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要回华盛顿去了。

赫尔利回国前夕，9月12日，蒋介石举行午宴招待他和毛泽东，一则为大使饯行，再则借此机会晤谈一次。美国《生活》杂志为国共两党领袖、赫尔利大使等人拍摄了几张照片，即由专机递送，以为大使回国述职的先声。然后赫尔利分别约见国共谈判代表，劝说双方都作让步，尽快达成协议。

赫尔利对周恩来讲：无论如何应尽快发表一份公告，不仅要说明双方在和平建国的一般原则上所达成的谅解，还应对军队问题也作出明确的决定。

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在军队等问题上固执己见，致使谈判没有希望。

赫尔利想了想，爽快地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国共双方的军队按4：1的比例缩编。

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并请赫尔利晚走几天，争取在走前使谈判取得结果。

“自命不凡冒充大人物的讨厌鬼”，是赫尔利的同胞为他取的众多绰号之一。他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共产党，自以为解决国共争端绝非难事。去年在延安，他曾和中共达成了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五点协议，许诺回重庆后促其实现，他郑重地在文件上签了字。谁知一遇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赫尔利就食言背信，转而支持蒋介石的反建议。如今他提出这个国共双方军队按4：1缩编的新方案，结果又将是如何呢?显然，赫尔利急于谈判取得成果，作为驻华大使，国共谈判是赫尔利的命根子；回国述职，如果手中缺少了这张王牌，不成了囊中羞涩的穷光蛋?赫尔利的这种心理在客观上是对谈判有利的。要抓住这个时机，让他对蒋介石施加影响，促使谈判打破僵局，首先是要想个办法把他留住。

第二天(9月18日)，周恩来通知赫尔利：“如果大使先生离开重庆，毛泽东主席则将在你启程之前返回延安。”

赫尔利一愣，半晌答道：“周将军，当然，我将在毛主席所希望的任何时间为他安排返回延安的交通工具。”

送走周恩来以后，赫尔利毫不犹豫就决定了推迟行期，并致电国务卿贝尔纳斯，报告这一变动。电文措辞相当乖巧：“国共谈判显示出良好的发展，稍微推迟我的行期可能有助于形势。”

第二天，赫尔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转述蒋介石的保证和挽留：“今天早晨，我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了目前形势。他告诉我，你是应他的邀请到重庆来的，他以誓言和人格担保你在此间的安全。他说，你不必因我离去而感到有离开重庆的必要。委员长说，政府和他本人将为你的安全负责，并提供你返回延安时所需要的飞机，无论你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委员长认为，如果你留在重庆直至商谈结束，那将是有益的。

当然，我将乐于见到在我离开之前谈判就会令人满意地结束。但如果不能，我同意委员长的意见，你在重庆多住一段时间，对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产生令人满意的了解是非常有益的。

通篇为毛泽东着想，为中国着想，大使先生自己的心迹被掩盖起来了。

（作者：李畅培，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