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崔鲁威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逐渐告别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代表的“左”倾模式，并肃清了“影射史学”的错误影响；随着社会史等多种新兴研究范式和“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史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也逐渐由聚焦重大历史问题、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宏大叙事”，转向更加关注下层社会生活和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及个案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在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反思中，沉寂已久的历史虚无主义又成为某些学者所谓的“利器”。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碎片化”解构和所谓重建，就是虚无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就是孤立地割裂地认识具体的历史问题，运用某些所谓的历史细节来否定和颠覆历史，不断传播错误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地联系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历史问题的理论方法背道而驰，在对若干具体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混乱。因此，我们应该在大力加强宏观理论问题研究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具体问题研究的微观基础，切实消除虚无主义的不良影响。

一、实事求是地说，在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以往确实存在个别“失实”的现象。如，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役和战斗进行过程中，由于鼓舞士气的需要，对于战果的宣传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一些（一般加倍，“国军”方面甚至高达10倍），而对战争造成的损失则会采取一定的回避态度和其他“策略”说法。又如，在征兵动员、战斗动员时，出于阶级感情和宣传效果的需要以及其他考虑，有些事情会有所夸大，也在所难免，可以理解。特别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在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拔高正面典型和矮化、丑化反面典型的现象，几乎同时存在，人们也早已司空见惯。这些所谓的“失真”“失实”，主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革命斗争需要和策略考虑等造成的，或逐渐形成的。比如，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之后和1940年10月关家垴战斗之后，战绩报告就出现几种不同说法等问题（参见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第357、414—4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后来，才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提出明确的要求。如，1944年3月21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山东军区、晋西北：“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集》第21册，第1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国民党史研究专家王奇生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军均存在对伤亡数字的策略化宣传现象，只是“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而国军则内部报告亦不可靠”。“国军”谎报战绩、虚假宣传之夸张、荒诞，不仅招致了张发奎、徐永昌、何成濬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乃至蒋介石的不满；甚至曾经出现有人在向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汇报时，因过于“虚妄”，“在场诸人均笑斥之”的情景。战报不实、宣传过度，不仅遭到西方记者和媒体的讥讽、盟国的訾议，也使中国民众“多存疑问”；不仅影响到外交官争取外援，也严重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参见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战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25-128页。）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某些“失真”、“失实”的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清理和更正。在战争年代或强调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些历史个案中“失真”“失实”的负面影响被降到了最低，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追求历史真实的愿望日益强烈，原来某些程式化的做法也早已不合时宜。

上述“问题”或存在的不足、缺陷，本该及时进行清理或纠正，但因种种原因并未彻底得到妥善处理，以至于给历史虚无主义者留下可乘之机。在思想领域，对于历史上一些具体问题的“失真”“失实”，被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断地恶意夸大、放大。他们不顾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客观情况，隔断历史内部的联系，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攻其一点、不顾其他的办法，以揭露所谓历史“真相”为噱头博取眼球，借机达到抹黑英雄人物、歪曲历史的目的。其中，“碎片化”的拼凑和再现历史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惯用的手段。他们一方面将“碎片化”的历史进行简单拼凑，以论证其推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碎片化”的呈现欺骗人民群众，造成一种论从史出的假象，迷惑了不少青年学生，乃至部分专家学者。

二、作为一种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有文化、学术、文艺、舆论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学术形态是基本形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由于惯性使然，仍有一些研究者只注重从宏观方面阐释历史问题，轻视乃至忽视基础研究和微观研究。有的专家学者，甚至理论工作者不仅未对“碎片”和“碎片化”加以区分，还将二者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要研究“碎片”式微观问题，就难免会导致“碎片化”。毫无疑问，微观研究会产生“碎片”，甚至是大量的“碎片”，但“碎片化”和“碎片式”研究却存在本质不同。“碎片化”是不顾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否定历史内部联系，以所谓的细节研究否定和颠覆历史，通过虚无历史，尤其是共产党的历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研究。不仅偏离了历史研究追求真相、真理的本质要求，而且造成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恶劣影响。“碎片式”的微观研究，以深化、细化整体历史为目的，更关注总体历史的局部，从“碎片”出发，去探究历史真相，揭示历史真理，是推进历史研究向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一条重要路径。随着研究的深入，“碎片”中的一部分被挤压浓缩成为知识的积累，更多的“碎片”则会被整合到“整体”之中，进而发挥丰富历史内涵，以小见大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

中国史学研究素有“以小见大”的优良传统和追求。史学大家陈寅恪善于“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又善于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陈其泰：《陈寅恪治“民族文化之史”的出色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35页）深受陈寅恪影响的隋唐史研究名家唐长孺，也深蕴“以小见大”之妙，并与陈寅恪先生共同演绎了《桃花源记》研究的一段佳话。又如，海外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就是一部被公认的“以小见大”的重要著作。可以说，“以小见大”的历史研究路径，在还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不断地一次又一次被证明过。

三、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轻视、忽视微观研究的基础作用，过于强调理论阐释而缺少翔实史料支撑的现象并非鲜见；采用不准确或是以讹传讹的数据来论证观点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空洞的说教和缺乏根基的“研究”，一方面观点陈旧，另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支撑，因而缺乏说服力，难免被质疑和怀疑，令人厌倦、反感。如果长此以往，尤其是空洞的说教又被不断地重复、强调，不仅不利于消除“疑虑”，反而会加剧怀疑，甚至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给历史虚无主义者造成可乘之机。

随着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入剖析和深刻揭露，人们逐渐认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充分认清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针对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史料”进而歪曲历史真相的现象，不仅要梳理清历史上的“失真”“失实”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而且要通过夯实历史研究的微观基础等得力措施，逐步消除“碎片化”的影响和危害。

微观研究一般都是从具体的小问题出发，选取一个典型区域或事件，进行抽丝剥茧，其结论虽也是局部性的，但它与整体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特别是当微观研究能够以小见大的时候，其学术价值更加凸显出来。当若干微观研究作为宏观问题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宏观问题研究服务或者围绕宏观问题研究展开时，微观研究便被宏观研究中的某些问题链接起来，不仅能够验证宏观的整体的研究成果，而且能够恰如其分地弥补整体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使宏观研究或整体研究得以深化，从而有效地克服“碎片化”错误倾向的不良影响。因此，革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注重对历史的宏观阐释，同时也要潜心进行微观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把革命史和乡村史等结合起来，关注党的政策和基层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的研究，为中观、宏观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绩。

总之，惟有夯实革命史研究、党史研究的微观基础，对存在争议的某些“问题”或某些“失实”“失真”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切实避免“碎片化”，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细节和真相。惟有以大量具体的微观史实为依据，认真清理“失实”“失真”的历史问题，才能真正做到釜底抽薪，彻底驱散历史虚无主义的阴霾。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