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二·九运动以来的重庆反日斗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5月29日，日本以天津日租界内两名亲日报人被暗杀和原在热河的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关内这两件事为借口，向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把中央军撤出河北、禁止全国排日活动等无理要求。日军方面还威胁到：“日军为自卫上取断然之处置；或直接发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1]7月6日，何应钦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复信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诺”实行日方所提要求。这件事被日方称为“何梅协定”。11月中旬，日方更是公开提出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所谓“自治”其实是要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处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形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方面的层层封锁，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爱国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从北平传到重庆之后，重庆社会各界都积极的响应。12月11日，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新蜀报》、《商务日报》，连日发表消息和通讯，详细报道了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12月21日，《商务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学生该怎么办？》，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读书即是救国”的谬论，号召重庆学生组织起来，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次日，重庆联中、川东师范、二女师、江北中学、治平中学、巴县农业中学、明诚中学、复旦中学、宏育中学等校学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并强烈抗议北平军警对救国运动的镇压，要求严惩肆虐逞凶之军警，誓以赤心热血为北平同学后盾。《新蜀报》、《商务日报》也连日发表消息和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退让，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并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日救亡，共赴国难。12月24日，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114人集会，正式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27日，学联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29日，学联又组织80多个宣传队列城区、南岸、江北、小龙坎、磁器口等地宣传抗日。同时，重庆教育界也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告全市同学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们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1936年1月4日，学联在演武厅（较场口）社会会堂，举行游艺宣传会，有十余所学校参加演出，表演的节目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场的两千余观众都深受感动。1月底，由学联主办的《救国半月刊》开始出版，大力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2月初，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各校“应停止学生在外活动，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整顿学风，校内团体不得煽动罢课，地方政府机关应加以制裁”。2月3日，学联原计划在南山进行的宣传活动，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挠，但学联成员们据理力争，仍坚持完成了宣传任务。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勒令解散学联。重庆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转入低潮。

二、重庆救国会的建立及其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3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学联之后，有不少学生运动中的进步骨干，仍在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此时，在由温嗣翔编辑的《商务周报·副刊》周围，聚集了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他们以《商务周报·副刊》为基地，发表了大批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亡。随后，《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又展开了抗日救亡与职业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36年春从苏区脱险返回重庆的共产党员漆鲁鱼（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注意到了《商务周报》的先进性，就以投稿的方式与《商务周报》取得了联系。他很快结识了《商务周报·副刊》主编温嗣翔和他周围的进步青年。他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二·九”运动后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认真学习了中共“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关于组建联合阵线的政治主张，遂决定组建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6月，在漆鲁鱼的寓所正式成立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参加会议的有漆鲁鱼、侯野君、温嗣翔（温田丰）、陶敬之、饶友珊、陈和玉、李余等。会议推选漆鲁鱼任总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任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珊任干事，组成干事会（抗战开始后，继续吸收了黄宇齐、郝文彪、杜延庆、黄觉庵、黄亦人等参加干事会）。当时鉴于公开“学联”遭解散的教训，决定救国会为秘密组织，会员个别秘密吸收，在群众中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开展活动。

在救国会成立之初，由中共上海特科派往四川开展工作的张曙时（公开身份是《新蜀报》编辑，后任主笔）就与漆鲁鱼等取得了联系，对救国会在政治思想上加强了指导，要求重庆各界抗日救亡力量团结一致，发展统一战线，把公开和秘密、合法与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活动。在这个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迅速扩大，先后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四个组织。其中除“文救”是公开团体以外，其余都是秘密组织。此外，在他们周围还分别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开展公开的救亡活动，这使得重庆救国会迅速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6年11月，由刘传茀任主席，温嗣懿负责组织，罗自镛负责宣传。“学救”活动的方法是利用各学校的公开、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同学，开展救亡运动。当时“学救”联系的公开团体有：二女师的学生自治会，高工校的暴风歌咏队，巴农校的耕余研究会，省女职校、巴男中、巴女中、治平中学、明诚中学等校的读书会，以及一些学校的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等。利用这些团体的名义吸收进步和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选择积极分子个别参加救国会。通过广泛的活动，“学救”迅速在各校发展了组织。当时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救”占优势的有20多所，使学生的活动主要掌握在“学救”手中。“学救”是救国会下属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它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

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6年7月19日，是由重庆救国会干事陶敬之（时任《商务日报》记者兼《公共园地》编辑）联系了一批职业青年（主要是银行职员、练习生、商店店员、学徒等）组建起来的。成立之前，大家经商议决定：为了避免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的麻烦，秘密“职救”的对外名称是半公开的职业——青年读书会。成立时，选举产生理事五人：翟廉为理事长，赵湘植负责总务，丁雪松负责宣传，李郁生负责教育，杨帆负责组织。另外，根据干事会决定，“职救”与“学救”共同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改造了少年部办的民众歌咏会，成立了自强读书会，随后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青年新闻学会，广泛开展抗日歌咏、读书、演讲等活动。随后，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广泛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团结更多的职业青年。1937年7月18日，以秘密“职救”为核心，以银行职员、练习生和公司职员、商店店员为主要成员，成立了公开的青年职业互助会，以代替原来半公开的读书会。

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5月16日，由《商务日报·副刊》、《新蜀报·副刊》、《大江日报·副刊》、人力周刊社、春云社等报刊发起组织。成立大会选出金满成、漆鲁鱼、黄宇齐、肖崇素、陈彝荪、温嗣翔、李华飞、毛一波、侯野君、赵铭彝、李开先、陈风兮、许可经、刘稚德等人为理事，推选金满成为主席。“七七事变”以后，救国会下属的抗日救亡组织有很大发展并争取到一定合法地位，为了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文救”于同年11月23日改名为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在“文救”和“文协”领导下，先后举办了1937年暑期文艺讲习斑，成立了文艺研究会、移动演剧队、儿童演剧队、课余农村宣传队、怒吼剧社街村演剧队。1937年底，国民党当局曾想解散“文协”，经过同国民党当局的协商，1938年1月 27日，“文协”改为“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除演剧队外，其它各团体逐渐转为隐蔽活动。

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8月，主要是为加强领导妇女工作而设立的。“妇救”的领导成员有丁雪松、陈奇雪、陈和玉、吴永英、王光第、闵蔗佳等。“妇救”利用合法名义，于8月16日公开成立了“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土委员会”。为利用宋美龄组建的慰劳会的招牌去抵制对抗日力量的控制，12月1日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又改名为“中国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妇救”的骨干都参加重庆妇女慰劳分会工作，形成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重庆妇女慰劳分会有执委会，负责人是进步文化人士李兰。主要任务是广泛发动各界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到武汉沦陷前夕。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党当局禁止抗日，抗日救亡运动为非法，故救国会主要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救国会首先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当时重庆主要的两家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作为宣传抗日救亡以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后来，救国会所掌握的舆论阵地还逐渐扩大到《齐报》、《人力周报》、《春云》等报刊。救国会还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会、读书会，要求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

1936年7月12日至8月16日，重庆救国会以《商务周报·副刊》（别名《山付》）名义，开办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参加学习的学员有90多人。讲习班只有少量推行新文字的课程，主要是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员选择革命的道路。通过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讲习班结束后还吸收了20多人参加救国会，成为救亡运动的骨干。

1936年8月，日本力图把侵略势力伸进四川，妄想在既无日侨、又非通商口岸的成都设立领事馆。全国人民尤其是四川人民坚决反对，成都和重庆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在蓉设领的斗争。重庆于8月18日在国民党巴县县党部召开了“重庆市江巴各界民众反对日本非法在蓉设领大会”，大会决定分六个组分头向党、政、军当局请愿，并组织60个宣传队到郊区工厂、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蒋介石和刘湘都想利用这场斗争削弱对方，都派出了自己的部属参加这个机构。救国会也通过陶敬之以记者身份，带领“职救”骨干赵湘植和杨帆，参加了这个机构的工作。日本人岩井英一抵渝之时，救国会曾打算组织游行示威，但没有成功。救国会随后广泛发动了“学救”、“职救”成员参加并领导了一部分宣传队大张旗鼓地到各地开展宣传。重庆各界民众的宣传、演出活动，积极配合成都人民的斗争，最终迫使日本放弃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计划。

1936年10月，文学巨匠鲁迅逝世，噩耗传来，人们悲痛万分。而国民党当局却力图缩小鲁迅的影响，只准宣传他的前半生。救国会决定通过悼念鲁迅着重宣传抗日救亡，并且以鲁迅为旗帜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于是，《商务日报·副刊》从10月24日至29日，连续六天刊出了《追悼鲁迅先生专刊》。漆鲁鱼针对国民党贬斥鲁迅先生后半生的谬论，写了《鲁迅先生思想考察》，着重颂扬鲁迅的后半生，但文章随即被新闻检查所“免登”。随后，救国会决定联络文化界召开追悼会，进一步扩大鲁迅的影响，并筹建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救国会争取了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等为发起人。鲁迅先生追悼会于11月1日在市商会礼堂召开，参加者有报刊编辑、记者、工商界人士、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等共300余人。为争取合法，由温少鹤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参加，被推为大会主席。漆鲁鱼在会上讲了话，热情地赞扬了鲁迅战斗的一生，号召大家要以鲁迅反抗黑暗势力的大无畏精神为榜样，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

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20余人郑重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职救”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也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三天就募得8000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款。救国会成员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势图》，在全市出售、宣传，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这次援绥活动，对抗日军队是有力的声援，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

此外，重庆救国会还举行了抗议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救济四川旱灾募捐等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救国会充分调动了重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为七七事变后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之后，重庆民众反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1937年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救国会举行了歌咏大游行，参加者达3000多人；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纪念日，救国会组织14个青年团体，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和火炬游行，轰动了整个山城。1937年至1938年间，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最为频繁，救国会下属的各个演剧队，以及陆续从外地来渝的戏剧团体共20多个，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约举行了大型戏剧公演70多场，演出剧目50多个，集中揭露日寇的野蛮罪行和讴歌中华民族的反日爱国斗争，观众达数十万人。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的救亡团体不仅活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茶楼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且深入到农村的田坝；不仅活跃在山城的城区和郊区，而且远征到重庆的东西南北，如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救国会还将宣传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学生和职员，而是深入到兵工厂的工人、川军的士兵、工商界上层人士，乃至华侨巨商。如1937年11月，以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组织了170多人参加的宣传队到磁器口地区的兵工厂宣传，演出抗日戏剧，高唱抗日歌曲，在街头讲演。1937年秋，华侨巨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组织“虎标永安堂抗日宣传队”，救国会骨干应邀参加了该宣传队，到下川东六七个县宣传演出，沿途深受群众欢迎。1938年6月，川军第六十七军奔赴抗日前线，救国会组织了“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军到鄂东平原向部队和沿途群众宣传、演出，并在六十七军举办了学兵训练班，在学兵中培养了一批抗日宣传积极分子。此外，救国会还举办了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并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定期参加演讲会，各种形式紧密结合，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

在救国会组织开展的救亡运动中，漆鲁鱼等中共党员十分注意将抗日救亡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在救国会成立前后，文化界和学生中的进步青年，通过外地的个别党员和国外进步刊物，获得了中共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改决议》）、《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互相传阅，并翻印散发。宋庆龄响应我党《八一宣言》，呼吁停上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和斯诺著作《中国的新西北》等进步书刊，在进步青年中传播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1936年7月，救国会组织了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以推行新文字的名义，实际上主要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并传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规律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随后的西安事变、武汉沦陷前后，救国会都及时的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言论”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情况，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在救国会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渴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救国会从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就先后输送了1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救国会还积极组织骨干力量学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大纲》等基础知识读物，同时经常宣讲党的基本知识和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因此，使抗日骨干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而且接受了马列主义，许多人初步具备了党员的条件，这就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作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1937年10月，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12月，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救国会骨干中发展党员。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正式成立，在党的组织大发展中，救国会成员是发展的主要对象。到1938年底，救国会的成员大部分都入了党，成为党的各级组织的骨干。

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这使得大后方的重镇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同时，重庆救国会还大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发展组织，这就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何应钦：《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