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编者按：
说起发生在重庆的惨案，人们恐怕都会想到发生在歌乐山下渣滓洞、白公馆的“一一·二七”大屠杀。其实，论规模、惨烈程度，论牺牲人物的历史地位，重庆历史上却还有一桩大惨案，它就是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值此“三三一”惨案90周年之际，本刊特约此稿，以此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革命英烈和普通民众。
“三三一”惨案，是1927年四川军阀犯下的凶恶罪行。但是强权压倒了公理，这样一场单方面对革命者和普通民众的大屠杀，却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杀人者冠以“工学冲突”，倒打一耙，反诬革命派。而革命一方，虽然也在己方阵地上详细报告惨案经过，但当时条件所限，报道所述所写，难免挂一漏万，不及惨案之四五，更不可能周知重庆的普通民众，澄清被害真相。直到惨案发生23年后的1950年，重庆才始有纪念“三三一”惨案大会召开。幸好，惨案后许多当事人犹在，留下诸多回忆及档案史料，让我们可以从中撷取典型的碎片，拼接还原出一个立体、真实的“三三一”惨案，为它补记一篇迟到90年的“通讯报道”。
1927年3月31日，中国西南重镇——重庆。
这个季节，正是春枝吐绿、江水渐暖之时。展眼望去，环抱重庆城的长江和嘉陵江上，大小船只往来繁忙；朝天门外只停泊官船的禁令尚在，朝天门大码头还未动工建造，江边显得冷冷清清，没人知道它在日后将成为重庆的象征和繁华的见证。倒是邻近朝天门的翠微门、东水门、太平门外的码头上，商贾云集，挑夫行人不绝于道，街道上店铺林立，买卖喧嚣，一派热闹景象。
从朝天门沿嘉陵江以西，经临江门、太安门，便是通远门。重庆城门九开八闭，大多面向长江和嘉陵江，惟有通远门通陆路，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血光之灾，惨烈程度令闻者胆寒。
没有想到1927年3月31日这天，古老的通远门再次见证了一场惨剧的发生。
这次是四川军阀刘湘勾结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
刘湘动了杀机
对于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而言，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的时局，真是风云变幻，复杂的局势让他委实难以判断和抉择。先是北伐军和北洋军队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值此战局反复拉锯之时，如果不能判断清楚时局，站错队伍，他不仅当不成“四川王”，其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也将一朝葬送。
眼看北伐军渐占上风，刘湘终于在1926年11月底宣布“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21军军
长。但他完全是出于投机。口称拥护北伐，实际不发一兵一卒；口称服从左派省党部，暗地却与右派省党部勾搭，由其部下、师长蓝文彬担任右派省党部执委。
一开始，刘湘对四川革命还采取敷衍态度。当革命深入发展，特别是泸顺起义爆发，他
感到已经危及他和四川军阀的统治，岂能容忍！
令他欣慰的是，蒋介石反共态度日渐明朗，自己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他在武汉方面和蒋介石之间做出了选择。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学生戴弁到重庆送给他两份文电：一份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一份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两份文电内容迥然，蒋显然是请他表态。刘湘看后大喜，连称：“这才是真正的南土（鸦片）。过瘾，过瘾！”当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他认为时机终于到来，遂开始着手镇压革命。
在刘湘的支持下，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地主、武装民团团阀申文英等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石青阳公开在南岸组织“讨赤军”，勒索“讨赤费”；南川、长寿亦发生摧残革命力量的事
件，国家主义派分子组织的“中国青年党”也在重庆成立四川省支部。至此，革命和反革命双方斗争日益激化。
就在此时，3月24日南京发生惨案。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消息传出后，重庆的共产党人反应激烈。刘湘已经得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会后还将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刘湘接连派人对左派省党部主要领导人杨闇公、李筱亭等进行威胁和利诱，要求取消集会或他们本人不参加集会，放弃领导。均遭拒绝。
在形势诡谲之时，英、美等国驻重庆领事和侨民纷纷撤离，停泊在重庆的7艘兵舰和商船也升火待发。四川民团联合会总务主任、副委员长曹燮阳致信刘湘、杨森，对蒋总司令“亦有痛数共党之讲谕，七军长亦有反赤之声讨”表示认同，表态“愿率数万武装民众，为我公马首是瞻”。顿时，重庆城内空气极度紧张。大家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会后，王陵基即派人与巴县紧张。
3月29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代表泸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在大梁子（今新华路）万国储蓄会设宴，招待川军各军将领。刘湘虽也到会，却更加警惕，认为这是在分化各军将领。他曾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莲花池是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所在地，刘湘这样说，无异于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刘湘的心思，身边人早有察觉。刘湘的同学、21军部迎宾处长林润荪就说过：“莲花池省党部这批青年学生真该杀！哪怕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或一个黄毛丫头，一到军部就逼着我要见军长（指刘湘），见到军长就大名小姓地叫‘刘湘同志’，立马要军长撤换这个，委派那个，不下条子不走，成天把军长气得难于应付。军长一把他们送出门就骂我来泄气，其实他早已忍不住了。”
从陈达三的招待宴回来后，刘湘立即在他的公馆里紧急召集钟体乾、郭文钦、傅常和驻扎在重庆及附近的几个师长秘密开会，布置对31日市民反英大会的镇压行动，要将重庆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一网打尽。
会议决定：由第3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第7师师长蓝文彬负责监控处理会场，将会场内主要分子逮捕起来，解散大会并严防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由唐式遵、潘文华、罗仪三、朱召南等师警戒场外和全市，监视与左派省党部接近的川军部队，如驻扎在重庆的江防部队及第20军驻扎在江北的第3师师长向时俊部等，并要求第4师师长罗仪三注意约束驻扎白市驿一带的部队。
会后，王陵基即派人与巴县紧张。团阀申文英、曹燮阳联络，要求派便衣队破坏会场。30日晚，王陵基、蓝文彬在蓝文彬公馆召集有关人员会议，对大屠杀作了具体部署。
革命派的反应
“三三一”惨案之前，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对刘湘及巴县团阀的各种密谋和异动，其实是有所察觉的。
1927年3月29日，刘湘的“紧急会议开完后，左派省党部即接到各方（如傅真吾、李子
谦）密报，或劝在那天不必召开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或转告杨闇公、李筱亭、陈达三那天不去会场”。随即，各种不利的信息陆续汇集到杨闇公和中共重庆地委负责人手中。
30日深夜，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团地委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冉钧、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任白戈、程志筠、程仲苍等到会。中心议题是讨论第二天的集会到底开不开。
任白戈当时任重庆团地委学委书记，他回忆讨论的情况：
大家分析：一是开大会有几万群众参加，可以掩护我们，我们的身份不易暴露；二是通知已经发出去，不能失信于民，如不开会，可能引起群众误会，说共产党怕军阀，会都不敢开了；三是认为，为了革命，必然要作出牺牲，即使不开会，牺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于是次日大会照常进行。
党、团妇委书记程志筠、程仲苍两人将自己的籍贯、亲属情况写好放在机关住地，以便牺牲后，好通知亲属收尸，从而可以看出我们当时革命的决心。
大家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党团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同时决定，为了防止敌人捣乱会场，加派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
共产党员肖华清回忆：
闇公同志曾经指示我们注意那天会场的安排，要纠察队好好维持秩序，谨防发生类似在商业学校打架的事件，从最恶劣的情况上想，他说：“充其量刘湘把莲花池的省党部查封了！”
话虽如此，杨闇公还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31日当天，杨闇公一大早就起床了，他对妻子说：“召开市民大会，我要早点去主持会
议。”父亲怕他发生意外，不让他出门。他对父亲说：“我们召集的大会，能够为了个人生命和利害而不去吗？”正要动身时，一个在刘湘处任职的亲戚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今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若能不去，军座（刘湘）定有好音。”杨闇公看后冷笑道：“威胁与利诱，对我都无济于事，我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说罢，他向家人挥一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同样做好准备的还有漆南薰。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曾撰写经济学畅销书《经济
侵略下之中国》。他又是重庆著名报人，一支笔非常厉害，在任《新蜀报》主笔期间，几乎每天一篇“时评”或政论文章，痛斥阀罪行，因此深受军阀忌恨。
30日晚，漆家的人就听到消息，军阀要在第二天的会场上暗杀漆南薰。亲朋好友劝他不要参加大会。漆却坚定地说：“怕什么！百年的老公鸡只死一回！”妻子为不让他赴会，当晚更是一直守在他的床边。可是，31日凌晨，他趁妻子疲倦地睡着时，悄悄起身，赤着脚，提着鞋，深情地看了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轻轻地走出了家门。 事实证明，革命派低估了军阀镇压革命的血腥手段。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血的洗礼。
惨案之经过 打枪坝，是重庆通远门内的一处大敞坝，位于通远门城墙最西面，三面是古城墙，城墙上面有一大块呈喇叭口状的平地，最窄处只有几米。平地从城墙上向通远门城门和领事巷方向延伸下斜，逐步变宽，形成一块上平下斜的大坝子。清朝时期，此处设有驻军炮台，因坝子宽阔，清兵常在此演练射击，故得名“打枪坝”。大革命时期，万人以上的大型群众集会很多，打枪坝作为当时重庆城内面积最大的一块坝子，是这类集会的惟一去处。工界代表叶兰奎是大会主席成员兼布置会场的负责人。1927年3月31日一大早，他在张罗着布置会场时，对暗伏的杀机已有察觉。叶兰奎回忆： 我于三三一早晨，单人即到石灰市购买散石灰一挑，并请售石灰者带长绳一根，派工友二人“共议价银元一元”挑进打枪坝规划地段……我到打枪坝时，正指挥布置会场，见城墙上已有七八个便衣似丘八（当时四川人对士兵的俗称——作者注）模样之人，注目观看，布置完竣，内有一人说：“今天这会场布置很好哩，大约很热闹的。” 带领部队参加了泸顺起义的黄慕颜当时正在重庆。事发当天，他按预定计划带着一队警卫人员赴打枪坝参会，“看见沿途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黄慕颜回忆，他一到会场就找到杨闇公，“将沿途见到的情形和我的卫士所得知的会场内发现有人暗藏武器的情况报告了他。他当时非常镇静，要我们沉着应付，并说，如果万一有变，会场群众应该静止不动，由维持秩序的童子军出面捉拿捣乱分子。根据他的指示，马上增调童子军一队，参加维持会场秩序的工作”。当天上午9点左右，陆续有群众团体入场。参加集会的人很多，各界群众足足有2万余名，把打枪坝挤得满满当当，连周围的城墙上也站满了人。由于入场群众太多，直到快11点才集合完毕。就在大会主席宣布开会之际，现场变故陡起。 萧华清只听见 “‘ 砰 ！砰！’会场入口处枪声连续响了几下，一些人往内面拥进；紧接着会场的西南角和城墙上又‘砰！砰！’地象放鞭炮似的响了一阵，‘打呀！打共产党’的吼声从一堆一团的无组织的人群中叫出来了”。紧接着，隐藏在群众中的便衣暴徒，亮出短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见人便打，逢人便杀。场外的武装人员也趁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大会主席台遭到排枪射击。霎时间，会场秩序大乱。打枪坝三面是城墙，一面是坡坎房屋，“这时，会场入口处 早已被暴徒占据，因为枪声是从那里发出的；南边是一段危岩，下面是一片房屋，群众不能往那里跳下；通往领事巷的小道口早已被蓝文彬的军队堵住，他们说是来保护领事巷的，不许群众通过”。由于退路狭小，人多拥挤，场内群众欲逃不能，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但城墙上散开的暴徒用手枪、铁尺和木棒向群众乱打”。一处“城墙下面有一个水池，有一个学校学生全穿白制服，纷纷跳入池中，十有九个都淹死在池内，即有一二活着也成了旁边兵队的放枪靶子”。而暴徒们的暴行还在继续，“一段将近百丈长的城墙，不上两个钟头竟被鲜血淋淋的死尸包围了”。冲上城墙的群众，为了躲避暴徒的行凶，许多人慌不择路，纷纷往下跳。城墙是从通远门向西南沿山而上的，有的地方离地面较低，但更多的地方离地足有四五丈高，因此有的人被摔死，“折手断臂的比比皆是”。慌乱中，“救星”出现！有人找到附近“浆洗房晒衣的绳子”，将晒衣绳“从城垛一直吊下城脚，从而许多群众，援着绳子手换手地挨次下城”，还有的童子军“带着绳子和钩钩”，“把绳子结起从城墙上吊下去”。黄慕颜是在最高的一段城墙处脱险的。虽然墙下“乱石垒垒，跳下去不死也会重伤”，但前有险阻，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幸好随行的军士急中生智，用绑腿将他“吊下城去”，“谁知吊了一半，绑腿被砖梭磨断”，把他“跌晕过去，卫士们往下跳时也有跌昏跌伤的”，但好歹保住了性命。惨案发生时，大会主席台也遭到袭击。杨闇公和主席团成员已无法控制会场，杨闇公脱下“白色风雨衣”，“随着奔逃的群众，从会场的一角跳下城墙。敌人紧紧追赶，他避入通远门外一户贫困居民家中”，“藏身于一老式大床下，双手抓住床杠，双脚蹬在床沿上，身子凭空紧贴床底”，“敌人虽用刺刀乱捅床下，终于未能发现”。叶兰奎没有跳墙，他与二女师的龙校长及一班学生就地卧倒。只见“不多时主席台中间坝子已空，四边拥挤，惶恐万状”，“又因昨晚天雨四方泥泞污陷，并见各小贸如香烟摊子，凉粉担子及卖梆梆糕者，均挤落满地”，“约有一刻时间则见地上尸身横陈”。再过一会入口处人已稍少，跑到那里时，因人群拥挤，竟将他从空抬挤而出。仓惶的人群四散奔逃。据目击者描述，那些可怜的“男女学生和群众，尤其是小孩和体弱者，当场被打死打伤和踩死踩伤的到处都是”。“中山学校，中小两部都尽着童子军服，不分大小男女，都是在必杀之列，已经领着的尸首达四五十，二女师的风雨操场，还不够停放死了的学生”。而“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被殄灭。济难会二十多人，有大半是死在当时的屠杀中”。这一天，打枪坝上空日色惨淡，地上血流如注，其惨景，让侥幸活下来的人伤悲掩面，不忍细看……
惨案之后果 或许有人会问，刘湘为何要采用这样极端的手段血腥镇压革命？ 乔诚是刘湘督办公署的参议，那时他正负责接待蒋介石派到重庆的黄埔学生。“三三一”惨案当天早上，他亲耳听到黄埔学生曾晴初透露，他们头天晚上在蓝文彬公馆开会的具体安排：昨晚在蓝文彬公馆开会决定，今天去参加大会，因为我们是客，叫我们站在主席台的前一排。主要任务是监视主席台上的人，带头发言反对示威游行，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及莲花池省党部，高呼拥护蒋总司令等口号。预定计划听鸣枪为号，将主席台上和会场中的共产党及莲花池省党部的人一网打尽，具体行动他们已有安排。我们听见枪响后，不要乱跑，卷起右手的袖子，将手举起，自然有人来保护我们同主席台上的范崇实一齐退出会场。乔诚的回忆透露出几点信息：一是抓捕的对象主要是主席台和会场上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人；二是行动以鸣枪为号。由此可见，革命派要以大会推动革命，而军阀们却要利用大会逮捕革命者。那么，事情怎么演变成集体大屠杀和大踩踏惨案呢？乔诚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当天到达时间较晚，大会宣布开始时还未走到会场门口，他陈述当时的局面是： 刚走到领事馆前面不远的地方，要上坡时，就听见坡上面打枪坝会场门口有人大声吵闹，我赶上前去观看，乃是一群穿便衣的大汉要闯进会场，守门的童子军不要他们进去，他们不服童子军制止，工人纠察队前来干涉，彼此就打了起来。我穿着军官服，上前劝阻，亦不理睬。原来这些人是重庆南岸团阀申文英、曹燮阳派来的便衣打手，拿出枪来，鸣枪威吓。场内预先布置好的便衣队，以为暗号发了，遂动起手来，用刀枪棍棒，乱打乱砍。重庆解放后，根据蓝文彬的交待也印证了乔诚的说法。他说当时他派的人“没有挤拢主席台，隔一二丈远就听到枪响，就乱了”，“一乱了，就拿棒棒乱打，看到可疑的人就给他一棒棒”。什么是可疑的人呢？就是看着像是“主席台上和莲花池省党部的人（也包括共产党人）”。但在暴徒们看来，既然是逮捕革命派，当然要不择手段，看见“可疑的人”就打，甚至范围更加扩大，“朝天宫驻军枪往下打，下面领事巷方面警戒部队枪往上打”。这不仅导致在场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大批群众惨遭毒手，而且手段之暴烈、暴行之严重，骇人听闻。大屠杀从上午11点起，至下午14点结束，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打枪坝里的群众，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而致死伤者。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枪射击而死伤者，许多女生惨遭凌辱而后致死。据记载，惨案有300余人丧生，重伤七八百人，轻伤不计其数。“当天，城内一片哭爹叫子之声，棺材也售卖一空”。 但是，“三三一”惨案远远不止于一场对革命派组织的大会的屠杀，这是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军阀们向革命派彻底摊牌，开始全面进攻和武力镇压。因此，斩草除根才是军阀们的根本目的。
当天，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泸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驻渝代表陈达三在五福宫口遭枪杀，跟他同去的儿子也未能幸免，父子一同身死；漆南薰“被兵队倒拖出通远门，枪毙在两路口，死后头部被刀砍得稀烂，补的金牙都被拔去”。暴徒随即捣毁了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等左派机关、团体、学校，并满城搜捕，四处追杀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甚至连一些青年学生也不放过。“可怜各校学生多不敢去领尸，伤者即欲医治亦无人敢去医院接头，因为一遭擒获即要格杀无论，直是死者不能埋，伤者不能医，生存者无处居处了”。第二天上午，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被便衣队暗杀于七星岗附近之蜈蚣岭下。 4月4日 ，杨闇公被捕。 6日，倒在了刽子手的枪下。
接着，刘湘亲自上阵 ， 组织大小军阀在5月镇压了泸顺起义，刘伯承被迫撤到武汉。反动军阀高举的屠刀仍未放下。最后一役，是7月涪陵事件的发生。涪陵是“三三一”惨案后四川最后一个革命据点，那里有原川军宿将、中共党员李蔚如组织的农民自卫军。但刘湘与驻涪陵的杨森部下师长郭汝栋合谋骗捕李蔚如，押至重庆，7月4日杀害于南岸黄桷垭。涪陵农民武装也随之瓦解。 至此 ，由 “ 三 三一 ” 惨 案始，至涪陵事件为止，在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军阀一手制造的一连串武力镇压下，盛极一时的四川大革命最终遭到完全失败。
历史记住了他们 在“三三一”惨案及其后的系列屠杀中，四川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摧残，5烈士就是其中之典型。首先是杨闇公。作为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杨闇公在中共革命史上，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而闻名。他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一名共产，一名赤化，可见，他对自己的信仰，就是这么直白、坚定。他的格言是：“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 杨闇公被捕后 ，囚禁在蓝文彬位于浮图关的第7师司令部里，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震惧，将他割舌、断手、剜目，最后身中3弹 ，壮烈牺牲。 他牺牲后，幸得一位同情革命的士兵相告，家人终于得知烈士遗体的下落，并在浮图关岩下的一块麦地里找到。家人与党内同志一起将遗体运到江北相国寺，满含悲愤地为烈士整好遗容，又请人拍了照。由于军阀遍城搜捕革命志士，只好将烈士遗体暂厝在相国寺。还有冉钧。惨案当天，他本已跳墙脱险，藏匿江北。但是为了通知幸存的同志脱险，销毁秘密文件，又于当晚渡江回城。行前有的同志要他隐蔽，他痛心地说：“（陈）达三、树芬（漆南熏）都当场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活着呢！”次日上午，他与任白戈一道去团地委书记刘成辉家，途经七星岗蜈蚣蛉，被便衣认出，当即遭到枪杀。他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入党的早期党员，为人勤恳认真，埋头苦干，不虚谈，不争功，为四川革命事业的开创干了许多实事。还有漆南薰。他牺牲后，亲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遗体收敛起来，运回江津李市，最初葬于青杠湾。1987年他牺牲60周年时，当地政府和人民又将其迁葬于五斗坎，修建了漆南薰烈士陵园。1987年他的遗著出版时，邓小平为之亲笔题写书名。还有陈达三。他本是川军宿将，刘湘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的老师，教军事课。与刘伯承友谊甚深，受其影响，后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并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监察委员。中共重庆地委派他做川军上层统战工作，他不负重托，促成了川军7军阀首领“易帜”。
1926年下半年，刘湘在重庆开办军官训练班，培训旅长以上的军官，派陈达三负责。陈达三等人利用身份之便，做川军将领的工作，使刘湘部队校官以上军官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有所改变。刘湘为此十分忌恨，认为陈达三是拿他的钱，为共产党办事。 “三三一”惨案当天，陈达三也是大会的负责人之一。当他正要动身赴会时，屠杀的枪声已经响起，他急忙赶到会场，不顾个人安危，边跑边连声高呼：“不准乱开枪！”“不准乱打群众！”在五福宫外指挥暴行的蓝文彬部属发现了他，放枪射击，陈达三饮弹倒下。还有李蔚如。他是老同盟会员、川军宿将，中共党员。他在涪陵为党办农民武装，成效显著，涪陵农民军人数最多时近万人。“三三一”惨案发生后 全川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涪陵由于尚有李蔚如的农民自卫军，因而成为四川革命力量集中的最后一个阵地，与四川军阀团阀对峙。李蔚如被捕后,审讯官问他：“你为何要参加共产党？” 李蔚如反问：“四川有几个人配当共产党员？” 为防夜长梦多，李蔚如被敌人连夜送往重庆。当被解押到南岸黄桷桠时，刘湘派人把他就地杀害。临刑前他从容席地，书《永决书》：“我今死矣，以身殉党国，理得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