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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红军大学的经历

2017-10-26 14:10:23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童小鹏遗作

1936517日, 杜理卿(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和我(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秘书)得到军团政治部通知,中央决定安排我们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下简称红军大学)学习。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但又想到要离开培养我的红一军团,特别是保卫局的同志,又有些惆怅。因新局长没有来,杜理卿就召集我与谢滋群、钟人仿、李道之等几个科长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以及在新局长到来之前,工作由谢滋群负责,我的秘书工作由梁必业负责。

准备入学

1936518日晚上,我和几个老同事作临别谈话,大家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互相鼓励,诚恳地交换意见。同志们对我的批评是:思想斗争精神差、组织能力弱、突击精神不够。我认为同志们的批评很恰当,诚恳地接受了。我自己还补充了学习不积极和政治上不开展两处缺点。我表示一定要在红军大学勤奋学习,提高觉悟,克服缺点,争取在毕业后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519日,正在睡梦中,我们被起床号叫醒,大家都急忙收拾行李,西征的同志要上前方,去红军大学的要到后方。尽管暂时去的方向相反,但目的是一个,准备将来到抗日前线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大家依依惜别,相约在前线再见。我和杜理卿到司令部集合,与林彪、罗荣桓、陈光、刘亚楼、赵尔陆、杨成武等一起向瓦窑堡前进,走了55里路,到达冯家坪宿营。

520日,我们即将进入红军大学了,大家很早就起了床,巴不得一溜烟跑去。但听说最近国民党的飞机每天都来陕北侦察红军的行动,林彪、罗荣桓他们又带有马匹,所以上午走了15公里后即在中途休息。下午3点要出发时,天又下了一场大雨,只得等雨停后再走,结果5点才到瓦窑堡。

瓦窑堡,真是名不虚传,远远看去,一大片房屋、石窑洞, 还有土城墙、城门。我们一到城门口,就有当地的部队和儿童团吹着军号、敲着锣鼓欢迎我们,街上人来人往,这是我到陕北以后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地方。

红军大学校部设在瓦窑堡南门外米粮山上一个旧庙里。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教务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一科在徐家湾,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学员有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等36人。为便于学习和生活,36名学员分成6个小组,刘亚楼、彭枫强、杨成武、谭政、杜理卿、张纯清担任各组组长。按小组分配住房,我编在第一组,和刘亚楼住在一起。两个红四军的老战友,又都是“土狗子”(福建人的绰号),在一起可讲客家话,倍感亲切。

红军大学一科大多是师以上干部,有人统计,平均每人有3 处打仗留下的伤疤。而我仅是一军团保卫局的秘书,身上没有伤疤,竟编到一科来了,政治、军事各方面都不如他们,这是组织上对我的特殊照顾。我暗自要求自己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努力赶上他们,不拖后腿。

红军大学定于61日开学。开学以前,我们听了几个重要报告。524日,到党校听了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的讲演《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各派侵略中国的策略,还清楚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变动和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等。

27日,张浩报告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28日,在俱乐部又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正式开学

193661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下午5点,在南门外举行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很庄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到了现场并讲话。毛泽东讲了目前的形势和学校的任务。

毛泽东说:“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可也走了二万五千里。”

他说:“我们红军曾有几十万人,如今只剩2万多。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这么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呢。反正不到外国去,到外国去干什么?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当前,我们已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陕北老乡运东西用驴狗子,驴狗子不愿意上山,老乡们就在前面拉,后面推,就用鞭子抽。蒋介石抗日就像驴狗子上山,我们就要逼着他走抗日的路。”他生动又诙谐的讲话,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

最后,毛泽东又讲了学校的任务,他说:“第一次大革命, 广东有个黄埔学校,黄埔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使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军大学就要继承黄埔的革命精神,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的力量,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张闻天、周恩来也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之后举行文艺晚会,苏区文工团的男女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陕北歌舞;我和彭加伦等几个原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员,也表演了过去演过的活报剧,我照例演女角;最后的压台剧是李克农和胡底的双簧,滑稽又幽默,引得全场捧腹大笑。

晚会后,李克农陪邓颖超大姐等到后台感谢演员们。当李克农把我介绍给邓大姐时,她立即同我握手,称赞我演得好。我因第一次和女同志握手,弄得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当时未下装,在旁边的两个陕北小姑娘盯着我议论是男是女。有一个发现我颈上有个疙瘩,便说是男的。我马上答话:是男的,解决了她们的争论。这以后在保安过中秋节时,邓大姐叫警卫员给叶子龙和我各送一个月饼,纸条上写明一个送弟弟(子龙)、一个送妹妹(小鹏),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正式开学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讲课。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博古讲授战役学,李德讲授战术学,周恩来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当时上课没有发讲义,参考书也很少。授课老师凭自己的提纲讲,学生就硬着头皮听,做笔记的纸也很少,有些同志跟不上速度。我因当秘书出身,开会做记录习惯了,就找到一些纸拼命记。教育长罗瑞卿是我的老上司,他知道我能做记录,就拿去看,觉得不错,经授课人修改后,要我用蜡纸油印作讲义发给大家,还给我一个“油印股长”的头衔。我要记录,又要刻写钢板、油印讲义,就更忙了。但是,这样又经过一次抄写,对内容印象更深了,也是一种收获。

调入军委二局

1936612日,我正学得高兴时,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军委二局曾希圣局长提出把我调到二局工作,已经领导批准。真似晴天霹雳!当红军6年了,从来没有到学校学习过,这次好不容易得到机会,才学两个星期就要调我出去,一下子搞得我思想混乱。我想找罗瑞卿问个明白,但没找到他,只得自己闷在心里。第二天上午,罗瑞卿正式通知我,中央同志已批准调我去二局工作,工作很重要,应该服从分配。我只得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允许我一面工作,一面回红军大学听课,不仅可以满足我学习理论的渴望,对工作也有帮助。他个人表示同意,但说还要得到二局曾局长同意。下午,他告诉我,曾局长同意了。他说,明天是星期日,好好休息,收拾东西,15日是星期一,你就到二局报到,欢迎回来听课。

一科的同志听到我要调到二局工作,有的表示惋惜,有的开玩笑说我要“出嫁”了。当晚,一些同志买了花生给我饯行。同志的友爱,更使我舍不得离开。但为了工作需要,只得服从。

615日,我离开红军大学一科到军委二局报到。曾希圣、戴镜元、钱江、胡备文等都表示热烈欢迎。我说,我是个新兵,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因为突然调出学校,我思想不通,加以胃痛,所以精神不振,情绪也不佳。一听到戴镜元要我参加他们搜集和研究敌人情报的工作,更觉得头痛。又要去学校听课,每天两头跑,真不是滋味。

由于红军主力已西征,留守苏区的地方部队又不在瓦窑堡, 616日,驻在永坪、蟠龙的东北军向瓦窑堡前进,使得中央机关一片慌乱,有些单位已经撤出。经过交涉,东北军往后撤了。当时,同东北军已建立统战关系,有事可随时协商。

驻在瓦窑堡北面横山一带的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队是陕北的地头蛇,他早就想夺取瓦窑堡这个重镇。21日,他派了一个营突然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仓促撤出瓦窑堡,经凉水湾、林家嘴等地,于71日、2日迁到保安(今志丹县)。

为了不让反共的高双成部队占领瓦窑堡,周恩来和李克农等研究后,派人到蟠龙同东北军联系,由他们派部队向瓦窑堡进攻,我们派少数武装边打边退,互相只对空放枪,不打伤人,我们的人退到城边就撤走。东北军以比高双成更多的部队占领瓦窑堡,逼得高双成部队撤走了。

保安城地瘠人稀,交通不便,物产贫乏,城里虽有一条街,但商店稀稀拉拉,除了卖一些馒头、红枣外,没什么商品,城边破庙、破窑洞不少。当地人称“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可见其凄凉景象。

党中央和军委住在保安城边的石窑洞里。各机关都分散着住在城附近的山沟里,军委二局住在离城5里的东沙套子。

红军大学校部和一科设在保安城东南一个半山坡上的破石窑洞里,经过打扫、修整,才像个样子。一科的课堂是一个大石窑洞,约20平方米。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学员,亲自动手把牛羊粪、杂草清扫出去,又搬来石头、砖头,搭成讲台、石凳, 把讲台后面的一块石壁用石头磨平当黑板。门口的小路,用石板铺成台阶,走起来方便多了。毛泽东来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看到石洞、石讲台、石凳时风趣地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可学习的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大家哈哈大笑。

红军大学一科74日开课,我从东沙套子走5里路去听课。同学们见了面都亲切地问候,有些同志发觉我比以前瘦了,精神也差了。我只得说,最近我的胃不好,不消化,内心的苦衷怎么能说呢。听完了课又走5里路回二局吃饭。

戴镜元开始教我学业务了。他拿了一大叠从敌人电台抄下来的电码,说要从中研究出敌人的动向。他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要从这些无字天书中读出字来,多么困难啊!他说,不要怕,慢慢学,可以学会的。我就对他说,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两头都搞不好,我希望让我回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再来工作。他答应向领导反映。

没过几天,胃痛好了一些,可是老冤家——牙痛又来了。我因小时在家常吃父亲做的饼,臼牙被虫蛀成洞,过草地时因牙痛几乎出不了草地,经同志们帮助给些面粉才走出来。现在又痛起来了,医生也没有办法。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确是这样,没办法,只得在吃饭前用点药棉先把牙洞塞起来,吃小米饭时慢慢吃,吃完后把棉花取出漱口。

业务学不好,上课还要坚持,走路照样走。我边走边念,竟念出了一首打油诗:

回来日当午,汗滴脚下土。

肚中正饥饿,进餐无顾主。

为得去学习,不得不吃苦!

过几天,我又念了一首:

饭饱上课去,腹空正归来。

太阳值当午,晒得汗飞洒。

713日,经宋庆龄介绍,从西安过来的美国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到了保安,受到领导和保安军民的热烈欢迎。由联络局长(对外称外交部)李克农负责招待他们住在保安城最漂亮的一个院子里。斯诺在苏区和红军中访问了几个月,拍了许多照片,出去后,写成出版了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一书。以后,他又多次访问中国。马海德则一直留在中国做医务工作。

726日,二局的领导同意我回学校学习,我很高兴。我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组织和同志的期望。一回到一科,同学们都表示欢迎。有的同志又开玩笑说:“嫁出去的女儿,又回娘家了。”

28日,这天是党的活动日,未上课。晚饭后,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及对东北军工作的经验。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实际例子,尤其是东北军对抗日的热诚,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拥护,对法西斯的仇恨等,讲得很详细。

调任毛主席秘书

1936813日上午上完课后,林彪突然告诉我:“毛主席找你谈话,要调你去工作。”这个消息让我不知所措,当时快要吃午饭了,我就说:“下午我去。”

毛泽东住在保安城边两间石窑洞里。下午3点,我先找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军委机要科长叶子龙,我们在瓦窑堡时就认识。他把我带到毛泽东办公室。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二局工作?”这一问,使我捏了一把汗,面红耳赤,无以回答。他继续说:“分配了一件工作不能够随便不做,如大家都这样,那就连仗也打不成了。如果煤炭工人都不去挖煤,那所有的轮船、火车、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二局的工作并不怎么苦,就是苦,为了革命也是要忍耐的。红军应有它的纪律,不能任自己去挑选工作…… 你是很好的同志,还是青年,前途远大,应该知道这些……现在调你在这里工作,当秘书,你还可以去红军大学听课。”当时我懊悔,不该提意见离开二局回红军大学学习。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毫不迟疑地回答一声: “好!”就低着头退出门。我又到叶子龙那里,告诉他毛主席批评我了,明天我就来上班,希望他多帮助我。

这天从一科调出的人,除我以外,还有张纯清、张经武,他们两人被调到西安做统战工作。晚上,罗瑞卿在保卫局为我们3 人饯行,杜理卿作陪。晚饭后, 大家高兴地在一起聊天。我给他们说挨了毛主席的批评,感到懊悔,不该要求离开二局。罗瑞卿说,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评,是好事,现在又到他身边工作,那更是幸运的事,要努力工作,还要好好学习。罗瑞卿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关心和鼓励,使我心里暖暖的,我对他表示感谢,挨毛主席批评产生的紧张情绪也就松弛下来了。

老同学在一起,也喜欢开玩笑。张纯清读过中学,有时念念诗词,大家给他一个“诗人”的绰号。张经武年纪大几岁,有时谈谈生意经,就叫他“老板”。当时正刮风下雨,大家即兴凑了一首打油诗:

狂风暴雨饯经武,

且说且笑送诗人。

葡萄美露聊当酒,

翘首秦中报捷音。

(当时没有酒,只有一瓶葡萄汁)

814日,我第二次离开红军大学一科,搬到军委机要科。机要科在一个宽大的石洞内,有七八个“红小鬼”在译电;旁边一个小炕,由叶子龙、李质忠和我合用。从此,我就成了毛泽东的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两天了,毛泽东还没有叫我去,我也不好自己跑进去。他还是什么事都找叶子龙。我问叶子龙,我这个秘书怎么当?他也说不清,只是说,他不叫你,你就在机要科帮助校对电报,抄存电报。我当然高兴,这样就不会失业了。后来有些老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毛主席的“名誉秘书”。实际上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的秘书,这倒是合乎事实的。

除在机要科工作和红军大学听课外,其他事情也很多。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和宣传部长陆定一早就报经毛泽东批准,动员学生写长征回忆录,还说准备交美国记者斯诺带到国外出版,做国际宣传,还可以为红军募捐,这是政治任务。我在学校时已经写了4篇,杨主任说还要多写,以后我又写了3篇。另外,李克农是中央联络局长,负责统战、白区党组织及外交方面的工作,对外称外交部,有些秘密文件要抄写、保管,他要我负责。如20世纪80年代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协定》草稿,毛泽东在红军代表款下签了名,但东北军代表款下没有签名,时间是1936 922日。我一看,是我的字迹。我查了当时的日记,是920日晚上在外交部抄的。

1015日,我害了一场大病,发冷又发烧,据大夫说,是流行性感冒。住了10天医院,退烧后回机要科休息。108日,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往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合。1022日,红二方面军在会宁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合,胜利地结束了红军的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蒋介石十分恐慌,即令胡宗南向红军进攻。中革军委决定给胡宗南一个歼灭性的打击。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31军密切配合, 1120日晚在山城堡包围敌人并发动进攻,于2 1 日歼敌1 个旅,迫使其他敌军向后撤退。山城堡的胜利,说明胡宗南部队是可以消灭的,也再一次证明了当初张国焘破坏松藩战役的错误。

山城堡战斗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一次胜利,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1212日西安事变以后结束了10年内战,逐步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

1123日,在山城堡举行了3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祝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朱德总司令讲话指出:从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26日,在红军大学举行欢迎朱总司令和张总政委的大会,朱德在会上讲了话,指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拥护中央路线和拥护群众利益,为了担负当前的历史任务,大家要加紧学习。朱德的讲话得到大家的热烈掌声。

128日上午,原定由张闻天在一科讲哲学,朱德也来到课堂听讲。张闻天因病未来,朱德就发动大家自己讨论。大家都不讲,请朱德讲。他就讲了哲学的重要性,要求大家用心学。接着,他又和同学们打篮球。他的好学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同志们十分敬佩。

走向新的岗位

193612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他的一批高级官员,爆发了西安事变。我们当天凌晨就知道这一消息,当时保安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告知此事。叶子龙马上把电报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加强三局和西安电台的联络,日夜值班,电报随译随送。

随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中央领导整日都在毛泽东的石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12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发言: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

1214日清晨,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吴德峰、曾三、龙飞虎、陈有才、杨家保、邱南章和我等18人,骑马向肤施(今延安市主城区为其辖境)方向前进,赴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从此,我离开了红军大学,走向了新的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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