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姝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下午3点50左右，乔石委员长向大会宣布：“现在进行第八项议程，通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草案）》。”当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后，全场寂静无声，2000多只手齐刷刷地按向表决器……结果出来了，2720个代表，2403人赞成，148人反对， 133人弃权，36人未按表决器， 赞成人数大大超过半数。这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国的第四个直辖市，也是西部惟一的直辖市诞生了，全国各地将目光投向重庆，海外媒体也纷纷聚焦重庆。据当年9月的《重庆日报》报道，仅1997年上半年来渝的外国记者就达20批共90人之多。他们来自英、美、法、德、日等11个国家的23家新闻单位，包括英国的路透社、《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美国的CNN、美联社，法国的《费加罗报》，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国际知名媒体，仅日本广播协会就曾一个月内派出3批共7人次到重庆采访。外国记者不仅踊跃地在重庆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问，采访有关主管部门，还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实地调查、摄影，向各自国家发回大量新闻稿件，及时报道重庆直辖情况。

聚焦一：地位提升

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沿海地区，这使东部地区迅速跃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与此同时，东西部差距也越来越大。进入90年代，为了解决沿海地区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党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由沿海向沿江、沿边、沿线和内陆纵深推进的战略，并确定了重点开发长江的战略决策。开发长江，“龙头”在上海，而地处“龙尾”的重庆，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国家实施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首选“支点”。直辖后的重庆，行政体制的变化不仅增大了重庆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管理权限，提高了重庆在国家经济调控体系中的层次，更获得了发展资金市场、资源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支持使重庆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营造更加宽松、适宜经济发展的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对此，《财经报道 》称 ：“重庆的地位将与北京、天津、上海——中国已经存在的直辖市平起平坐，这三个直辖市都是实力雄厚的商业实体，并且都靠自己的权力在国家的舞台上起着主要的作用。”合众国际社香港消息报道：重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使之成为中国继深圳、海南省和上海附近的浦东新开发区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发展热点”，“重庆在三个地区——内陆地区、长江流域和三峡库区——作用不可忽略。这三个地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焦点地带，而重庆正处在一个从南部中国向沿海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上”。《金融时报》认为， 重 庆“新实体将成为贯穿中国整个西南部发展的催化剂”，“将成为金融、贸易和高科技中心，长江上游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聚焦二：对外开放

直辖后的重庆，所产生的直辖效应，极大地提高了重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对外影响力。早在全国人大通过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前，一些敏感的外商就把目光投向了重庆日益重要的经济地位，他们或派人到重庆考察，或制定向重庆和中西部地区重点投资的计划，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向重庆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日本东京银行、美国美洲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等十几家国际金融机构，都相继到重庆考察。日本住友银行率先在重庆开设了我国中西部第一家代表处，其首席代表表示：“我们看中的是重庆在中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理想的投资回报率。”事实也是如此。重庆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了更大的竞争力，如中央政策将给重庆外资投放项目的优先权、允许提供给投资者较全国低的法人税率等。当时，路透社财经消息报道称：“中国的内陆城市重庆，在今年被升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已经颁布实施大幅度降低税率以吸引外国投资。”媒体纷纷捕捉各种投资信息，如“今年凡涉及到帮助重新安置三峡大坝工程移民的投资项目，将有资格免除进口和收入所得税”；“这个城市也同样保证免除那些重新恢复开工的外资公司、企业”的所得税；“据说投资至少10年的公司在开始盈利以后，可免除6年的所得税。另外三年，他们则仅需支付一半的收入所得税，随后的几年，支付24%的所得税”……对此 ，《华尔街杂志》 评论：“这种富于竞争性的税收政策一定能帮助重庆吸引富裕地区的投资者”，“这可能大大有助于想重新投资内陆的生意”。《亚洲周刊》认为：“重庆发展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海外资本的投入”，重庆市政府也“正开放他们的市场迎接资本和技术”，“还有正在筹备中的计划：一站式办公，以及只通过一个管理部门的工作路径，以保护投资者免于政府其他部门的不合理收费”。

聚集三：特大城市

当年的四川省，人口1.1亿，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人口总和；面积57万平方公里，管辖23个地级行政区、221个县级行政区，是中国管辖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单位最多的省。对于如何解决四川省太大、人口过多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表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直辖后的重庆，由于“两市一地”的并入，总面积8.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00多万，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还有少数民族自治县。在这个特大型城市里，贫困人口就达300多万，城乡差异大，发展极不平衡。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不沿边、不靠海，底子薄、困难多，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可循，这便是刚刚直辖的新重庆基本市情。可以说，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直辖市。对于这样一座城市，《华尔街杂志》的描述是：“中国在十年以来首次重新划定她的政治地图，将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从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单列出来。”《亚洲周刊》指出：“最大是常常出现在有关重庆的话题中的词语。坐落在陡峭不平的山坡间，地处西南的四川省境内长江和嘉陵江汇流处，她是中国最大的直辖市……是全国最大的摩托车和军工产品的制造地。”时事社报道称：“重庆市成为约有3000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城市。”《南华早报》则认为，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汽车、摩托车、药品、钢铁和化学工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还有媒体在报道中写道：“这个位于长江边丘陵上的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造高楼、开办新的商店和餐馆，建设新的工厂。对美好时代的向往成了人们的动力。”这些报道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重庆的地理、地貌、人口和工业等特征，字里行间也映射出重庆城市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大城市有大市场、大空间。直辖后的重庆，对内而言，三峡库区连为一体，原重庆市的区位优势和金融、科技等强大的城市综合实力，可与万、涪、黔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市场结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加有效的联合开发和利用，使之互为市场、互为基地、相互支援、共谋发展。对外而言，正如海外媒体所报道，如《金融时报》称：重庆是“西南中国的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尽管这一地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最低的地区之一”。《东亚商业情况》称：“重庆，中国最新的和最大的直辖市，正在鼓励外国投资者和公司参加投资建设一些高速公路的项目……这一计划将为对提供合资或技术、材料、设备有兴趣的外国公司提供众多的机会。”由此可见，重庆，是一座值得期待的城市，也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

聚焦四：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集防洪、发电和航运于一体，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开发开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同时，它所涉及的百万动态移民也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级难题。三峡水库淹没区除少数在湖北省外，其主体部分都在重庆市，共涉及19个县，100多万移民任务，加之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和城镇的搬迁，政治、经济、科技、生态、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三峡工程的成败关键在移民，完成移民任务的关键在重庆。破解百万移民这道难题，是中央交给重庆直辖市的重任。这自然也成为外国记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来到重庆后，他们无一不在报道中提到此事。《经济学家》 杂志报道 ：“设立重庆直辖市，突出了重庆在建设规模浩大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三峡大坝建成后将出现一个从大坝沿长江逆流而上蜿蜒660公里的可供航行的巨大水库。重庆同时也承担起了安置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任务。”《金融时报》说 :“重庆在三峡大坝工程完成后将成为坐落在大坝最西端的中国内陆最繁忙的港口”，“万吨船队的通航无疑将使重庆成为交通枢纽”。日本媒体则对三峡工程的资金、移民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并声称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移民工作全力以赴”。

聚焦五：环境保护

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重镇，工业发展的历史较早，而且实力较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内地200多家工厂随之迁渝，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化学、纺织、冶金等工业，重庆迅速成为大后方惟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在三线建设中，重庆又肩负起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重任，形成了以国防工业、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更壮大了老工业基地的实力。然而，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不发达阶段的粗放式经济必然带来环境污染等问题，加之有些专家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提出的泥沙淤积、库岸地质灾害、水库特别是重庆主城江段水质恶化等问题，也是外国记者关注的焦点。《经济学家》对重庆这座老城市印象深刻：“一排排极有碍观瞻的烟囱错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她也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一个大型的苏联时代的钢铁厂使得雨水成为酸雨。”《泰晤士报》报道：“建于山上的壮观的城市正受着大量汽车、医药化学工业的污染。”路透社北美电讯称：“重庆已经为她的经济繁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酸雨的腐蚀，重庆的建筑物的油漆剥落是全国最厉害的”，“在这个西部中国工业化最好的城市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怨从工厂排出的废气”。与此同时，外国媒体也看到，“重庆正努力控制环境污染，关闭一些工厂以清洁空气和禁止汽车司机按喇叭以限制噪音”。为此，合众国际社北京消息报道：“中国已为她的一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正式颁布了一项颇具雄心壮志的控制环境污染的计划，该计划保证仅在3年时间内清除数十年的废物。……包括29个项目的清洁工程将试图结束重庆是中国工业的垃圾站的批评。很早以来，因长江沿岸的大规模的工业发展，这个长江流域的城市就以浓雾性大气污染和毁坏性的酸雨污染闻名。……这项新的绿化工程将集中清理水污染和限制工厂将废物直接倾倒入江，该城市的3000万居民的饮用水就来自长江。这项工程同样也寻求限制导致酸雨的废气排放。……这项计划将有助于重庆城市在2000年达到中国政府严格规定的空气和水质的达标标准，并可望因此吸引国外资本对发展中的长江流域的投资。”1997年，是重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节点。在世界热切关注的目光中，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汇集了各种资源和要素，也凝聚了诸多的希望与梦想，朝着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