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重庆被辟为商埠后，初步形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以来，虽然军阀残酷统治、政局动荡不安，但重庆的城市经济还是在缓慢增长。

一、城市工场手工业的新发展

火柴业是重庆最早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重庆火柴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 1936年，全川有34家火柴厂，其中15家在重庆地区，占44.11%；创办资本重庆为15.69万元，占四川的34.67%；年产量重庆为2.72万箱，占四川的58.31%；工人重庆为3,637人，占四川的55.28%。[1]

棉织业是重庆的传统工业。在19世纪30年代初，规模较大的是“裕华织布厂”，该厂具有年产布数万匹、毛巾、袜子数万打的生产能力。还有试验用电力织布的“三峡染织厂”。该厂1928年开办，资本5万元，拥有30架铁制手织机，20架木织机。每月出产布匹品种在10种以上，产量总共约700至800匹。到1933年，重庆棉织业非常兴旺，各种棉织工厂达100家以上，其中铁轮机增至2,000台。主要生产各色花布、市布、呢布，以及毛巾、袜子等。全市年产量达100万匹以上，产值增至500万元。不过这些工厂多数还是手工工场，工人不多，人数一般在数人至数十人之间；生产能力也很有限，一般年产布数百匹，多者不过3000匹，生产的品种也比较单一。由于这一原因加上洋货倾销，兵匪滋扰和捐税的繁重，以及经营管理和技术等问题，使得重庆棉织业迅速衰落。到抗战前夕，库存积压、产量降到了年产布40万匹左右。

由于国际市场对猪鬃的需求，猪鬃成为了重庆出口的重要商品。猪鬃加工业也是重庆重要的手工业。猪鬃加工，不需机械主要靠手工操作，所需资本不多。因此，许多老字号都投资洗房，加工猪鬃。民国以后，猪鬃业务良好，洗房进一步增加。19世纪20年带初，已达60余家，古青记、永昌渝、丰泰等华资洗房已居主导地位。

重庆的煤矿业始与清末，创建较早的煤矿公司如四合公司和江合煤矿公司。江合公司矿址在江北县，该公司拥有四个分厂。民国初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更名为益泰煤矿公司。民国成立后，煤矿开采业进一步发展。1912年，全济煤矿公司开办；1923年，江北县境内又成立了三才生煤矿公司，资本20万元；1928年，北碚境内成立了宝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了5个煤矿，资本30万元，遂川煤矿公司，资本3万元等。由于这些公司基本上采用旧法开采，技术落后，产量较低，而且浅层煤层采掘殆尽后，生产呈现了萎缩状态。直到30年代中期，一批使用机械开采的厂家出项，情况才有所好转。

重庆传统的冶铁业较为有名，尤其在巴县、江北、等地较为发达。民国初年，江北、巴县等地有冶铁作坊20余家。不过这些作坊基本都是沿用的传统技术，所炼钢铁质量都较差，只能用与制造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具。

1906年创办的鹿蒿玻璃厂是重庆第一家使用现代技术设备的生产日用玻璃和美术玻璃的工厂。在此之前，重庆已有10余家手工工场用土法生产普通玻璃。民国以来，从1911年到1931年的20年里，重庆又有12家新式玻璃厂建立。其中华洋玻璃厂较为著名，能生产灯罩，花瓶，酒瓶等。以鹿蒿厂为代表的玻璃厂的兴建，抵制了部分外国玻璃制品对重庆的进口，而且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重庆，乃至四川玻璃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条件。

由于刘湘二十一军在军事上的需要，以及重庆城市人口的增加，对面粉的需求大幅增长，刺激了重庆面粉业的发展。1925年，天津人单松年创建了重庆第一家面粉厂——新丰面粉厂。后又有先农面粉厂和岁丰面粉厂分别在江北和南岸创建。1934年，新丰面粉厂经营不善，鲜伯良接手更名为复兴面粉厂，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抗战前，重庆面粉工业有较大发展。各厂家生产的面粉不但能基本满足重庆的需要，还行销其他县市。

民国以前，重庆手工造纸业水平很低。1914年前后，开始有小厂开始制造元边纸、二元纸。30年代中期，制纸业达兴盛时期，仅城内就曾有数百家纸厂。至抗战前夕，由于市场疲软，规模缩小，仅余61家。民国建立以后，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兴起，印刷业在重庆也发展起来。到30年代，社会相对稳定，城内已有12家较大的用现代方式经营的印书馆或印刷局和100余家石印小厂。其中德新、渝商和新民三厂被称为“三巨头”，可以印刷各种书刊和商业广告。

重庆的制皂业是在“洋碱”的进入后，在其刺激下开始出现的。1907年重庆商人开办了祥合肥皂厂，年产洗衣皂4600箱。到20世纪30年代，重庆出现了一批肥皂厂家。较大的有广利、乐山、光华、光明、同兴等6家。其中“乐山肥皂厂”较为有名。该厂资本5万元，年产洗衣皂40万块，洗脸皂1.2万块，产值5.2万元，产品行销四川全省。

制革业在民国以后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四川连年战争不断，大量军用革制品的需求，刺激了重庆制革业的发展。1916年，第一批中华、复兴两厂建立。1921年，第一家机器制革厂——求新制革厂建立。资本10万元，用机械制造鞋帮皮和红白药皮，年贸易额25万元。进入30年代以后，制革业有了较大发展。1930—1935年开办了10家。到抗战前夕，重庆已有机器制革厂16家，总资本在20万元以上，年贸易额在100万元左右[2]。

二、新兴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

自开埠以来，由于其便利的水运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庆都作为西南的商业中心而存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比较缓慢，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新兴的机器生产在重庆许多行业中都出现了。

缫丝业是重庆最早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行业。重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蜀眉厂建于1908年。厂址设在南岸界石乡，采用日本进口的蒸汽缫丝机。到清末民初，诚成丝厂、旭东丝厂以及日商开办的又新丝厂相继开办。这些丝厂基本都采用日本丝车和机械动力，这对推动重庆缫丝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战爆发后，重庆丝业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到1921年底重庆市内采用机器生产的新式丝厂10家，雇工3000人，重庆成为了四川省主要的机器缫丝基地。[3]20年代后重庆缫丝业继续发展，虽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丝在国际市场受到日本丝冲击，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在抗战前夕，重庆仍然有10余家丝厂，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大华生丝公司。它由重庆的同孚丝厂、善顺丝厂、丽华丝厂、大江丝厂以及南充、乐山等地的11家丝厂联合、合并组成。除此而外，于1937年5月在巴县成立的四川丝业公司第一制丝厂，也是当时规模较大的缫丝企业。拥有资本300万，以及缫丝车552部、扬返车360台，年产生丝1200担，雇工达到了1304人。[4]

重庆最早的近代炼钢企业是因军工需要，由当时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在1919年发起创办于磁器口的重庆炼钢厂。1920年，从美国购置炼钢炉以及发电机、锅炉等各种机器设备。1923年开始建厂，因政局动荡和技术问题等原因筹建工作几乎停顿。直到1934年4月，刘湘决定成立重庆炼钢厂筹备委员会，任命杨吉晖为委员长，继续筹建。1936年底才告完成，1937年1月正式投产。这是西南地区兴建的第一个近代炼钢企业。另外，1934年官商合办的华联钢铁厂创建，厂址设在大溪沟，拥有电炉、汽锤、淬火机、烘模炉、化铁炉等设备。1936年安装完毕后由于技术问题未能正式投产。不过由于前期的投资以及在彭水、涪陵、巴县等地建立的铁厂等为后来建立大后方的重工业“中国兴业公司”奠定了基础。[5]

由于重庆钢铁工业起步较晚且基础薄弱，因此重庆的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重庆商会统计1933年重庆有大小机器厂（社、店）41家，其中工人在20人以上的仅10家，不到25%其余多为几人的小店。[6]实际上，从30年代初到抗战前夕，在重庆能真正称得上现代意义的机器制造企业只有民生机器厂和华西机器厂。1928年，卢作孚在江北青草坝创建了民生机器厂。开始这只是一家以修理轮船为主要业务的企业，资本2万元，工人10余人。到1935年资本达到30万元，职工273人，各种机器设备86台，这是战前规模较大的民营机器厂。[7]华兴机器厂是由华西兴业公司开设的官商合办的企业。1934年，华兴机器厂建成投产，有各种机器100台，工人700余人，这是抗战前整个重庆最大的机器厂。除此而外，在抗战前，重庆还有其他机械制造厂六七十家。尽管重庆的机器业比起上海这些较发达的地区基础任很薄弱，但在四川，则居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同时期四川的其它地区一共才有6家小厂。

电力工业在重庆较早就出现了。1905年，绅商刘沛膏、赵资生、李觐枫等创办的“烛川电灯公司”，不过只有10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一部，发电量小，仅供电厂附近少数住户及上半城几家大商店照明之用。后虽然该电厂有所扩大，购置了40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一部，线路也延伸到上半城的一些街道，但不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以及军阀的无偿用电而导致该公司发展日趋停滞。1926年后，刘湘控制重庆，采取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市面渐趋稳定，工商业也渐趋繁荣，对电力需求日益强烈。1932年重庆市政府对该公司财产予于收购并接收了其供电的专利权。1933年，刘湘指令市政府成立“重庆电力厂筹备处”，任命重庆市长潘文华兼任处长，刘航琛为副处长，负责具体筹措建设。1934年夏，新厂建成。7月，正式投产发电。1935年1月1日，正式定为商办，名为“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200万元。新建电厂设在市内大溪沟，发电能力为3000千瓦。从投产到1935年底，发电总量达到了6093700度，比起过去烛川公司的发电量提高了20倍左右。[8]

水泥工业的兴建。1933年，“二刘”之战结束，建设之事提上日程，各方对水泥的需要大增。刘湘为增加地方实力，对建水泥厂也表示十分支持。在宁芷邨、胡子昂等人积极运作下很快筹集到了股本。该厂定名为四川水泥厂，总资本为200万元，为官商合办。厂址选在南岸玛瑙溪，因其水运方便，地面开阔。1935年10月筹备兴建，1937年4月建成生产。吴受彤为董事长，宁芷邨为总经理。所有机器设备均为丹麦进口，工人250人，月产水泥1万余桶，年生产能力为4.5万吨。[9]这是四川第一家水泥厂。该厂建成投产以后，不但基上满足了当时重庆对水泥的需要，还在后来抗战时期陪都建设及交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桐油是四川出口商品的大宗，重庆、万县为主要起运口岸。不过在1928年之前，重庆的13家桐油厂都为生产初级产品的工场而已。1928年施美洋行在江北建立新式炼油厂，将各地运来的桐油用机器加工精炼以后，再行出口。重庆的煤油提炼始于1933年。重庆陆续兴建了9家提炼煤油的炼油厂，煤油供重庆及川东南各县照明之用，每月产值约10万余元。1935年，重庆惟一的一家生产酸类的工厂——广益化工厂创办，该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100吨，硝酸5吨，盐酸5吨[10]。1935年5月，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将在上海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天利氯气厂迁来重庆江北，这是重庆较早的现代化工企业。

三、交通运输业的长足发展

重庆地处两江交汇，航运交通颇为发达。不过在清末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重庆航运主要还是依靠木船为主要交通工具。在川江航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1908年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的成立和1909年它的第一艘商轮“蜀通”号的试航成功。1910年4月，该轮在重庆与宜昌间正式投入运营，一年后就赢利4.7万余两。[11]

由于“蜀通”轮的成功，极大的鼓舞了重庆商界投资航运的热情。从辛亥革命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川江航运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1913年，川江铁路公司决定以路款投资航业，成立了川路轮船公司，向上海求新船厂订购了两艘浅水轮船，取名“大川”，“利川”号，1914年，投入川江营运。重庆商界在这一年也纷纷投资航运业，川江轮船公司改组后，由李觐枫任经理，投资20万两，向英国订购一艘新轮“蜀亨”号也投入川江营运。同年，瑞庆公司的“庆余”轮投入运营。1914年是川江航运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轮船运输量是由1913年的5096吨增加到了25,447吨，是1913年的近5倍。1916年川路轮船公司又购买“巨川”、“济川”两轮。1919年，华商轮船“洪福”、“洪江”号也投入川江运输。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外轮航行于川江，但华轮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的轮船重新闯入川江。重庆轮船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了。再加上这时的四川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中。商船或被拉兵差，运兵粮，或遭土匪抢劫，不能自保，不少华轮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挂旗费”，改悬外国旗，以求庇护。1921年间，华资航运企业6家，有10艘轮船，无一不悬挂外国旗帜。这给外轮以极好的机会，他们趁机高抬运价，垄断营运，独占川江。从1921年起，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白理洋行、亚细亚洋行，美国捷江公司、花旗洋行、日本日清汽船公社、天华公司、德国德太洋行、法国夹江轮船公司，聚福洋行纷纷进入重庆，经营川江轮船运输，形成了外轮独霸川江航运的局面。

1926年以后，重庆政局相对稳定，特别是1928年下川东之战结束，以重庆、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也出现较为稳定的局面，从而为华轮营运创造了较好的发展条件。1925年10月，卢作孚发起筹建轮船公司。1926年6月，民生公司正式成立，卢作孚为公司总经理。是年7月，由卢作孚募集3.5万元在上海买回70吨小客轮一艘，开始经营嘉陵江下游合川至重庆航线。刘湘掌控重庆后，深知川江航运的重要性，又见民生公司发展顺利，因此对民生公司大力支持：经报国民政府交通部批准，成立了川江航务管理处，以整理川江航运，扩充华轮，任命卢作孚为处长。30年代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外船在长江难以维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宁愿出高于外轮的运费也要坐华轮。民生公司也受到各方面重视。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和该行天津分行经理王毅灵等即赞助民生公司，在上海，发行了100万公司债，购进了美国捷江公司七条船。[12]由于各方面的支持，以及卢作孚在公司上下推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先进的管理体制，加上他本人勤勉的工作，使得员工团结一心，公司业务蒸蒸日上。随着业务增长，民生公司也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合并了川江上游八个轮船公司，渝宜（昌）间九个轮船公司（包括两个外国轮船公司）。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到19182吨，股本350万元，资产1215万元，承担了川江航运70%左右的业务。[13]民生公司成为川江航运界首屈一指的航运大公司。民生公司在抗战爆发后，为抗战紧迫的军事运输，内迁物资的抢运，人口的疏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路建设及汽车运输业的出现，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在20年代初期，公路建设即提上日程，但当时四川正值军阀割据、防区林立，修筑公路往往只能停留在口头上。1926年6月，刘湘独掌重庆，力图统一全川，对修筑成渝公路的渝简（阳）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1927年，刘湘在重庆成立了“渝简马路总局”，以唐式遵为总办，聘请傅友周为会办兼工务处长，李仪祉为工程顾问，修筑渝简马路；并规定沿线各县设马路分局，自筹资金修筑各自境内的马路，巴县段工程为渝简马路总局直接修筑。该路段由牛角沱起，经歌乐山至青木关，入璧山县全长63公里。资金主要来自商会、随粮附征以及城防捐、特业（鸦片）税等。[14]

由于1927年到1932年间爆发数次战争，特别是1931年底开始的“二刘之战”，使得修路一事，一度又陷入停顿。不过，随着刘湘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四川霸主”地位日趋明显，刘湘加快了正式修路的步伐。1932年7月刘湘将“渝简马路总局”改为“成渝路政总局”。9月，二十一军召开建设会议，决定加快川东公路建设，将“成渝路政总局”改为“四川公路总局”，以唐式遵为总办，甘绩镛为会办，加紧了以成渝为中心的四川公路建设。1933年12月，渝简马路修通，与成简马路贯通，改称成渝公路。

蒋介石出于追剿红军、控制四川和西南的目的，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公路建设极其重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开始，即电令四川、贵州、湖南、湖北、陕西五省，推行“公路协剿”，限期半年内修成五省之间的联络公路。1935年，参谋团入川，逐步打破了防区，川政渐归统一，公路建设成为首要的建设项目。1935年于重庆海棠溪成立川黔路工程处，以申以庄为负责人，罗竞中为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除了组织数万民工参加修筑外，蒋介石还命令郝梦麟的第九军第五十四师以及上官云湘驻海棠溪部分官兵参与筑路。该路从1935年3月3日动工，同年6月20日全线竣工，全长176公里，共用款97万法币。[15]

1936年8月，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后，成立了重庆行营川黔二省公路监理处，以曾养甫、胡嘉诏为正副处长，负全面规划、指导督促之责，具体修路事宜由四川公路总局实施。中央政府拨1935、1936两年善后公债1500万元作为修路专款。1935年底，川湘公路即已开始施工。11月完成川湘公路重庆、綦江到川湘交界处茶洞一线695公路线路的勘测任务。11月23日綦江段开工。到1937年1月15日，川湘公路全线通车。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略公路。东部人员、物资的西迁，相当大一部分靠了这条公路运输。

重庆汽车运输始于1929年的市内公共汽车。随着成渝路的逐段通车，汽车运输日渐增多。1930年5月24日，重庆汽车业同业公会成立，参加大会即有车行32家。同年，重庆女子汽车公司成立，1931年、1932年，璧山县汽车公司、民营巴县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成立。经营重庆到璧山、重庆到青木关的客运业务。1932年，铜梁、大足、合川整合区间交通，实行跨县联运。1933年卢作孚、何北衡集资成立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公司经营跨县段客运业务。重庆公路货运迟于客运。1934年3月27日，成渝路长途汽车营业管理处与成都运输转运行订立运货合约，成渝两地才开始公路货运。接着发起组织成渝转运公司，购车八辆，专运成渝各种物资。随后市内陆续出现民营货车。到1935年初，重庆有货车12辆，占全川货车的48%。[16]

四川人民对铁路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为争川汉铁路路权，1911年爆发了保路运动。1914年，政府拟修钦（广东钦州）渝铁路，计划从广东钦州出发经广西南宁、白色到云南、四川宜宾，直达重庆。不过当时军阀割据，这一计划不可能实行。刘湘盘踞重庆后，曾多次呈请国民政府拨款修筑川汉铁路。1936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特准组织“川黔铁路特许股份有限公司”，先行修筑成渝线及内江至自流井支线。股本总额定为2000万元。1937年春正式开工，预定2年半竣工。后因抗战爆发，各种器材来源断绝，仅修成渝永（川）段部分工程。

重庆的民用航空业始于1931年。是年10月，中国航空公司开辟汉口至重庆航线。1933年6月，中航公司又开辟重庆至成都航线。1935年4月，中航公司开通重庆至昆明航线。随着多条航线的开辟，重庆原有的简易的珊瑚坝机场已经不能适应航空需求。1936年3月，中航公司派员赴九龙坡勘察。7月，动工修筑九龙坡机场。于是，重庆有了广阳坝（主要为军用）、珊瑚坝、九龙坡三个机场。机场的修建，航线的开通，使重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大大加强，也促进了重庆的经济的发展。

[1]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1页。

[2] 张瑾：《权利、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3]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页。

[4] 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17页。

[5]《重庆工商史料》第5辑，第39页。

[6] 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7] 转自张瑾：《权利、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8]《重庆工商史料》第2辑，第180、181页。

[9] 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0]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510页。

[11] 江天凤：《长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12]《重庆工商史料》第4辑，第61页。

[13] 主要参照刘隆华：《重庆市经济地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凌耀初：《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14]《重庆公路运输志》，科技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5]《重庆市志》，第5卷，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6]《重庆市志》，第5卷，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