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康心如祖籍陕西城固，出生于四川绵阳。然而， 他的一生，和近代重庆紧密相联，为重庆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营壮大四川美丰银行

康心如，1890年12月27日出生于四川绵阳，后随父移居成都。1920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同年自费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回国后曾开过书店，创办过杂志报纸，担任过金库及银行分行的经理。1921年6月6日，由美国人雷文代表美股，康心如、邓芝如、陈达璋3人代表华股，双方在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正式签订中美合资开设银行合同。合同规定行名为“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两国人集资合办，总行设于重庆，并于各重要城市设立分行。9月12日，美丰银行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华股股东会议，康心如被推为协理。10月初，康心如从北京抵达重庆，正式参与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建工作，也从此开始了他在重庆的工作与生活。1922年2月12日，银行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办理好注册手续，定名为“四川美丰银行”，资本总额为国币25万元，其中美资占52%（13万元），华资占48%（12万元），总行设于重庆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同时发行兑换券（钞票）。旋即成立董事会，由美国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及中国人胡汝航、周云浦5人为董事，雷文为总经理，赫尔德为经理，邓芝如、康心如分任第一、二协理，陈达璋任营业主任。4月10日，重庆历史上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开业。1927年，由北伐战争掀起的大革命风起云涌，帝国主义公然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九五惨案”和“南京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纷纷撤离重庆，四川美丰银行经理海翼德在离渝前企图把库存现金、账册、文件封存在库房内，待形势平稳后再回来清理，同时不管已发行的兑换券及吸收的存款如何兑现。康心如在驻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的支持下，集资13万元买下全部美股。3月30日，双方签订让渡合同。3月31日，海翼德离开重庆，美丰照常营业。从此，四川美丰银行由中美合资变成了完全的华资银行。4月3日，四川美丰银行召开华股临时股东会，决定康心如以协理的身份暂代经理，周见三暂理金库，继续营业。4月9日和12日，又分别举行第一、第二次股东临时会，通过章程，选举董监事，新届董事会推选汪云松为主席董事，聘康心如为总行经理。从此，康心如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在经营美丰的同时，也在重庆彻底地定居下来。1930年，康心如应重庆市市长潘文华之邀，出任渐处困境的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并向该公司投资10万元。1932年9月，华西兴业公司成立，主要业务是承包重庆及四川的厂矿兴建工程。该公司是四川美丰银行最早投资的企业之一，康心如名列该公司常务董事。1933年，重庆市政府正式成立官办性质的“重庆电力厂筹备处”，市长潘文华兼任主任委员，刘航琛任副主任委员，康心如与石体元（市政府秘书长）、傅友周（市政府工务局长）为筹备委员，美丰、川康两银行各借垫37万元，用于重庆电力厂的建设。1935年1月，官商督办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推举康心如为经理。1934年1月，官办的“四川地方银行”在重庆成立，康心如为9名理事之一。由于康心如一开始就把“美丰当作一个事业”来做，因此，虽然美丰银行在不同时期遭遇了众多困难，不得不和帝国主义及地方军阀相互勾结和利用，但康心如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心经营着四川美丰银行，而且使该行业务不断扩展壮大，资产逐年增加，分支行、办事处也逐渐增多。据统计，在抗战爆发之前，四川美丰银行已设立了上海、汉口、成都、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 4个分行，以及重庆段版坊支行和遂宁、内江、泸县、宜宾、绵阳、三台、太和镇7个办事处。抗战爆发后，虽然国民党“中中交农”四行及大量的外省商业银行拥入重庆，经营地域又大大缩小，但美丰银行并未被这些外来银行所吞并，反而凭着其“一诺值千金”的诚信，不断发展壮大。“自1937年至1942年先后成立了乐山、涪陵、合川、南充、叙永、江津、北碚、遵义、雅安、自流井、中坝、犍为、三汇、达县、五通桥等15个办事处以及昆明、贵阳两分行，并在重庆设立化龙桥办事处，在成都设立染房街和苜泉街办事处”。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和战事的扩大，又先后设立了西安、南郑分行和柳州、衡阳、广元、广安等办事处，总计在全国各重要口岸先后设立的分支机构多达45处。由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汇兑网，在为美丰银行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同时，也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各地经济社会事业的进步。除此之外，美丰银行的资本也得到不断扩充，到1948年，美丰银行在20余年里，前后共进行了7次增资，从1922年创办时的25万银元变为1948年的200万金元券。与此同时，康心如还在重庆投资设立了一系列“丰”字号子公司，如经营进口业务的德丰公司，经营出口业务的宝丰公司等，使自身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朝着金融巨头的目标迈进。

投资生产建设及文教事业

康心如自1931年掌握了四川美丰银行的实权并取得一定的赢利后，即仿效日本三菱、三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1932年起，开始大量向重庆及其他地区的各种生产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投资。随着美丰银行的逐步发展，其投资的范围越来越广，投资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到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其投资的单位前后共计达90余个，到1950年四川美丰银行停业时，仍有66个单位。至于其他一些小的资助，在康心如的一生中难以统计。仅就教育而言，除了他在《回顾四川美丰银行》一文中所提到的“捐款开办重庆复旦中学，捐款相辉学院（隶属于复旦大学）修建房屋，捐款重庆南开中学（捐款时叫南渝中学，共捐款10万元，系当时南渝中学建校捐款最多者——作者注） 修建图书馆”等几次大的捐款助学外，还有不少小的资助。康心如通过这些捐款，不仅赢得了众多荣誉，也大大提升了他的社会影响。

康心如及四川美丰银行投资建设的重庆自来水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中国兴业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等基础性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在重庆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抗战时期重庆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它们不仅有利于重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而且对重庆的近代化、城市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制定城规促成陪都建立

重庆自1937年底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随着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位的提高，也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在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9000余架，对以重庆为核心的，包括巴县（今巴南区）、江北、北 碚 等 地 区 ， 共实施轰炸218次，炸死重庆市民10808人，损毁房屋超过17600栋。重庆遭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因国民政府迁都所带来的一度繁华的市区到处是断垣残壁。但是，重庆人民并未被轰炸吓倒，更未在轰炸中沉默和毁灭，他们继续进行着各项生产建设。正是本着复兴建设之旨，参议员李奎安、温少鹤、汪云松等人认为：“重庆市为目前我国之战时首都，又为惟一重要之直辖市，其在大后方之地位，实系首屈一指。……举凡大工商业中心之条件，均已具备。是故重庆市在目前之为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均无庸赘述。”为把重庆建设成为“‘现代化之大重庆市’并使之跻于国际都市之林”，他们建议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与重庆市各法团共同组成“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建议得到了以康心如为议长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赞同。1939年10月9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康心如的主持下，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案”。决定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与各法团共同组成“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并选举程愚、余际唐、李秀芝3人为组织“重庆市建设期成会”负责人。10月27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休会期间的第一次驻会委员会议召开，议长康心如到会，决定从速组织重庆市建设期成会、重庆市地方自治促进会。11月3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二次驻会委员会议，会议听取了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召集人程愚关于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工作情形的报告——初步拟定了期成会的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并聘请了温少鹤、王鸣岗、王伯康、沈重宇、胡叔潛、汪观之6人为会员，加上筹备会负责人程愚、余际唐、李秀芝3位会员，共9人，同时由康心如指定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秘书兼议事组主任李仲平为该会主任秘书。11月17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三次驻会委员会议，在康心如的主持下，会议听取了重庆市地方自治促成会召集人包华国、重庆市建设期成会召集人程愚关于各会工作情形的报告，决定“重庆市地方自治促成会”于11月24日举行成立大会；“重庆市建设期成会”于1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12月1日，“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期成会组织规程》，规定该会的主要任务为“督促重庆市政府推进建设重庆市一切兴革事宜并负建议考察之责，所有建议及考察结果，本会作成具体方案，送市临时参议会咨请市政府决行”。重庆市建设期成会隶属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以康心如为会长，副议长文化成为副会长，并由康心如以会长的名义聘请在城市建设各领域卓有成就的重庆各界专家学者胡汝航、傅友周、关颂声等50人为会员，内设3组，分别进行工商经济交通、民政自治保安救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现状的调查与未来建设计划的制定，共谋大重庆的建设。经过50位专家学者在大轰炸间隙数月间的努力，最终形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并于1940年4月1日召开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方案是重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全面建设重庆市的方案，共分建设之前提、交通建设部分、经济建设部分、警政自治部分、教育文化部分、市民福利及其他等6个方面，内容十分广泛。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设理论与思想，虽然在战时的物资、技术环境下不能实现，但在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则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重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起着引领和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市建设方案》中的《方案正文》第一项《建设之前提》里，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请政府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的建议。面对艰难的抗战局势，为正国际视听，稳定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对日机狂轰滥炸下的重庆市民坚持抗战、生产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抗战精神”进行肯定和抚慰，国民党中央在权衡各方利弊之后，决定顺应重庆人民的意愿，于1940年9月6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了定重庆为陪都的明令。明令发表后，重庆各界十分兴奋，于9月中旬发起组织“重庆各界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拟定了“重庆各界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办法大纲”“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宣传大纲”“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大会标语口号”，并于10月1日在市中心的夫子池都邮街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重庆各界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大会”。会上，康心如代表重庆数十万市民在致词中称：“抗战以来，全国精华荟萃于此，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抗战胜利以后，重庆市亦必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将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在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的同时，重庆的建设也被提到国家层面上来。1940年9月17日，亦即国民政府颁布定重庆为陪都的明令10天之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482次会议，决定组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以详细规划整个大重庆的建设事宜。10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该会直隶于行政院，内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由国民政府特派；委员9-11人，由行政院聘任或派充；必要时得延聘专家为设计委员。1941年2月28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3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之后，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聘请著名建筑设计家关颂声，著名水利桥梁专家、全国水利处处长茅以升，著名铁路及市政专家、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凌鸿勋，著名市政专家、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沈怡等22人为该会设计委员。由此一来，重庆市的规划与建设，都提高到了国家级层面，其设计委员，都是全国闻名的专家学者，这在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富有远见的市政建设提案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是战时重庆重要的“民意机关”，其主要职责是“集思广益，促进市政之兴革”。为达此目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在6年2届11次的会议中，对重庆市政建设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提案，其中不乏对后来重庆市政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提案。如在《重庆市建设议案》的交通建设部分中，第一句话就是“都市人烟稠密，往来频繁。故建设都市者，辄首言交通”。针对重庆“位置山城，地势崎岖，交通素感不便，建设尤感困难”的客观环境，以及当时重庆43万市亩行政面积而只有约20公里的马路，且“较好之柏油路仅8448公尺，劣质之碎石路计12237公尺”，而交通工具“除少数拥挤不堪之公共汽车及供不应求之人力车外，为现代都市交通大动脉之电车尚付缺如”的现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提出了“故重庆而云建设，当以改进交通为首要”的思想，同时提出了详实、具体的建设规划。首先，建议“重新确定本市分区建设计划”。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认为：将来之情形，当系以现在之市中心区为中心，而以新市区为其延长。此外，嘉陵江岸自牛角沱、李子坝、化龙桥、小龙坎，以至沙坪坝、磁器口为一个区域。长江北岸由菜园坝、黄沙溪及鹅公岩一带又为一个区域。两浮公路，延长经茶亭以至石桥铺又为一个区域。第一区域又当分为若干小城区。重庆如此的地理形势，使得其未来的发展显现出两个极为典型的特征，其一是“由立体发展而向平面发展”，其二是“由已往一个中心区之繁荣，而变为许多区之卫星式之繁荣”。因此，未来“重庆之展望，必系在相当宽广之平面上，以现有之市中心区为中心，用便利之交通路线，联络各卫星区于其周围”。该建设方案关于重庆建设的此种设想，为重庆城市未来的建设与发展确立了蓝本，也是重庆市主城区今天“组团式”布局的最早设想。其次，建议“建筑螺旋形马路之新干线”。经过分析，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认为，由于重庆所处的地形地势特征，重庆市区的交通建设有三方面的困难：一是“地势崎岖之困难”；二是“浮图关山岭阻隔，使长江岸至嘉陵江岸必须绕过半岛尖端始能联络之困难”；三是“两江阻隔之困难”。这些困难，严重地制约着重庆的建设与拓展。针对这些问题，方案分别提出了解决办法。第一种是“惟有建筑阶梯式之螺旋形马路，预先使各层阶梯在同一平面上互相连接为一螺旋形。此螺旋形之干线最初一步，应有3个阶梯，即：第一层为沿河堤路，便利水陆交通之联络及促进河边之繁荣。第二层即现有之南北区干路。第三层应越过中区马路，新筑半山马路，创造新村，使之繁荣”。第二种是，“应在浮图关半山麓，即长江与嘉陵江间地狭之处，建筑隧道，备通车辆，而使马蹄铁形之市区交通，变成椭圆形之联络。”并认为“此项隧道之开凿，于未来重庆之繁荣，有不可想像之价值也”。第三种是“建筑过江铁桥，使南岸、江北与市中心区连为一气”。日后重庆市区的道路建设与发展，基本上是循此进行的。现在已基本形成重庆纵横交错的、典型的“立体交通”特点。两江大桥在日后的各种规划中也有涉及，但直到20世纪下半期始建设成功（嘉陵江大桥于1966年通车，长江大桥于1980年通车）。方案中所说的“沿河堤路”，就是重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于两江四岸大规模修建的“滨江路”，现在其总长度已是全国第一，也是重庆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然其最早提出建设者，仍得追溯到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诸参议员也知道在战时财力、物力以及物资、技术条件下，要实现这些计划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他们那种“欲建设重庆，使之发展为一现代大都市，虽数十年始能成功，亦不能不预具此种眼光也”的预见性、前瞻性，以及“此层非目前所能办到，然迟早必须举办，否则重庆之交通永远不得发达，而繁荣也自难期也”的建设考量与决心，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在提出众多先进城市建设理念的同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还提出了许多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如一届一次会议时陈铭德提出的“建筑环城电车”案及在南岸、江北“建筑铁桥”案，温少鹤提出的进行“沿江河堤”规划并建筑“沿江河堤”案，宁芷村提出的“建筑下水道”案；一届三次会议时程愚提出的“在沙坪坝、小龙坎一带及南岸各码头筹设自来水厂”案；二届一次会议周钦岳提出的“迅速筹建大规模公共体育场”案，陈铭德提出的“请市政府筹款修建北区干路以利交通”案等。这些提案在重庆城市建设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与作为议长的康心如的倡导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