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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为机要人员“把门放哨”

2017-10-26 14:15:05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程浩口述 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记录整理

 

程浩,原名陈慧连,曾用名邵祥云。192391日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今万源市)草坝镇柳黄坡。1933年参加红军,19353月参加长征。1940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在重庆、南京谈判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机要组组长。194611月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5312月起,先后任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干部处副处长。19695月下放劳动。197012月起,先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03月任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39月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19879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199912月离休。程浩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612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问:您于19353月参加长征,途中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事情? 答: 我祖籍是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得胜山乡,因家境贫穷,全家逃难到万源县草坝镇柳黄坡,我就在那里出生。从我记事起,身边的亲人只有祖父陈福才,我祖母、父母都已去世。5岁时,我和祖父给地主当长工度日,我是放牛娃。1933年初,红军来到四川,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为我们分了地主的田和房子,我参加了苏维埃政府的童子军。3月,得知国民党还乡团要反攻倒算,祖父将10岁的我送到万源县魏家坪,让我参加红军。红军长征离开四川,地主从外地回来,将我祖父害死,我成了孤儿。我入伍时在红四方面军红28团,集训后分配到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泥溪场竹林坎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看护员。参加过反四川军阀“三路围攻”的空山坝战役、反“六路围攻”的万源保卫战、反蒋介石的“川陕会剿”战役。由于我在万源保卫战中表现得很勇敢,总政治部共青团委书记吴瑞林知道后,主动找到我,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他拿出一张纸,介绍我加入共青团。我不识字,还是他教我填写申请表,入团时间是19349月。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四川巴中人。 19353月,我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两次抢渡泸定桥,七次翻越大雪山,两次过草地,强渡天险腊子口。我曾在过丹巴铁索桥时遇到危险,差点丧命。这座铁索桥在大山峡谷中,由少数民族兄弟在河两岸的悬崖绝壁上,将粗大的铁链固定在巨石或铁桩上,平铺数条大铁链,再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成的。索桥因为是铁链,过桥时极易颤动摇晃,桥下波涛汹涌,过桥的人很容易头昏目眩。由于铁索桥位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的咽喉要地,国民党妄图将红军困死在这里,已砍断部分铁链,抽掉所有木板,取走扶手铁链。这时的铁索桥更加危险,桥长,弹力大,稍有动静,晃荡得更厉害。部队过桥时,规定战士之间的距离要拉开几米远,要轻走,慢走,减少震荡。即使如此,仍时不时发生战士掉下河的情形。我清楚地记得,过桥时,我闭着眼,匍匐着紧紧地抓住铁索向前进。快到桥中心时,突然,桥身剧烈摇晃,我顿时失去平衡,脑子一片空白。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小鬼赶快抓住!”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高高抛起,眼看就要掉下桥去。说时迟那时快,后面一个老战士,瞬间将我连人带衣服紧紧揪住,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提了上来,扛在肩上,就这样通过了铁索桥,捡回了一条命。 193511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随右纵队返回丹巴地区。丹巴是藏区,红军与藏民交流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红四军总政治部决定组建学兵连,从各部队抽调12岁至16岁的娃娃兵(年龄小,学习语言比较快)学习藏语,当通司(翻译),配合部队工作。

学兵连有140余人,因来自各部队,一眼望去,穿啥服装的都有。有的穿红一方面军的灰色军服,有的穿红四方面军的深蓝色军服,有的穿套头的“列宁装”,有的穿开襟的“中山装”,还有的穿藏族服装、彝族服装和川北巴人的黑粗布衫。学兵的帽子也不尽相同,有的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就说八角帽吧,也有区别。红四方面军的军帽,是帽沿比较宽大的“大脑袋”,红一方面军的军帽是帽沿窄小的“小脑袋”。虽然大家的军装、军帽颜色款式不太一样,但衣领都佩着两块红布领章,帽子缀着红布五角星。学兵来自不同岗位,有卫生员、勤务兵、通信员、宣传队员。大家被编成3个排,每个排几十个人。学兵连的武器以大刀为主,战士每人一把。排连干部除了配大刀,只比战士多一颗手榴弹。学兵连连长叫焦玉山,20岁,是鄂豫皖的老红军,个子不高,但是非常能打仗。我12岁,是学兵连最小的兵,政治部团委书记吴瑞林指定我当排长,负责管理几十名红小鬼。 1936年,红四方面军北上,翻越高达4000多米的红原县雅克夏雪山。8月,过松潘大草地,走了31天,没粮食了,就吃草根、树皮、腰带。飞越天堑腊子口桥时,学兵连是在主力部队战斗打响以后,从腊子口的下游徒涉过河。到了1023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省打拉池古镇会师。

问:您是怎样走上机要岗位的? 答: 会师后,学兵连解散,我被编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19371月,中央人民剧社甘肃分社需要文工团员,我会吹口琴,就把我调去了。那时,剧社驻扎在环县曲子镇,我们给群众表演环县道情皮影。19383月,我的手不慎受伤,不能演出,被调到陕北公学,给校长成仿吾当勤务兵。成仿吾见我只有14岁,正是学文化的年龄,又送我到延安鲁小、保小上学。 1940年,党中央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需要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7月,我被选送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2月,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19427月毕业后,我被派往延安中央机要科译电组当译电员,负责联络各抗日根据地机要电台。中央挑选机要人员很严格,一是政治上坚定、可靠;二是具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三是保密纪律观念强,不怕牺牲,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我时刻牢记组织要求,遵守纪律,严守机密,苦练技能,很快成为业务骨干。先后任译电组组长、股长。 1946112号,经机要处处长李质忠(福建上杭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机要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中央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八大代表,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整理者注)同意,我与译电员穆文华(丁宁)结婚。婚后,组织上安排我俩到中共代表团,随周副主席去重庆,我负责机要工作,穆文华负责中央电台的译电。临行前,我改名程浩,穆文华改名丁宁。

问:请您回忆一下1946年飞机秦岭遇险的经过。答: 1946127日,周副主席(周恩来)同陆定一从重庆飞回延安,参加党中央书记处会议。29日,我和妻子随周副主席一行乘美国军用小飞机到重庆。同机的有陆定一、江青、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周副主席秘书李金德等18人。因天气恶劣,当晚降落西安。 第二天早上,我们很快动身,希望早点到重庆,周副主席必须出席31日的旧政协闭幕会。当飞机飞到秦岭上空时,遇到强冷空气,飞机一侧的螺旋桨被冻住,无法转动,导致飞行不平稳,上下颠簸得很厉害,机上很多人开始呕吐。一会儿,飞机开始下降,机长下令将携带的行李全部抛掉,以减轻飞机的重量。我们扔掉枣园出产的梨以及书、枪等物品。飞机继续下降,我们又扔下两箱法币、被子,连江青的行李箱也扔了,但情况依然没有好转。这时机长让大家背上降落伞,准备跳伞。周副主席镇静地命令大家立即行动,又特别叮嘱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把你携带的文件箱保护好。”我背好伞包后,找机长要来一根绳子,把文件箱紧紧地绑在自己身上。突然,传来小扬眉的哭声,原来大家光顾紧张,谁也没注意到小扬眉没有降落伞,于是争着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她。周副主席走到她跟前安慰道:“孩子,不要哭,要勇敢!”说着解下自己的伞包准备给小扬眉背上。李金德对小扬眉说:“来,咱俩用一个伞包,你这么小,伞包太沉你打不开。”他随即把小扬眉搂到怀里,小扬眉安静下来。 周副主席这才重新背上伞包,回到座位上。在飞机坠落的最后时刻,故障排除了。 周副主席命令飞机返回西安。吃午饭时,他关切地一个一个地询问,大家身体怎么样,吐了没有,并告诉大家在飞机上应该怎么做。下午飞机再次起飞,到达重庆时,已是晚上9点。我们一行直接去了中山三路263号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驻地有4栋二层楼的房子,周副主席住在第二栋,机要科紧挨着,住在第三栋。代表团机要科共有30多人,根据工作需要分为3个小组,一组负责翻译延安党中央的电报,组长是周昌;二组翻译前敌总指挥部和新四军第5师的电报,组长是郝豫民;三组翻译各战区秘密电台的电报,我是组长。 当时各战区的形势瞬息万变,代表团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各战区的情况,以便与国民党政府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组的同志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战区发来的电报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必须及时送到周副主席手中。周副主席还指示我,每次送电报,要汇报各个战区综合情况,注意全局变化。另外,周副主席的机要秘书不在时,则由我兼任。他特别交待我负责他的文件包,我必须紧跟他,不得离开他的视线。当时的重庆,政治局面非常紧张,国民党特务层层监视,给代表团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他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是担心特务秘密把我抓走,给党带来损失。

问:您还记得在重庆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吗? 答: 194622日,那一天,所有中共在渝公开机构的人员都回到红岩村办事处过春节。尽管身处国统区白色恐怖之中,周副主席、董老(董必武)依旧带着大家欢欢喜喜过春节。上午,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跟随周副主席与董老,一路说说笑笑,来到红岩村的黄葛树下,童小鹏为大家照相留念。随后,大家回到办事处,围坐在一起,按照北方的风俗,动手包饺子,做年饭。大家互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写满祝福的吉祥话语。晚上,大家又围坐在大礼堂,周副主席招呼我说:“你是延安草鞋舞会小乐队的,你组织伴奏唱歌。” 我和几个年轻人又拉琴又唱歌,满堂欢声笑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即兴跳起舞来,欢乐的气氛,让大家忘却了外面的敌人正虎视眈眈地架着机关枪监视红岩村。大家开玩笑说:“这回咱们可以放心地过年了,国民党正规军给咱们站岗呢。” 身处恶劣环境,但办事处的同志只要跟周副主席在一起,跟党在一起,大家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

问:您对国民党发动的反苏反共事件还有印象吗? 答: 19462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右翼势力指使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22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民主报》营业部,扬言要冲击办事处和代表团。形势骤然紧张,周副主席要求我们分散,不要集中在代表团,驻地留少量同志看家,其余都分散出去。我和丁宁朝着化龙桥方向走,到化龙桥附近时,见一个茶馆比较热闹,就在茶馆呆了一天。当天晚上,我与钱之光乘大卡车,把代表团的秘密文件、金条运到“山上”(红岩村)。但汽车只能开到红岩嘴,到办事处需步行上山,并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当距离特务机关10多米时,我们很紧张,担心特务搜查。但这次运气不错,没有遇到麻烦。到了办事处,我们把带回的东西藏到山坡上的一间茅草屋里。事前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宁愿牺牲,也要保持革命气节。

问:“四八”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很悲恸,请谈谈当时的情景。 答: 194648日,送走叶挺、王若飞等同志后,周副主席回到上清寺的办公室。他扫了一眼走廊,叹息说:“唉,一下子冷清了!”他吩咐电台的同志:“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通知我。” 这天,他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等延安的电报。他似乎想定下心来看文件,然而,看了不过3页,就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绕着办公桌踱来踱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问:“延安来电了吗?”我摇摇头说:“没有,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他又重新坐下,刚要看文件,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的眼里同样流露出不安的神色。看到她,周副主席瞬间恢复了平日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呢,也快了,你不要走,我们一起等电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我再次走进周副主席的办公室,他和李佩芝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响,脸色阴沉。 终于,飞机失事的电报来了,周副主席拿到电报后,手在抖,嘴角在抽动。他怔怔地望着电报,稍后,眼泪就出来了,他哽咽地唤着“若飞……叶挺……将军……邓发……”,语气里充满不舍和悔恨。我们也很悲痛,垂着头,默默地流泪。许久,周副主席红着眼睛,抽泣着埋怨我们说:“我没想到……你们为啥也不提个醒啊,那怕分乘两架飞机,也可以减少损失啊……” 我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哭得这么伤心,我不敢说话,默默地陪着他。至今,我都还记得他那悲恸的神情。

问:国民政府东迁后,中共代表团也去了南京、上海,您当时的具体工作是什么?答: 194653日,我随周恩来副主席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到了南京梅园新村,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南京代表团驻地在梅园新村30号和17号,这是两个前门斜对着的院落,各有一幢小楼。电台、新闻、外事、妇女、群众工作等机构在17号,周副主席和机要科住在30号。30号这所房子,原是一个日本医生的,从外边看是一座尖屋顶的平房,实际上是两层楼房,第二层是小阁楼。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卧室和办公室在楼下,楼上3间小阁楼住着机要科的10余人,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 周副主席亲切地对我们说:“机要工作是党的上呈下达的命脉,为了你们工作安全,叫你们住在楼上边,我住在下边,给你们把门、放哨,为了党的事业,你们就放心工作吧!” 为了防范国民党特务的侦察,我们白天工作时,要关窗户,还要拉上黑红两色的双层窗帘。这一时期,“火炉”南京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夏天,南京天气又闷又热,译电室在阁楼上,空间狭小,厚厚的窗帘密不透风,没有电风扇,译电室像个大蒸笼。我们轮班挤在小阁楼里翻译电报,汗如雨下。由于战事频仍,须24小时与延安、执勤部、各大军区、海南岛、东江纵队保持通讯,来往电报频繁,我们的工作经常是通宵达旦。 我是机要组组长,主要负责译制敌占区秘密电台电文。我也是24小时工作,一个月的译电量达5万多字。为了不影响楼下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工作和休息,我基本上光着脚。这个时期,我亲眼目睹周副主席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白天,他要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接待各报记者和各界人士;晚上,要和代表团领导碰头开会,会后,连夜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电报发出后,他还要等延安的回电,以确定第二天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和具体对策。他的休息时间很少,一天不过两三个小时。百忙中的周副主席仍不忘关心机要人员,经常到机要室看望我们。如果要等待中央的电报,他还给汗流浃背的机要人员搧扇子,让我们倍受感动。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领导们平时都跟我们在一起,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饭,菜吃完了,就跑到17号院找菜吃。周副主席等领导主动把他们的菜端出来,分给大家。 南京的政治环境比重庆更加复杂紧张,机要人员基本不上街,我们除了要做好一切应变的措施之外,还要准备被捕后的口供。如问“你们的领导人是谁?”即答“周恩来”。再问其他情况,则一律说“不知道”或拒绝回答。我们都做好了宁死不屈的牺牲准备。同年11月,国民党下令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国共谈判破裂。为防不测,周副主席嘱咐代表团工作人员做好两手准备,要么回延安,要么外派到地方做地下工作。我们收拾行李也是两手准备。如果到地下,有一个小箱子,装一个温壶,温壶里灌点热水,给孩子用;再准备一个包袱,里面装着孩子的尿片及我们穿的便装。如果回延安,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带上,包裹在一个大铺盖卷里。周副主席回延安那天,派我和丁宁跟随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钱瑛,到敌占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他走之前,地下党接头的同志来接我们,当时天还未亮,周副主席安排自己的小车先送我和丁宁离开梅园。我们赶紧坐上车,代表团大门一开,车一下子冲出去,国民党特务立即紧跟着。周副主席的司机老段(段廷英)技术真好,黑漆漆的天,没开车灯,车还开得特别快,一会儿就甩掉了尾巴。

问:上海解放前夕,听说您曾经为解放上海的攻城部队送过情报? 答: 19471月,我和丁宁由中共上海分局派遣到台湾建立秘密电台。我化名邵祥云,丁宁化名李冰玉,我俩化装成商人,到了台湾。在那里,我与中共台湾工委的主要领导密切协作,秘密发展组织,培训机要骨干。使台湾地下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完成了任务。 8月,受中共上海局的调遣,我和丁宁返回上海,以旧货店账房先生的公开身份,继续做机要工作。我负责中共上海局主要领导的机要工作,担任3部电台(包括李白电台)的电文译制。 根据实际工作,我制定了严国民党特务周旋。我记忆力超强,熟记上百本机要密码,尤其是掌握和通晓中央领导自编底本加以限乱的加密密码。凡重要和难解的电文,许多都由我译制完成。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第三野战军在攻打上海市区时遇到困难:不熟悉上海市区,对敌人守军战略具体部署不清楚。上海地下党组织事前早有所料,提前组织人员对上海市区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等情况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调查,并分区分片地绘制成详细的图纸,准备送给解放军攻城部队。但是,自上海战役发起后,敌人为防止走漏消息,严密封锁市区。并在各交通要道遍布岗哨,规定青壮年男子一律不许出入市区,对妇女儿童也要严加搜查,这给地下党组织送秘密图纸出城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319日,我受中共上海局的特别派遣,送密电码、情报和金条到南京三野。为了完成任务,我派丁宁带着儿子小敏去执行任务。我们将密码、情报用油纸布包好,塞进孩子的尿布里,把金条缝进丁宁穿的呢子大衣的垫肩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中央密电码、指示、金条、情报从敌占区上海送到南京,交给陈修良(女,浙江宁波人,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整理者注)和江北第三野战军司令部。 6月,上海解放后,周副主席派秘书童小鹏通知我和丁宁回北平中央统战部。我担任中央统战部机要科副科长,参与新政协成立的机要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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