了长期抗战，是为了最终的挽救危亡，收复失地，获取胜利，所以它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前方将士的热烈拥护与坚决支持。自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布迁都重庆的宣言后，全国各地各界有关拥护国民政府迁都、誓为后盾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往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国府主席林森。

大后方翘首表达欢迎之情

1937年11月20日，就在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办公宣言的同一天，刘湘以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身份，首先发布拥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函电，内称：

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

11月21日，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率全体师生员工致电尚在西迁途中的林森称：“顷读政府宣言，敬悉钧座移节重庆，坚抗战之决心，振全国之民气，士林兴奋，学子腾欢，永矢忠贞，同济难危。”

位于重庆大溪沟的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除遵令迅速拆迁，将自己的校址及部分设备移作国民政府在渝办公之用外，也于11月23日致电林森，称国民政府迁都之举是“昭告世界以持久抗战之决心，提励国人愈励长期之奋斗，众志成城，无坚不摧，胜利在终，可为预卜”。

11月24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致电林森称：“节麾莅渝，统筹全局，坚决长期抗战，胜算终属我操。”同时代表全市民众，对国民政府迁都之举“肃电欢迎”。

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小学的全体同学，也于11月27日致电林森，述说其得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思想转变的经过，并表达其作为“国家后备兵，前线将士继起者”的愿望。电文内容如下：

我们起初听见国民政府要迁移重庆的消息，心中不胜愤慨。及经我们的先生把国府宣言解释以后，全体小朋友甚为庆幸。因为我们知道，国府的迁移，不是屈服于暴日，是抗战到底的表示，才离别首都，忍痛迁到复兴民族根据地的四川省的重庆。这样，我国府可免受敌人的威胁，作无谓的牺牲，也可巩固抗战的基础。主席驻节渝市，将来的四川，不难在主席领导之下建设起来，同时中华民国也有复兴的希望。现在战争全面展开，虽然我武器不利，失却很多地方。但是只要不屈服，全国上下个个秉着爱国、忠诚决心，与敌人作殊死战，何愁敌寇不退。我们是国家的后备兵，是前线将士的继起者，日日在操场上作抗战的练习，在课室内研究杀敌的方法，将来决定在主席领导之下，为国效力，使我们的旗帜，仍飘扬于白山黑水间，这是我们的愿望。末了，谨向主席致敬并祝健康！

全国舆论界频频发声

全国舆论界也以其在宣传动员方面的独特功用，频频刊发文章，发表评论，高度评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作用和意义。

作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之一的《大公报），于1937年11月21 日在其头版头条发表了该报主笔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恭读国府宣言》，称：“此一纸宣言，足以抵百万生力军。因为自失太原、退淞沪，接着敌军一面攻济南，一面攻苏、嘉，一部分人心上，不免有忧郁之暗影。而这个宣言发表后，顿时把这忧郁一扫而空，全国士气之振奋，人心之感激，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文中认为，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之宣言，重申了国民政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用事实表明了国民政府“持久战斗， 到底不屈”的意志，而“政府移驻上游，便利甚多。我们恭读宣言全文及国府移驻办法，惟有感激致佩，认为非常适当”。社评最后号召“全国公务员及军民各界，一致服膺昨天宣言的精神，共同奋斗！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 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 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复兴之开篇！”

另一当时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刊物《国闻周报》也撰文称誉说：“这是我们的路，纵使历尽千艰万难，也必如此走向前去。”

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解放》杂志也发表时评，对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举表示肯定和欣慰，内称：

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并发表宣言。我们读了这个宣言，觉得在沉痛中也还有些欣幸！

我们之所以欣幸，是南京政府并不因迁都而变动她的坚持抗战的方针！诚如宣言中所说： “……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后，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 已无屈服之余地！”又诚如宣言中所说：“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战则生，和则亡。处在现在的严重局面下，丝毫无妥协屈辱之余地。中国毫无造成偏安局面的堪察加的可能。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到内地，无处不陷在暴日侵略的烈火里。只有以坚决的、大无畏的抗战，来争取民族的解放；只有动员起全国的民众，来保卫我们的国土。此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南京政府在迁都的宣言里是认清了这一点，她的迁都不是为了退让或屈辱，而是为了统筹长期的抗战！继续持久的战斗。政府既有此决心，全国人民当然不会因政府之迁都而引起怀疑，更不会对抗战有丝毫动摇！全国民众都在欣幸着南京政府这个诺言，而且愿意以一切力量协助着实现这个不屈不挠的诺言。

而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宣言传到前方后，作战将士受到极大鼓舞。“佥认为此项宣言，不啻对当前抗战局势作一重大说明。政府早有坚强之决策，士卒益增其必死之决心，大势无论如何，复兴民族之神圣使命，终可达到。……战壕哨兵聆之，有击枪跃马而出者，铜锄铁锹亦将使敌寒胆，其兴奋热烈之忱，溢于每一字里行间”。

凡此种种，均足以表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对支撑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与胜利信心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