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社会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地处西南的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伸入。他们输入商品，建立工厂，强辟租界，进行文化渗透，控制经济命脉，激起了重庆人民的强烈反抗。从那时起，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荣革命传统的重庆人民就开始了英勇的反帝斗争。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重庆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掀起了新的反帝斗争高潮。

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的召开与群众反日浪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这一消息传到重庆之后，激起重庆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9月28日，重庆各界群众二万多人在夫子池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并宣布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大会还发表了宣言和通电，提出了：请国民党当局立即对日宣战；永远对日经济绝交；各方一致通电息争对外；请四川各军抽调部队10万克期出川；全国民众从即日起，绝不再购日货；电慰东三省受难同胞；全川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等多项主张。

随后，重庆各行业的工人们联合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反日大罢工，其中又新丝厂的罢工斗争最为激烈，规模和影响也最大。又新丝厂位于重庆王家沱日租界内，约有工人800余名，名为中日合办，实际上是日方控制。又新丝厂工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反抗情绪一直很高涨。1931年10月11日，又新丝厂工人在中共党组织的暗中策划下，发起全体罢工，提出了多项反日和改善工作待遇的要求。罢工持续了一天半时间，最后在厂方全部答应工人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之后工人们才陆续复工。又新丝厂的罢工斗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重庆反日运动的杠杆”和“四川反日运动的新潮”[1]，它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重庆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推动着重庆地区反日浪潮的迅猛发展。重庆煤业工会随后也停止向日本船只供给燃料，码头工人拒绝搬运日货。市民也纷纷起来抵制日货，组织日货检查队，一旦搜出日货，即行销毁。四川各地也先后举行了反日大会，成立了反日组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进犯。重庆各界纷纷开展活动，声援第十九路军。2月，重庆成立了“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及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战，开赴抗日前线。3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了“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确定了三条请愿方针：督促刘督办确定出兵日期；如不出兵即守候辕门不去；上项方式如不生效，即罢工罢市罢课，抗捐抗税，以促当局之觉醒。会后，群众数万人到二十一军军部请愿，敦促刘湘率军出川抗日。游行群众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界民众联合起来，一致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刘督办决定出兵日期！”、“不达目的，誓不中止！”等口号，情绪异常激昂。刘湘不得不亲自接见群众代表，并宣称：“已决定派兵四万由王陵基率领出川，其余已预备出发”。此后，重庆人民还开展了献金运动，各团体和市民为支援上海抗日将士慷慨解囊，大批捐款源源汇至前方。重庆各界还举行了“四川各界民众追悼淞沪抗日殉国将土大会”，除有工农商学等界群众六万余人到会外，还有罗汉寺的方丈和僧徒出于爱国热情，“自动到会”、“超度亡灵”，尤为难能可贵。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企图将华北五省分裂出去。这使得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祸，但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这一消息传到重庆之后，重庆各界群情振奋，多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刘湘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刘湘等川军将领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虽高唱出兵抗日”，却仍然“刻刻以省内权利为念”，并“借抗日题目，扩军筹款”，对于人民群众的抗战呼声则采取压制政策，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也转入低潮。

二、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的斗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重庆被开辟为商埠，日本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1901年9月24日，日本政府根据《马关条约》关于开放重庆为商埠的规定，逼迫清王朝川东兵备道与日本驻重庆领事山畸桂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22条，租借重庆南岸王家沱建立日租界，租期30年。在租界内，日本侵略者“大胆建筑市街，设置巡捕，添造堆栈、码头，创办学校、工厂，并派遣兵船游弋江面，长驻保护，俨然一个四川内地的小日本国……不惟中国官厅不敢侵越它的权限，而且界内华人，反受它的支配及侮辱。”[2]此外，按条约规定，王家沱租界内禁止携带武器，但是日本人却“常带武器横行街市，白昼抢劫，毒打华人……日水兵目无法纪，狂醉裸体，窜扰四乡，估奸估抢，时有所闻。”[3]对此，广大重庆人民早已义愤填膺。

1928年，重庆人民群众就组织了“反帝大同盟”，要求收回租界，归我国官厅管理。该同盟同时成立了反日特组委员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罢工组织委员会等组织，制订了仇货限制条例、惩治奸民规则，积极开展限制购销日货活动，还成立了由工人、学生组成的纠察队，保证相关规定的贯彻执行。1929年9月23日，由重庆市总工会、重庆记者协会等团体发起成立了“重庆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继续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1931年9月24日正是王家沦租界租期30年届满之时，成都、重庆各界民众组织了“四川各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沦日租界运动大会”，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举行示威游行，工人罢工、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他们高呼：“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收回王家沱租界！”“日本强租王家沱，是侵占中国的领土！”“收回王家沱，是力争中国主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之后，“四川各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运动大会”和“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联合组成“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自动收回王家沱租界特组委员会”，发布《靠民众书》和《告租界内本国民众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号召四川和重庆人民奋勇斗争，收回王家沱租界。《告民众书》严正指出：“日本人在王家沱地方，不仅恶佃欺主，藐视国权，而且凌辱华人，坐享权利。种种不法，在此30年内我们已经受够了。今年9月24日，30年租期已满，我们的政府软弱，是不可靠，难道我们民众还能听其占据王家沱，继续支配及侮辱我们吗？望大家起来一致的奋斗，自动收回”。[4]

重庆人民除了组织各种群众集会之外，还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实行对日租界进行经济封锁。10月2日，一艘满载日本海带和墨鱼的驳船驶抵重庆港，广大人民群众闻讯后，立即拥到码头去堵截，不准日货上岸。由于风大浪急，这艘日本货船不久就沉没于长江之中。在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举行了罢工罢市的斗争。各家各户都悬挂起中国国旗，门上贴出了反日标语，不售给侨渝日人和日军舰人员的煤、水及蔬菜等食物，从而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困境，狼狈不堪。

在重庆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日本侵略者被迫归还了王家沱租界。《新蜀报》刊登《驻渝日领准备下旗回国》的通讯记载：“日本驻渝领事清野长大郎，因本市民众不与该国人合作，为其做工者全体罢工，与其间有关系者完全停止往来，前日虽已由其驻宜昌兵舰载大批食物燃料来渝，及我政府设法维护，但因孤军深入，终难持久。同时，又鉴于本市反日空气愈趋愈烈，深恐长此恋战，生机断绝。乃电该国政府请示，以便决定日侨回国办法。现闻该领事已得到复电，准于短期内商同驻渝兵舰，保护回国，领事馆亦暂停办公”。又讯：“清野已决于本月15日，携同成渝侨民乘‘长阳丸’回国，所有领事馆及日侨房屋器具，均交同此间当局保管。”[5]

10月22 日，日本驻渝领事清野长大郎慑于重庆民众的反日怒潮，率领侨商及日舰两艘撤离重庆。24日，刘湘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重庆人民收回王家沱租界斗争的胜利，给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重庆人民的抗日斗志。

三、地方实力派立场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重庆地区也先后爆发了多次抗日救亡运动，各界群众纷纷联合起来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抗日怒潮，重庆各界人民再次举行各种集会活动，强烈要求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

川军爱国将领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动请缨，要求出川抗日。早在1931年10月，川军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就通电表示“愿率全军共赴国难”，“任何牺牲，均所不计”；次年3月4日，二十四军开办的第八期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两千余人自动决议，呈请将该校编为敢死队，“赴最前线与暴日作殊死战，并同时绝食早餐一次，以资警觉川中当局，速送师赴难，以救燃眉”；3月10日，驻温江的第二十八军七师三混成旅一团二营全体士兵派代表向上级递交请愿书，请求出川，以赴国难……社会各界以及川军内部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呼声，深深的触动了以刘湘为代表的川康地方实力派。

此时，川康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红军已全部北上到达陕北，同川康地区各派军阀势力没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但是，蒋介石却借“援助剿赤”之机，先后派遣参谋团以及别动队入川，采取各种手段向四川全面渗透，企图分化瓦解川军，从而彻底剪灭四川地方实力派，逐步使四川完全实现“中央化”，这使得川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刘湘、刘文辉、邓锡候等都有了岌岌可危之感。在这种形势下，团结抗日既是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也成了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免遭吞并的唯一途径。此外，为了应对蒋介石不断加强的控制政策，刘湘等川康地方实力派不得不考虑同反蒋势力联合。在抗日反蒋各派政治势力中，最有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刘文辉就曾说过：“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断压迫下，……，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跨的跨、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介石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之外，找不到其它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6]

中共方面鉴于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从团结抗战的角度出发，对于川康地方实力派也积极的开展了统战工作，并以当时兼掌四川军政大权、掌握军队最多、影响最大的刘湘作为工作的重点。在30年代初，中共就通过冯玉祥的推荐秘密派遣了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予、李荫枫等人进入刘湘集团开展工作。刘湘对他们非常器重和信任，郭秉毅、汪导予、李荫枫都被聘为顾问和军官教导总队的政治教官，并参加了刘部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郭秉毅还担任了武德励进会的副秘书长一职。郭秉毅等人直接为刘湘出谋划策，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策动川军抗战，对刘湘及其武德励进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6年，中共驻桂林代表还与广西的李宗仁以及刘湘的代表张斯可签订过“红、桂、川军事协定”，协定如果蒋介石继续简直其内战政策，就联合起来反蒋。随后，刘湘同延安的联系更加紧密，双方往来频繁，叶雨苍、王干青都曾作为刘湘的代表，前往延安商谈双方合作事宜。

中共中央上海局也曾多次派人做川军的工作，先后派遣入川的有吕寒潭、吕一峰、蔡翼公、张曙时、黄子谷等人。最初，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配合红军在四川的活动。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要求。此时，四川党组织工作的重点也转到发动各阶层人士抗战上来。1936年，中共四川党组织就先后发展了王伯杰、黄品三、钟汝为以及川军中的甘树人、潘扫尘等刘湘集团的上层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川军中积极宣传中共的政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刘湘政治态度的转变。

1935年，在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和对日政策而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上，刘湘“大声疾呼，主张‘集中人才，精诚团结，解放言沦，发扬民气’；且对‘国家人才之受摧残，即元气之受损伤’痛切言之。此已可表明他内心确有转变，至其措词不能不相当之含蓄，在当时之有不得以之苦衷，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7]随后，刘湘对于四川境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采取了一定开放政策，曾指派专人“经常与群众团体接洽”。群众运动中有需要地方势力支持的，他也想办法通过相关渠道加以解决，如他每月就补贴《建设晚报》[8]400元，帮助救亡群众救亡团体100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会、结社、抗日救亡运动等，他也未作更多的干涉。对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种种“反共、防共政策”，刘湘也进行了抵制，多次拒绝执行了省党部要求的解散救亡团体、查封进步刊物乃至逮捕中共党员的命令，这为中共党组织在四川境内的活动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刘湘政治态度的转变，是中共上层统战工作的成就，也是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在川军中产生积极影响的具体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方面和平解西安事变的政策方针，对于刘湘等川康地方实力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湘就深有感触的说：“共产党真是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并有当家作主的风度，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9]至此，川康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以及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加之中共统战工作的推动，政治态度逐渐转变。

[1]《红旗周报》，第33期，第29页。

[2]《新蜀报》，1931年10月21日。

[3]《新蜀报》，1931年10月21日。

[4]《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重庆卷》，第45页。

[5]《新蜀报》，1931年10月14日。

[6] 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7] 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8]《建设晚报》创刊于1937年1月，王伯杰任社长、钟汝为任总编辑、甘树人任总主笔、谢元亮等担任编辑，成员大多数为中共党员。

[9]《中央盟讯》，1987年第8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