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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高级将领周吉可烈士传略

2017-11-15 10:54:12来源:重庆党史网

 

合川区史志办

 

周吉可,原名周先哲,学名周祯,别名周际可。1906年出生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亭子村二社董家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参与领导开辟了蕲(春)黄(梅)广(济)革命根据地斗争,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和第二至四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各次反“围攻”斗争。19353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同年秋不幸牺牲于川西,年仅29岁。为了党和革命事业,周吉可离别妻儿,改换名字,隐匿行踪,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传奇人生。

 

中学时期 接受革命启迪

 

周吉可幼年丧父,家道中落,自幼就读私塾,熟读经史,博习古文,后入合川翘秀小学完成高小学业。

1923年春考入铜梁县立初中八班读新学,1924年秋转回家乡合川县立初中十八班继续学习。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周祯带头参加合川旅京学生唐木森等返乡组织的革命进步组织“读书会”,积极发展“读书会”成员,自订《新青年》《辰报副报》《学生杂志》等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向同学介绍列宁生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苏俄劳农政府”等。

周祯在合川县立初中组织进步青年组成宣传队,带领宣传队到太和、木莲的家乡地域进行宣传演出,对家乡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为主题的政治宣传活动,为合川初期的革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同时,他也在革命思潮的启迪和斗争实践中逐步成长。

 

立志革命 坚持地下斗争

 

1926年夏,周祯从合川初中毕业,升入成都志诚法政专门学校,积极追求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革命形势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时刻,周祯于1927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工作。

1928年夏,他受党组织的安排,告别老母、妻子和尚在婴幼时期的两个女儿,以到上海上大学读书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使用周际可的别名。

周际可先进入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大陆大学”。到校不久,即发起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曲线社”,出版《曲线》刊物。在共产党员郑绍文(又名郑野萍)、李超前(合川人,“群治”大学学生)的参加下,该社在沪西的“大陆”“群治”“大夏”等大学发展大批社员,成为沪西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最大赤色群众团体,是上海“五卅”四周年纪念示威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29年春,“大陆大学”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周际可转入革命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在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国济难会”及1929年下半年成立的中共领导的、处于国统区地下活动状态的“中国革命经济会”中积极活动。同时,与负责领导上海“反帝大同盟”的郑绍文紧密合作,经常联合“反帝大同盟”“自由运动大同盟”“赤色工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在闸北、虹口、江湾等地组织工人、学生高举民主革命大旗,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和游行示威活动。

在上海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周际可先后奔走于沪西和沪东北一带,利用“中国济难会”的合法地位,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赈济被难者亲属,发展地下党员,培训“互济会”干部,支持“互济会”机关报《海光报》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周际可介绍同学周宝琪(周文雅)参加互济会,让其担任《互济报》的通讯员;后又安排周宝琪去互济总会秘密班学习。当陈正道(陈彝荪)在反帝游行中被英国巡捕抓去时,周际可通过“济难会”,请律师为其辩护而救了出来。之后与王弼(时为济难会和互济会的领导人之一)一道,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介绍陈正道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际可接受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在上海四马路振华旅馆,秘密招收红军宣传员31名,由党组织送往苏区。

周际可还在革命者中进行“苏区和红军不断扩大,国民党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等宣传,鼓舞革命者的斗志。

周际可生活简朴,性格内向,冷静理智,对人对事要求严格;他不吃烟喝酒、不下棋聊天,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读书。一有空就聚精会神地阅读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革命修养和理论水平,他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在潘梓年的直接领导下,周际可成长为上海“互济会”的主要骨干和上海沪西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之一。

1930315日,周际可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写道:“我有我的伟大的事业”“决于日内同友人赴北京,再转道满洲,俟机途经日本到欧洲,再为深造……”“请你们原谅,我以后是很少与家庭写信的,现在总是不能回家,有信无信都请不必对我挂念”。

周际可所写此信中的“出国深造”,只是一个托词,借以安慰亲人而已。

 

受党中央派遣 领导开辟蕲黄广根据地

 

随着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出现革命形式不断高涨的大好时机,1930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根据中央“猛烈地扩大红军”的决议,中央抽调一批干部以扩大红军和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周际可改名周吉可,受党中央派遣,同周桓、谭正文、肖振钢、黄克诚、杨光池等红军干部,随参加会议的鄂东红军代表滕代远、何长工等人,离开上海,于6月初到达湖北阳新,与鄂东特委领导去大冶刘仁八的红五军军部,研究相关组建红军的工作。 当时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与红五军共同组成红三军团。

为保卫和扩大苏维埃区域,巩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按鄂东特委与红三军团联席会的决定,周吉可与红八军干部郭子明、李奚石、刘振山一起,协助红八军留守处司令陈奇、政委柯乃康(柯庆施)的工作,将驻阳新的鄂东游击队、广济游击队大队和赣西北、阳新、大冶地区部分革命武装,集结在阳新,分别在李清村、龙港合编与整训为红八军第四、五纵队。

同年8月,为统一指挥和领导红八军第四、五纵队,周吉可和陈奇、柯乃康、黄刚、陈西、李奚石、杨振林组成了红八军四、五纵队行动委员会,由陈奇任书记。率部北渡长江,执行“截断长江”、发动江北起义任务,领导开辟蕲(春)黄(梅)广(济)革命根据地。

8月中旬,红八军四、五纵队行动委员会接到鄂东特委转达的中共中央关于以四、五纵队为基础组建为红十五军,等待军首长到来的指示。柯乃康返回红八军任军政治部主任离开鄂东南,周吉可成为“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部队在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扩大了蕲黄广根据地,为红十五军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周吉可经过在蕲黄广革命根据地的实际锻炼,成为红十五军初创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鄂北枣阳地区已成立了红九军的情况下,为避免红九军番号在红军部队编制中的重复,奉中共中央命令,红八军第四、五纵队,与阳新沿江游击队、红军独立一师第五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全军2000余人。中央军委任命长江局军事部长蔡申熙任军长,有井冈山斗争经验的陈奇任政委,原拟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的周吉可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19301016日,在黄梅县考田镇吴祥村举行了红十五军正式成立大会。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周吉可安排通讯员胡特缝制的红十五军军旗。军政治部主任周吉可主持成立大会,庄严宣告:“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红十五军军领导以井冈山的建军思想和周吉可从中央军委带来的古田会议精神,结合新成立的红十五军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行之有效与形式多样相结合的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军风军纪,使红十五军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鄂东特委的领导下,以蕲春、黄梅、广济为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攻占20余座城镇,同时发动群众踊跃参军参战,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

 

转战鄂豫皖 参加反“围剿”作战和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五军于193010月下旬,离开蕲黄广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历经艰难奋战,转移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黄麻地区。在未能与红一军会合的严峻危急局势下,红十五军在鄂豫皖特委的领导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在此期间,周吉可与蔡申熙、陈奇紧密合作,将红十五军锤炼成了“一支英勇善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部队。……堪称攻必克、守必固、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建立和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1月,按中共中央指示,红十五军与皖西转移来的红一军在河南商城长竹园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两个主力师,全军共12500余人。蔡申熙任第十师师长,陈奇任第十师政委,周吉可任第十师政治部主任。

当年4月,周吉可协助接任师长刘英,带领第十师部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5月,周吉可改任第十师宣传科(部)长。8月,周吉可随第十师部队,参加了恢复蕲黄广根据地的斗争。通过政治宣传工作,为红十师筹集了大批军需物资,当地很多青年参加了红军。

1931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周吉可被派去皖西六安县麻埠,协助红二十五军进行组建工作,因而有人误认为他是红二十五军的干部;又因他与曾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二十五军军长的贵州籍红军将领邝继勋关系密切,因而人们又误认为他们是贵州同乡。

1931117日,红四军与刚在皖西新组成的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组建了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约3万人。周吉可随第十师部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2年,周吉可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除负责政治部机关内的日常工作外,经常到基层部队的政治部指导工作。

周吉可身为红军的军政干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除了着重部队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外,但凡军纪检查、清理战场、处理缴获、遣送俘虏、总结战斗以及组织兵源、扩大武装、开展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无不承揽于一身。他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

为解决部队给养,他曾带领队伍夜行七八十里外的敌占区打点粮草;还组织战士磨粉做菜团,作为行军作战时的干粮。

在对敌作战中,他常亲临前沿指挥部,或亲自参加作战,或开展以喊话方式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或指挥转送伤员。

战斗结束后,周吉可组织力量没收反动派的粮食、布匹、盐、药品等战略物资以作军需物资,或赈济民众;将清理缴获的敌军武器装备,配给红军部队或地方武装部队;还具体负责做俘虏的教育工作。在麻城战役中,红军曾缴获敌军四门大炮,但缺准心无法使用,经他教育后,俘虏从水井中找回准心,使死炮变成活炮,对创立红四军的炮兵部队创造了条件。在双桥镇战役全歼敌34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后,他受红四军领导安排,具体做岳维峻的教育工作,岳以不杀自己为要求,为红军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为红四军全军解决了被服问题。

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人,总面积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逾350万。

193210月,由于张国焘战略上的错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吴焕先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当时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未设副主任的情况下,由周吉可实际主持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京汉线,被迫西行转移。

 

克服伤病 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在向西转移中,周吉可虽然在阻击战中左手受重伤,但他经常将自己的座骑让给伤员乘用,自己与战士一道步行。对一些不能随部队前进的重伤病员,发给药物、粮食和银元,派人逐个安置在当地可靠农户家中休养,鼓励这些伤病员养好伤病后回到部队里继续战斗。

1932年底,历时2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的红四方面军,从陕南翻越大巴山,进据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开始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周吉可参加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9332月,周吉可调任第十师宣传部长。回到第十师后,参加了反对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斗争。

6月,被降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的邝继勋,借机去第十师师部驻地的政治部,看望周吉可。邝继勋离开周吉可住处,当晚被张国焘派人杀害后,周吉可心情异常沉痛,深为惋惜。他把“扩大红军”的政治工作作为宣传部的重要工作,为当年7月将第十师扩编为新的第四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7月底,周吉可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没有明确职务,主要负责编辑红四方面军机关报《红色战士报》(后改名《红军报》)和《红色战士丛书》《红色战士必读》《干部必读》等书册的工作。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周吉可虽伤病缠身,不能直接在前方参与对敌作战,但他仍尽心尽力,忠于职守,经常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战斗情况的资料,及时见诸报端,以笔为武器,为前线指战员提供精神食粮,激励红军战士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310月至19349月,周吉可参加了反对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六路围攻”的斗争,除编辑《红军报》(后改名为《战场日报》)、捷报外,他还深入群众,帮助基层政权做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开展支前工作,对踊跃参军参战的新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193410月,周吉可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直接领导下,到各军、师政治部进行工作调研,为红四方面军政工工作会议的召开作出了贡献。会议召开后,周吉可受傅钟的安排,到各军、师政治部进行工作指导。

19352月,陕南战役开始,周吉可亲自将红军伤员胡特等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安慰伤员安心养伤,伤愈后再回部队工作。

 

坚定信仰 长征途中牺牲

 

周吉可对党忠心耿耿,革命意志坚定,坚信党的正确领导。他拥护曾中生、邝继勋、陈奇等领导执行正确的建军思想,协助部队首长运筹战事,将红十五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建成为铁军,在红四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史册里,留下了周吉可的历史记载。

张国焘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推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将曾与其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许继慎、陈奇、邝继勋等英勇善战的红军高级将领先后杀害,并变动周吉可的职务与工作。但周吉可从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坚定革命信仰。在革命工作中,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性,不趋炎附势;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谈审慎,善于团结同志。

19353月,周吉可随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后开始长征。

6月,周吉可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参加了与中央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的相关活动。

8月下旬,周吉可随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毛儿盖出发,第一次穿越草地。当年秋不幸牺牲于川西,年仅29岁。

 

革命业绩 历史没有忘记

 

周吉可29岁短暂的一生,闪耀着青春的光华,他驰骋在革命的战场上,将热血和生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艰难困苦的鄂东南、皖西山区创建红军部队,开辟革命根据地,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执着追求,为所在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和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个人职务的多次变动时,识大体、顾大局、讲党性,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无怨无悔。他工作时的无私无畏、废寝忘食、少说多干和关心战友、团结同志,得到了战友们的钦佩;真正做到了对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履行了他在诀别家书中所呈述的对党、对人民许下的诺言,为实现“我的伟大事业”即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历史没有忘记周吉可,他的英名早已载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19637月编印的《烈士资料汇集》。19869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编印的《红军长征在四川》、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写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烈士英名录》,皆有周吉可烈士简历的记载。

19873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史略》, 1992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军史》,记载有周吉可创建红十五军的业绩。

《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红军人物志》《中国红军人物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等红军军史类史书里,均有周吉可在红军创建与发展时期任职和在红军中主要经历的记述。

特别是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1987年在红十五军诞生地——黄梅县吴祥村修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成立纪念碑”,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了碑名,李先念、何长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碑题词。碑文上镌刻有“军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的文字记载。在红十五军组建地(湖北阳新大王镇李清村)、红十五军正式成立地(湖北黄梅县考田镇吴祥村)的陈列室里,有“红十五军主要领导人”周吉可的相片和生平简介。在四川省巴中市城南“将帅碑林”里的“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碑墙上镌刻有“周吉可(一九〇六—一九三五)重庆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文字。

周吉可的女儿周美瞻利用父亲的诀别家书和寄回家的唯一照片,在重庆市、上海市、中央军委等党史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友人的帮助下,经历多年千辛万苦的查找,寻访到曾与周吉可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战斗过的老同志——陈彝荪(民盟重庆市委顾问),郑绍文(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周宝琪(江西省委党校离休干部)和在鄂豫皖、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红军中的老战友、老红军——王宏坤(前红四军军长、解放军上将、海军第二政委),陈康(前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中将),梅盛伟(前交通部顾问、解放军少将),汪小川(前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特(周吉可当年的通讯员,西路军失散红军),不仅让他们从照片上确认了周吉可即周际可的事实,也让他们回忆起了周吉可的革命经历,并向有关党组织提供了周吉可革命生涯的珍贵资料。

经周美瞻所在单位重庆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党组织调查与沙坪坝区民政局的核实,沙坪坝区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逐级呈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在198859日追认周吉可为革命烈士;民政部于1988520日批准其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由周美瞻执证保存。同年730日,《重庆日报》第一版首次报道了此消息。

周吉可被追认、批准为革命烈士后,重庆市及合川史志部门曾数次在所编印的刊物上对其革命事迹作过刊载;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出版发行的相关书籍,数次将周吉可烈士的革命事迹公开向世人展现;重庆市老干部局主办的《老同志生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红岩春秋》等刊物,《重庆日报》、重庆电视台、《合川日报》等新闻媒体,分别多次报道了重庆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周吉可烈士的革命事迹。

2009年,周吉可被当选为“历代合川名人”。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周吉可故居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条件,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被纳入了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20126月,周吉可故居由合川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类别文物保护点。

2013年,周吉可故居被重庆市文物局纳入《重庆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予以保护。

2015年冬,合川区文物管理部门对退还给周吉可烈士遗属的老宅进行了修缮,为周吉可魂归故里创造了条件。

20173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合川区人民政府对周吉可故居实行挂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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