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红口述 张正霞 陈以中 周孙煊记录整理
罗晓红（1909-2010），原名罗素同，祖籍广东顺德。1928年6月在厦门参加革命，在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5年2月，在上海中央局沪东区委宣传部、上海国际远东情报局、上海中央局秘书处工作。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随即接上组织关系。1937年9月至1941年3月，在上海妇女慰劳分会、上海江苏省委秘书处、上海女青年夜校和劳工部先后任教员、党支部书记、上海职委妇委书记。1941年3月至1943年6月，在中央驻港澳办事处工作。1943年至1946年在中央代表团任渝、宁、沪统战工作委员会组员。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在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工作。1948年10月至1951年7月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1年8月至1952年3月，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1952年4月至1955年6月，先后任全国妇联办公厅秘书、国际工作部秘书。1955年6月，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秘书。1980年1月离休。201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问：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早期的革命经历。
答：我出生于广东顺德。父亲是康梁派，反对满清，我从小接受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1921年，我在北京上学。高三时，有朋友说南方革命高潮迭起，要革命就去广东。于是，我和两位女同学一同来到广东。听说叶、贺（叶挺、贺龙）的部队在汕头，我们又赶到汕头，可惜部队已经撤走。我们不懂当地语言，又住在一间空房子里，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常来伺察。眼看呆不下去了，我们只得到广州。不久，广州起义失败，我找了社会关系，到中山大学教国语。谁知又被当局盯上，便撤退到厦门。
1928年6月，经张采真（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此时在福建临时省委共青团省委宣传部工作——整理者注）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福建省委机关担任刻钢板、写标语传单等工作。1929年9月到上海，在中央宣传部材料科剪报纸（收集报纸情报）。1930年4月，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精简人员，我便到上海工厂做工，同时秘密做群众工作。在工厂的日子很煎熬，工时长，不分昼夜地劳作，还常遭工头棒打。这时我改名“晓红”，意指盼天明、盼解放。
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撤退到江西苏区，随后上海成立中央局，我在上海中央局的刊物《捷报》工作。1934年，“李竹声事件”（李竹声为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1934年6月26日被捕叛变——整理者注）发生后，第一届上海中央局被破坏。1934 年下半年，第二届上海中央局又被破坏。1935年2月19日，第三届上海中央局也遭到破坏，这次被捕的有36人，我在其中。大家先被关在法租界，后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经党组织营救，我于1937年9月23日出狱。不久，上海办事处的黄杰同我接上关系，但组织关系没接。有一段时间，我在何香凝领导的机构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廖梦醒、许广平等人。
问：听说您在港澳工作期间曾亲历1942年“香港大营救”，能否谈谈这次事件的经过？
答：1937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前夕，刘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找我谈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我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江苏省委秘书处跑交通。1941年3月，我到了香港，在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工作，由刘少文（驻港澳办事处处长，罗晓红丈夫）领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激起爱国进步人士的抗议。由于担心日本人对这些人下毒手，党中央和南方局多次给廖承志、刘少文发电报，要他们布置工作，迅速营救有关人员到安全的地方。当时，在港进步人士有好几百人，情况很复杂。我协助刘少文，主要做联络工作。
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我们躲在防空洞里。香港的防空洞在山中，很大，好像一条“地下长城”。我们的人，分散在防空洞里，难得见面。我跟龚饮冰、吴雪之、蔡楚生及机要行的同志在一起，吃饭就到防空洞附近的一所小学。校长是我们的同志，地下党员。由于大家分散隐匿，一次，少文让我去找廖承志，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就这样，少文同廖承志接上了关系。
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并将他们疏散撤离到后方，这项工作很艰巨、很复杂，是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由党的各级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配合完成的（营救工作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中共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中共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南方局特派代表刘少文、李少石组织实施，疏散路线经广州湾或东江转入后方安全区——整理者注）。沿着疏散路线，有的同志经九龙来到我们的秘密联络站；有的同志走湛江，经广州湾、广西、贵州到重庆；还有的同志向东江游击区转移……不管走哪条路线，沿途都布置了安排接应的交通线、联络站。
这次秘密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数万里，遍及10余省市。我党在财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耗资巨大，成功转移出宋庆龄、邹韬奋、胡绳等七八百人，还帮助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德贤、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夫人以及一批国际友人脱险。这次行动，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充分体现了党组织的协同合作精神。
问：您在重庆主要从事什么工作？这期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形势日渐恶化。刘少文完成营救工作后，1942年10月，奉党的指示，从香港到了重庆，我则到了澳门。澳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是李少石，当时我住在他家。
1943年6月，我与李少石、刘澄清等6 人从澳门来到重庆红岩村，我被分到南方局妇女组。妇女组的成员有邓大姐（邓颖超）、张晓梅、卢瑾（黄柳玲）。卢瑾要去广西上学，我就接替她的工作。妇女组由邓大姐直接领导，她不在重庆时，由张晓梅负责。邓大姐、张晓梅负责联系上层人士，如史良、曹孟君、倪斐君、李德全、郑瑛等。我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的编辑、记者，主要做下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有职员、教员、学生。
党在国民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安排了我们的同志，比如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及下属幼儿园、中苏友好协会、生活书店、南开中学、民生航运公司等单位。这些同志大多是抗战初期的战地服务团、抗日宣传队、抗日剧团、抗日歌咏队的成员，中共党员。我记得，有一位同志名叫冯光灌（女，江苏崇明人。1938年春， 在武汉参加战时儿童保育会。同年7月，参加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任总干事的秘书。其间，因工作出色，宋美龄曾3 次亲自动员她加入国民党，都遭婉拒。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办公厅副主任——整理者注），因工作出色，宋美龄还奖励她一张印有蒋介石头像的奖状。
我和联络对象经常单线联系，一般在马路、咖啡馆接头， 交换材料。他们来曾家岩，都是单独前往。来了以后就做“新娘子”（同志们把到曾家岩50号或到红岩村当作“回娘家”—— 整理者注），关在屋里，学习文件和汇报工作，接受党的指示。第二天，趁天还没亮，就从曾家岩院内一处隐蔽的防空洞悄然离开。如果有人暴露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党组织会马上将其送到解放区。
南方局妇女组做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国统区合法的组织机构和节日活动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中共七大召开后，我党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战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并在《新华日报》全文登载，广为散发。1946年的三八妇女节，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在体育场举行纪念会，宋庆龄、邓大姐参加会议并讲话。妇女组的同志也去了，随身带着《新华日报》，准备散发宣传。可是，遭到把守会场大门的国民党特务粗暴阻拦，他们抢过报纸，扔在地下，用大皮靴使劲踩。我们与其展开抢夺，但寡不敌众，报纸被抢走。特务不甘心，不许我们留在会场，我们被迫退席。
问：您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答：我白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工作，晚上回红岩村。周公馆底楼是行政事务办公室、会客室，二楼是机关人员的办公场所。我在三楼，先后与龚澎、陈舜瑶同一间办公室，隔壁是陈家康、徐克立，最里面是李少石的办公室。
周公（周恩来）非常忙碌。那时候，虽然大家工作、生活在一起，但也不常看到他，只有在招待统一战线的朋友、记者或者开汇报会时，大家才聚集在会客室。汇报会的内容很广泛，尤其是每当收到来自党中央的新政策或毛主席新发表的文章，周公都要组织大家学习，并安排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载。我们学习后，再向各自的联系对象口头传达党的声音。同时，也要搜集同志、群众的意见，以及党员执行任务的进展，在会上作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都是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各工作组的同志，大家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互相交流。汇报会通常开得很久，有时到晚上12点。结束后，周公就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国统区的同志、朋友对党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
问：您眼中的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个人？
答：周公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令人非常敬佩。他大公无私、厚人薄己，事迹不胜枚举。他注重“内外有别”：党内、党外有别，老党员、新党员有别。那时，我们在外工作的同志回到红岩村时，给他带了东西，他从不接受。他说，你们不要把统战的做法带到党内来，我们是同志，党内党外有别。周公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也是内外有别。对资格老的党员要求更严格一些。年轻的党员犯了错误，可以原谅，可以再教育。如果是一个统战朋友犯了错，他就不直接批评了，而是采用自我批评的形式，以此暗示对方。
周公的这种思想作风，贯彻于他的行动、生活，乃至他的一生。因此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